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台回复【壁纸】，每天给你一个运动女神 最近因为强制把游泳和毕业挂钩的清华大学身陷舆论风波，天下赞成的人理由都是一样的，不赞成的则各有各的说法，比如领导“意气用事”、比如政策“古板传承”云云，观点丰富多元。反倒是清华围墙里的同学们态度很是一致：你觉得不爽可以别来清华啊！ 清华学生“底气何来”？如果熟悉清华大学的体育史，就能明白，清华大学向来有体育不及格不毕业的传统。 这项传统从民国开始。中国比较文学之父吴宓学生时代一向不擅长体育，跳远总是及格不了，蹲了一年。还因为在严格的体育训练中“微笑”，被记过两次。 和吴宓一样体育战五渣的翻译家梁实秋，体育考试中，各项测试都在及格线上，就是游泳过不去，到了补考时，才在沉入水底的情况下奋力通过。 让这些学贯中西大家们差点毕不了业，出国留学险些泡汤的，就是开创了清华体育史的马约翰。 马约翰当老师那些年，逼得清华学子人人必须早上4点半起床锻炼，在他手下，体育课的重要性堪比专业课，留级、补学分更是家常便饭。体育必须到达一定标准才能毕业的传统，就从马约翰开始。 
马约翰（1882-1966）生于福建省厦门鼓浪屿，三岁丧母，七岁丧父，此后与其兄生活。由于家境困难13岁才入私塾读书，18岁前往上海读中学，22岁考入圣约翰大学（上海教会大学）。在圣约翰大学读书的七年期间，马约翰同时担任学校足球、网球、棒球、田径各项代表队的主力。他精通田径中短跑，多次在校内外竞赛场上获胜。
1905年，他代表中国获“上海万国田径运动会”（境内国人与外侨参加）一英里赛冠军；
1910年，他代表上海赴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运动会，获学校组880码赛跑冠军；
1936年，他出任中国体育代表团总教练，与王正廷共同带领中国队参加了在柏林举行的第十一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
1958年，76岁高龄的他和清华土建系的一位中年教授合作，夺得北京市网球双打冠军，首创76岁老人达到国家一级运动员标准的纪录。
个人的运动成就难说辉煌，让历史铭记的，是他亲手搭建起清华大学的体育教育体系，而他本人，就是一部清华体育史。
马约翰在清华工作了52年，上世纪50年代末，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曾在全校体育干部会上讲过这样一段话：“你们看，马老今年已经76岁了，还是面红身健。我们每个同学要争取毕业后工作五十年。”后来这句话就演变为那句国人熟悉的口号：“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
在一篇名为《我在清华教体育》的随笔中，马约翰记录了他在清华大学的过往。
打倒“东亚病夫”
那时我们有一种气魄，就是不许人家说中国人是“东亚病夫”，要打倒“东亚病夫”。（《我在清华教体育》，下同）
1914年马约翰初到清华时教授化学，期间与当时的校长周诒春谈论体育问题，没有被理会。之后，清华每年要送出一百学生到美国留学，他觉得送出的学生“要像样一点”，不能如同“东亚病夫”。学校这才真正开始考虑体育的问题，除了图书馆、礼堂等学习生活所用的建筑外，体育馆的建设也被提上日程。
从我来说，我主要是考虑到祖国的荣誉问题，怕学生出国受欺侮，被人说成中国人就是弱，就是“东亚病夫”。因此，我常向学生说，你们要好好锻炼身体，要勇敢，不要怕，要有劲，要去干。别人打棒球，踢足球，你也要去打，去踢。他们能玩什么，你们也要能玩什么；不要出去给中国人丢脸，不要人家一推你，你就倒，别人一发狠，你就怕；别人一瞪眼，你就哆嗦。中国学生，在国外念书都是好样的，因此我想到学生在体育方面，也要不落人后。要求大家不仅念书要好，体育也要好；功课要棒，身体也要棒。
他说梁思成很能爬高，爬绳爬得很好，后来到了美国因为运动伤了腰，之后又得了肺病，身体才坏下来。
梁思成：建筑历史学家、建筑教育家、建筑师
梁思成晚年也对后辈笑称：“别看我现在又驼又瘸，当年可是马约翰先生的好学生，有名的足球健将，在全校运动会上得过跳高第一名，单双杠和爬绳的技巧也是呱呱叫的……我非常感谢马约翰。想当年如果没有一个好身体，怎么搞野外调查？在学校中单双杠和爬绳的训练，使我后来在测绘古建筑时，爬梁上柱攀登自如。”
