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纸上卧游记》
作者：程雨城
“读书人没有一个是正常的”——在大家判断这是一句蠢话之前，请允许我先把“读书人”这个概念界定一下。我有一个朋友在航空公司搞技术工作，书架上除了专业书之外再无其他。他这辈子只读过唯一的一本闲书，那是一本小说，书名叫做《和空姐同居的日子》。
对这位朋友，我们显然不该把他纳入读书人的范畴。这里所谓的读书人，是指那些始终保持着浓厚的阅读趣味，并把阅读仅仅当做一种趣味的人。阅读对他们而言是毫无功利性的，也就是说，书籍就是目的本身，而不是某种提升或装饰自己的工具。
我承认，读书人的确不正常，而且越读书就越会远离正常。
不正常之一：维持现状陷阱
某商家正在向人们发放礼品。礼品共有两种，巧克力和马克杯，价值大体相当，随机发放，不许挑选。可想而知的是，肯定会有不少偏爱马克杯的人却拿到了巧克力，另一些人则相反。所以，在所有礼品发放结束之后，主办方给了大家一个很贴心的建议：可以随意用手中的礼品去交换另一种礼品。
你们认为，会有多少人做了这种交换呢？
按照概率来说，大约会有一半人交换礼品。但事实是，交换的人还不到十分之一。
这项活动的“幕后黑手”其实是心理学家约翰·哈蒙德，他用这个实验证明了人们维持现状的动机有多么强大。他把这种心理称为“维持现状陷阱”（Status-Quo Trap），并提醒人们注意，一个人面临的选择越多，维持现状的吸引力也就越大。
一个人的手里到底拿着的是马克杯还是巧克力，这个“现状”仅仅是几分钟前才随意形成的罢了，其影响力就已经如此之大，如果换成积年累月形成的“观念”，人们又会作出怎样的选择呢？
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理解一些和读书有关的事情，比如，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会对历史翻案文章深恶痛绝，他们还总是乐于怀疑文章作者到底是何居心。
而读书人的态度则往往平和得很不正常，如果哪个翻案话题足以引起他们的兴趣，他们就会仔细检视文章作者的证据和逻辑，只要检视无误，大脑里的相应部件就会马上作出更新升级；“维持现状陷阱”于他们而言即便不是全然无存，至少所发生的效力要比正常人弱上很多。这些千万年演变下来的“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心理定式，已经成为了人的天性，读书人其实只是在用理性违逆天性罢了。
读书越深入，就越是容易体会到我们的许多知识并不是得之于事实，而是从一些公认的假设当中推演出来的。所以，如果哪一天发现了新的材料，推翻或者修正了原来的假设，那么原来的结论自然也会随之修改。
所以，读书人的心里装着的往往不是一些确定的知识，而只是某种确定的方法论罢了，这就导致他们心里那种不踏实的感觉要比其他人更强。
一个不通文墨的乡下少年会用真诚而笃定的口吻说：“岳飞是我的英雄，我的偶像。”而一个读书人的说法却很可能是这样的：“若现有史料为真，并且基本完善的话，那么岳飞是我的英雄，我的偶像。不过，如果将来有新材料出现，我也会相应地修正我的看法。”
假若现在发起一个投票，问大家在这两个人里喜欢谁、讨厌谁，结果一定毫无悬念。
读书人的说法之所以令人厌恶，因为岳飞已经是我们民族精神的象征了，是一个激励着一代代人的精神符号，即便真有什么新材料出现，搞这种研究又有什么意义呢，难道要把我们的英雄都毁掉不成？
可悲的是，读书人还真就会有这种掷玉毁珠的勇气和焚琴煮鹤的情调，对毫无意义的事情抱以比正常人更多的偏好，而这正是他们的反常之处。
不正常之二：有意义与有意思
一般所谓的“有意义”，时常同义于“有用”，也就是具有功利上的价值。但是，一个读书人往往不大可能同时是一个功利主义者，反之亦然。读书人会有追问的习惯，会把问题逼到证据和逻辑的极限，不经意间就会使好奇心远远压倒了功利性。
