书籍 | 《中国哲学简史》
领读 | 飞鸿
中国哲学的背景
各位书友好，我们今天开始进入先秦诸子百家的第一个学派：儒家学派。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便是孔子。对于“儒家”，我们在之前的讨论中有所谈到，广义上的儒家并不只限于从“王官之学”分划出来的一个狭窄的学派，而是所有古代学问的综合。但是我们姑且按着冯友兰先生的划分去理解。
如果从广义的儒家上看，孔子就不仅仅只是一个小学派的代表，而是成为了整个中国文化的代表。孔子的学说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品格，孔子的生命特征也象征着中国文化的生命特征。
儒家学说最核心的一个理念便是“仁”。从汉字的构造来看，“仁”是两个人在一起，这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我们只考虑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那么就不存在那么多复杂的关系，只需要与自然沟通就行了，很多事情的处理反而简单。但是一旦有了两个人，三个人，更多的人在一起，关系就会复杂起来，人性的各种因素就开始相互作用，让这个世界变得非常复杂。每个人都活在一个由人群组成的社会中，逃避不了这种复杂的关系。于是这就自然有了“政治”。
只要有两个人，就必然有“政治”，无论这两个人是父子，还是夫妻，是上下级，还是朋友。。那么处理这样的关系，维持一个合理的秩序，成为农耕文明下家族群体围绕土地聚居最重要的核心问题。
我们很难去下定义什么是“仁”，但是可以看做两个人（或更多的人）相互处理好彼此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以为彼此带来良好的生命状态，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要让双方都有“正能量”。而这种让双发都处于合适的关系位置，激发相互正能量的生命力的处理，就需要懂得“推己及人”，需要懂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需要“正名”，让每一个人在各自合适的位置上，尽好自己的本分。
可见“仁”、“义”、“忠”、“恕”，并不是专属于儒家学派的东西，它其实是一种适合全人类的普世的理念。
我们再考察农耕文明下的家族聚居形式，在这种家族熟人网络关系下，很难用法律的方式去建立秩序，很自然的是用“礼”的方式去建立秩序。六经中的《礼记》（孔子的弟子根据孔子思想所著）即是对“礼”的规定和其本质的阐释。“礼”并不是像“法”一样严苛的约束，“礼”的根本是要对人心起一种引导的作用，让人通过自己的内心反省来完成与人群网络良好相处的方式。在《礼记》中就有著名的《大学》篇，其最核心的理念便是要求君子训练一种“慎独”的能力，以及“推己及人”的心理能力，也叫“絜矩之道”。《礼记》的《中庸》篇更是一种极高明的智慧，要求君子无论思想还是言行，都要达到一种不偏执的状态。这里要强调的是，不偏执的状态并不是保守不进步，而是在进步中不走极端，在进步中发展更加合理。
六经之中最深刻的《易经》第一卦即乾卦，孔子注释乾卦便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先贤并不是极端保守拒绝进步的人，而是鼓励人不断向前，但是这向前进步是需要一种合理的方式或节奏，能从潜龙勿用（乾卦第一爻）发展到飞龙在天（乾卦第五爻），但却要尽量避免亢龙有悔（乾卦第六爻）。
可见，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先哲的智慧是极高明的，这些深刻的道理放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形态都不会过时，值得我们静下心去学习体会。
冯先生讲到孔子的“知命”的内涵和他的心灵修养历程，这部分是了解孔子思想最深刻的地方。孔子“十五志于学”是他生命历程的起点，志向的展开落脚在“学”上，孔子立志学习古代文化，包括“诗书礼乐”。“三十而立”是学到一定阶段后知识的积累，志向趋于坚定，人格得以成型，人生方向开始坚毅。“四十不惑”是在这个阶段对很多现实的问题有了自信的判断，可以从现实和经典中找到合理的方向。
“五十知天命”是非常关键的一步。如果我们读《庄子》的《天下》篇，可以从中知道，庄子把人区分为天人、神人、至人、圣人、君子、普通人。前三种人可以游于方之外，他们是道家中具有出世追求的人要达到的最高状态，倾向于脱离这个现世的生活。而后三种是游于方之内的人。孔子并非不知方外之物，但他却选择要解决方内众生的问题。“圣人”即是方外和方内的一个衔接点。居于这个衔接点的“圣人”既是出世的，又是入世的。而君子尚且没有这个能力。君子仍然是完全处于方内的人。要从君子上达到圣人，“五十知天命”就是最关键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用冯友兰先生的话说，孔子是能够领悟到超越道德的价值。如果我们换一种说法，即在这个“知天命”的阶段，孔子是领悟到了一种出世的境界，这个时候是与耶稣、释迦牟尼那种超脱现世的境界相似的。只有知道“天命”赋予自身的责任和“天命”中不可到达的界限，这才是真正成为了一个完整的人。也就是说，“知天命”有两层含义，一个是知道上天赋予自己的使命，一个是知道无法达到的某些事物的边界。即知道什么事自己要去做，而什么事自己做不到。
这种知道事物“边界”的智慧，在《庄子》那里同样深刻的表达了出来。《庄子.庚桑楚》中有非常经典的一句话：“学者，学其所不能学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辩者，辩其所不能辩也。”单纯学到知识或做事，并不是最难的，难的是懂得知识和做事的“边界”，这才是真正的智慧所在。这也是“知天命”第二层含义极为深刻的地方。
正是在这里，孔子把自己的生命价值定位在方之内，而不到方之外，他主张“未知生，焉知死”，他主张“不鬼力乱神”，主张“过犹不及”……这也是他只让自己上达到“圣人”而不继续上达的“神人”的根本所在。而孔子这样的价值选择，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调，他把在“轴心时代”各大文明哲学突破时普遍具有的强烈的宗教情怀，用“圣人”而化解掉了。孔子对中国文明去除了“神本化”，实现了更加包容和理性的“人本化”。
正是在这里，孔子奠定的中国文化才在某种意义上超越了“两希文明”。
孔子删定的“六经”，也具有更深的内涵，并不只是一种学习文献。六经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其实类似于一种“宪法”，不妨称之为“经学宪法”。无论历朝历代政治经济形式结构如何改变，都以这六经的核心价值观为根本，成为国家机器和普通人民生活的价值依据。这是孔子为中国文明的另一个重要贡献。
对于孔子地位的认识，也许有不同的看法，也许有人会认为孔子只是一个普通人。理性的怀疑精神当然需要，但是彻底的怀疑精神终究让人找不到信仰的归宿。每个民族都需要信仰，或许农耕文明在逐渐退去历史的舞台，但是孔子奠定的价值观是否也是完全过时的，民族的信仰是否也要因之彻底改变？我们需要静下心来，先认真找回过去的东西，带着温情和敬意，认识她，理解她，体悟她，然后才去进一步发展她。了解过去是为了更好的发展未来，这才是两千五百年前的孔子为我们民族留下的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易经.乾卦》《易经.坤卦》（孔子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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