“强迫锻炼“是清华传统
上世纪五十年代，清华“四点半强制锻炼”的传统，就是马约翰的功劳。
当时每天下午四点到五点虽然锁了屋门，但仍有一些学生躲在树底下看书，我就拿着本子东跑西跑，去发现这些学生，但不是去威胁他们，要给他们记过，等等，而是说服他们，要他们好好锻炼，有一个强壮的身体，到外国时不被人讥诮为“东亚病夫”，不给中国人丢脸。
学生们大都接受马约翰的劝告，放下书本投身运动，但效果仍旧不理想。对于学生，最大的动力也是最大的压力，“五项测试”不通过，就不能出洋（1911至1928年，清华正式名称为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学生12－14岁入学，学制8年）。这也是今天清华新推出政策的源头。
“五项测验”指：一、百码快跑；二、跳高或急走跳远；三、攀绳；四、横杠翻越；五、游泳。
及格标准分别为：百码十四秒、跳高两尺六寸、跳远六尺、掷铁球一丈四尺、双手爬绳一丈二尺、自由式游泳二十码。这对一些不谙运动的学生而言都是严苛的挑战。
这些测验在校学习八年期间必须通过，测验的时间由学生自己选择。当时确实有学生因为体育不及格，而不能按时留洋。
如吴宓，跳远跳了十一英尺多，要跳十二英尺才能及格，他就被我扣了半年，通过后才出洋的。
吴宓是中国现代著名西洋文学家、国学大师、诗人，被称为中国比较文学之父。1911年进入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体育对他来说从来就不是强项。他在1911年8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
“为余体魄素弱，幼而病发，宏道则数年已勉强混过，以后于体育一道恐不免大为作难，令人忧虑不释也。”
当时清华要求学生修习体操，每日下午皆须至操场运动一小时。修习的体操分为两种，一种是哑铃体操，每天早晨七点至七点三十分；另一种是兵式执枪体操，每周的一、三、五、日下午四点至五点举行，每年有两次运动会，以此与他校竞技，日常训练极为严格，稍不符标准就会遭到记过处分，吴宓就因为“微笑”被记过二次，其在日记中表达不满，还数次批评校方重视体操是怠荒功课、本末倒置。如果晨间体操因雨雪暂停，吴宓常感“幸灾乐祸”。
虽然不擅长体育，但吴宓有坚持的精神，成功的人士大抵都是如此。1915年10月23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午后拍球。余近日每夕必拍球。每晨毕早起，跑一匝，冀体力略可进步云。”两日后又重提此事，期许拍球习惯不要间断。
后来学贯中西的大学者萧公权较吴宓晚几年进入清华大学，他回忆在清华的日子，每天早晨学生们须先到操场集合做十五分钟的体操，如遇雷雨天便改在体育馆进行，而后上课。
下午四点至五点，图书馆、宿舍、教室统统关闭，强迫学生们在户外活动。学生还被要求器材用毕要收拾整齐，即便下节课迫近，眼看着要迟到也须善始善终。
因为“五项测试”要求颇高，他常约好友到操场练习，还好中学时学过游泳，测验勉强通过，其他几项也都是在及格边缘。
梁实秋回忆在清华的岁月时说，他平常不加练习，临考时非常紧张，马约翰看到他的体育成绩只能摇头叹息。他考铅球、铁饼、标枪、跳高、跳远等田径项目都刚好及格，唯独游泳一窍不通，在校期间也从未下过水，第一次测验还要人在旁撑竿协助。一个月后补考，梁实秋还沉到池底，最后拼尽全力游完全程，马约翰终于网开一面笑道：“好啦，算你及格了。”
梁实秋：散文家、学者、文学批评家、翻译家
抗日战争期间，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从长沙组成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西迁至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当时的西南联大体育虽不算学分，但也要修满八个学期才能毕业。