现在不妨让我们假设一个情境，如果真的发现了可靠性很高的新材料，或者根据一种崭新的价值观，证明岳飞原来不那么光彩，这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然而通常，新论调的说服力越强，大多数人往往反而越是加固原有的立场。如果主动接受了新的论调，前后不一致的感觉会让人很不舒服，而为了消除这种不舒服的感觉，最常见也是最自然而然的情形就是继续保持原有的一致性。事实上，这就是费斯廷格和卡尔史密斯在1959年提出的经典的认知失谐理论。
两千年前，在汉景帝的朝堂上，两位学者型的大臣就争论着一个看似和时政毫无关系的纯学术问题，即商汤王和周武王到底是好是坏。
商汤王和周武王分别是商、周两代的开国之君，向来被儒家知识分子尊为受命于天的万世楷模，谁能想到这时候会突然有人为之翻案，并且玩的是180度的大逆转呢。
根据《汉书·儒林传》的记载，黄生和辕固在汉景帝面前争执不休，黄生说：“帽子就算再破，也该戴在头上；鞋子就算再新，也只能穿在脚上。所以，夏桀王和商纣王虽然都是暴君，但毕竟是君上；商汤王和周武王就算再怎么圣明，原本都只是这两大暴君的臣子。君上有了错，臣子不但不去劝谏引导，反而造了反，这不就是乱臣贼子吗？”辕固反驳道：“照你这么说，本朝开国皇帝（刘邦）本来是秦朝的臣民，却起兵推翻了秦朝，难道他老人家也是乱臣贼子不成？”
看似一个简单的“纯学术”问题，实则大大关乎世道人心，更关乎刘氏政权的稳定性。汉景帝左右为难，如果支持黄生，就等于承认自家的汉王朝是祖上篡夺来的，其合法性马上就会轰然倒塌；可如果支持辕固，又等于给那些对朝廷心怀不满的人提供了作乱造反的理论依据。
如果展开一场范围更大的讨论，让学者们自己辩出个所以然来，皇帝置身事外，这样好吗？不，所谓理越辩越明，无论最后是否真能辩出个所以然来，显而易见的是，这个辩论的过程只会使正反两方的观点中所包含的危害政权稳定性的毒素越发明朗起来，也越发深入人心。那么，到底应该怎么办才好呢？
不愧是缔造过“文景之治”的一代明君，汉景帝作出了一个高瞻远瞩、影响深远的结论：“吃肉不吃马肝，不算不懂吃；做学问的人不谈‘汤武受命’，不算傻。”
这话如果再解释一下，意思就是，对一位吃遍天下美味的美食家来说，没人会仅仅因为你没吃过马肝就认为你不配称为美食家；同样，对一位学者来说，没人会因为你不谈商汤王、周武王闹革命的事就认为你不配称为学者。意思就是：你们该回家吃饭的回家吃饭，纠缠这种问题有意义吗？
但是，一个读书人的（悄悄地）回答会是：不管它有没有意义，反正很有意思。
意义，是那个作为“功利性”的同义词的“意义”。但是，对于读书人来说，没有意义并不重要，没有结论也不重要，反正他们的心里早已经装满了没有意义、没有结论的东西。
一个不爱读书的人，观点和知识常常是鲜明的、整体的、确定的，一个读书人则恰恰相反，是太多模糊的、散碎的、不确定的，这也正是接下来要谈的读书人的第三个反常之处。
不正常之三：塞加尼克效应
读书人多少会有一点博闻强识，记忆力会被人夸赞。但是，这仅仅是因为他们读书较多的缘故吗？
绝大多数的餐厅服务生都有过这样的感受：即便在非常忙碌的时候，也总是能够很清晰地记得那些尚未结账的账单上的一些细节，但顾客一旦结账离去，账单上的内容很快就被忘得一干二净。
在大约一百年前，格式塔心理学的前辈库尔特·卢因反复琢磨着这个场景，多年后，卢因的弟子塞加尼克做了一个很著名的实验，她给被试者们分配了一些简单的任务，比如解数学题，或者做个简单的手工模型，但她经常打断他们，让他们停下手里的活计，听从某个新的安排。结果可想而知，到了结束的时候，很多任务都不了了之。
几个小时之后——塞加尼克开始让大家回忆方才做过的那些任务，这才有了那个以她的名字命名的所谓塞加尼克效应（Zeigarnik effect）：当一个人着手完成一件事的时候，如果因为中途被打断而导致这件事没能完成，那么比之做完的事情，他对前者的记忆会比后者清晰一倍。
读书也如此，越是资深的读书人，大脑当中未完成的项目也就越多。
比如你读一部先秦时代的古籍，主要版本看完，从古到今所有重要的乃至不太重要的注本、论著也要看完，相关的考古发现要跟进，学刊上的重要论文也要跟进。
而读书每深入一步，增加的问题往往会比解决掉的问题更多，无解的问题也比有解的问题更多，思考总会山穷水尽，于是存疑、存疑，再存疑，许多问题都变成了顾客尚未结清的账单，相关的记忆始终不能闭合，塞加尼克效应也就顺理成章地发生了。
最要命的是，这样的读书方式会浸润出一种非常有害的生活习惯，因为在日常生活当中，更重要的往往是快速处理信息，而不是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追求顶级的信息精确度，所以秀才造反才会三年不成。
对于日常生活而言，脑子里悬而未决的东西太多，这怎么看都不像一件好事，毕竟人类的天性是“完形地”来观察世界的。
设想一个场景：一张纸上画了三根直线，构成了一个近似的，并没有完全闭合的三角形，严格来说这只是三根直线，但绝大多数人都会把它看做一个三角形。三角形没有封闭的部分是我们在自己的心里给它封闭完成的——这就是格式塔心理学所谓的“闭合律”。
“格式塔”是一个德语单词的音译，意思是“完形”。世界就像一张永远也做不完的完形填空试卷，而我们总会不由自主地把那些空格填满，让它完整、通顺而有意义。
催眠师曾做过一个实验，他把被试者成功催眠之后，命令他去打开房间的窗子，被试者完全服从了这个命令。实验结束以后，被试者醒过来，催眠师问他刚才为什么要打开窗子。受试者疑惑了一会儿，很快回答说：“因为觉得房间里太热。”
烦琐、支离而充满不确定的证明，自然比简单明确的结论来得难受，读书人之所以热衷于自讨苦吃，主要取决于他们的第四种反常心态，即逻辑洁癖。
他们对理性的真实倾注了太多的注意力，以至于忽略了感性的真实，这是一个很招人讨厌的毛病；而太多理性无法解决的问题在心里迟迟不能闭合，以至于不能安然舒适笃定的生活，也给他们自己带来了很多的困扰。
不正常之四：逻辑洁癖
古往今来的痴男怨女们始终保留着一句经典台词，“女人都是水性杨花” “男人都不是好东西”。人们对归纳法有着一种近乎狂热的偏爱。
当一个人发出这样的抱怨时，这虽然是理性上的谬误，却不失为感性上的真实，正常人会站在逻辑之外，用一副好人心肠来理解这句话背后的意思——它传达的不是某种“逻辑”，而是某种“情绪”。
但是，有逻辑洁癖的读书人往往缺乏这种好人心肠，他们下意识的反应就是一把抓住这句话里太过明显的逻辑漏洞，尽管这个不够友善的举动也许只是在心里悄悄完成的。
痴男怨女们的确是在以偏赅全，但这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心理，因为正常人往往都是根据个案历史信息而不是统计信息来得出自己的结论的，所以迅速而鲜明。
S.E.泰勒在1982年的《心理学评论》上论证了这样一个观点：当人们既掌握了统计信息，又面对着生动鲜活的个案历史信息时，即便后者的内容与前者相反，人们也往往会依据后者作出判断。
彩票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即便从统计信息上看，小概率事件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但人们还是容易被那些中大奖的个案历史信息激动得意乱神迷。
勒庞先生，这位群体心理学的祖师爷是这样告诉我们的：“我们已经证明，群体是不受推理影响的，他们只能理解那些拼凑起来的观念。因此，那些知道如何影响他们的演说家，总是借助于他们的感情而不是他们的理性。逻辑定律对群体不起作用。让群体相信什么，首先得搞清楚让他们兴奋的感情，并且装出自己也有这种感情的样子，然后以很低级的组合方式，用一些非常著名的暗示性概念去改变他们的看法。”（《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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