何兆武因为阑尾炎开刀可以免修体育半年，他见缝插针休息了一年。学生因病逃体育课，这个问题虽小，当时的校长兼教务长梅贻琦却不敢擅自通融，让他与马约翰商量，何兆武本希望马约翰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料到得到的答复是：“体育不及格毕不了业。吴宓是大教授了，当年跳远不及格，就没有让他毕业，又蹲了一年。”讨价还价之后，最后何兆武才以上交体育报告的方式作为补课成绩。
何兆武：历史学家、思想文化史学家、翻译家
中国特色的体育锻炼法
马约翰到清华的最初几年，校队有棒球、足球、篮球、游泳、田径等，因为教师少，这些队都是由他一人指导。
那时学生也很听话，工作开展得很好，我是很痛快的。
上世纪三十年代前后，清华的体育器材绝大多数从美国买来，为了反对一切都从美国买，马约翰自己设计并请清华工人制作了铁支柱篮球架。
虽然硬件条件不得已需要进口，但清华体育训练的方法却是土生土长的中国制造。
训练方法，如几百套的徒手操，拉力器的练法，田径球类的练法，各种矫正体格的方法，洗澡怎么洗法，以及体能的测验方法等，都是我创造的，不是从美国搬来的。
清华历史悠久的洗澡方式——来一遍热水再来一遍凉水，再来一遍热水再来一遍凉水。就被称为“马约翰澡”。
马约翰在体育的普及中强调一种精神——普遍的、活跃的、自动的、勇敢的精神。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干到底，决不松劲（Fight to the finish and never give in）”。
道德必须凌驾于体育之上
训练清华校队时，马约翰特别强调队员的体育道德。
那时我很讲民主，比赛时不很在乎输赢，输了我不生气，也不骂人，但我强调千万要讲运动道德，球可输，运动道德可不能输。
他要求队员不能说假话，不许踢人、压人、打人。当时校足球队有个队员叫翟克恭，球技高超在华北地区都小有名气。但因为球风问题遭到马约翰严厉批评，甚至要将他开除出队。
有一个暑假，他回到上海，在上海踢球，什么勾人、压人的坏习气都学来了。他一回到学校，在踢球中就表现出来。我挺生气，当场就叫他下来，狠狠地批评了他，并严肃地说：“你不改掉，就开除你。”后来他接受了批评，改过来了。
就像他始终强调的那样，“清华的校队不仅要求有好的技巧，而且要求有好的风格”。
那时华东交大的足球队在华北地区难逢敌手，一次他们到北平后向清华约战，虽然知道实力不敌马约翰依旧答应了比赛。
事前我向清华足球队讲好：“别着急，好好踢。平时怎么练的，临场就怎么踢。踢球输几分可以，体育道德却不能输掉一分。”
结果那场比赛清华3:1战胜对手，北平的各大报社相继报道，从此清华的足球队蜚声球坛。
当时清华在华北各校中人气颇高，大家都愿意与其约赛，但由于胜负心的关系后来一比赛就打架。局势不利的一方眼见比赛结束没有希望时，就起哄打裁判，打运动员，比赛被迫中断，最后无结果而散。针对这种情况，马约翰召集北大、燕大、师大、辅仁和清华的体育教师，一起研究怎样改变这种情况。
我向他们讲，踢球打架，很不好，应该讲体育道德，教师应该科学地训练学生，应该注意青年在体育道德上的修养，教师应该在体育道德、生活作风上以身作则，不要叼着烟卷去上课，不要一起床，眼睛还眯糊着，脸也不洗就去上课；要学生健康，首先教师得健康；要学生有好的体育风尚，首先教师得有好的体育风尚。总之，我们五大学应做出个榜样来，千万不能一踢球就打架。
此后，五所大学的教师成立了体育协会，制订出比赛计划。以后的比赛，秩序井然，各校的成绩也都不断上升。
抗日战争之前，“亚洲球王”李惠堂率领的香港足球队与华北足球队进行比赛，当时正值踢球打架之风很盛之际，请了许多人去当裁判，但大家都有戒心不愿前往，最后马约翰自愿接下了这副担子。
一场球踢下来，李惠堂的香港队输了。但在比赛进行中，他们也不敢捣乱作怪。场散时，李惠堂还走过来跟我拉手，说裁判公正，很好很好。
1928年，罗家伦出任清华校长，他对体育却缺乏重视，觉得体育系怎么还有教授简直不成体统，于是一声令下，马约翰降薪降职，改为教员。对于罗家伦的这种做法，教授们都看不过去，劝马约翰辞职。
我想，我是为了教育青年，不是为名，更不是为钱，婉谢了他们的好意，我不肯离职。
不久，马约翰带领清华足球队到天津去参加华北足球赛，并赢得华北冠军。回校时，学生们燃放爆竹迎接他们，还把马约翰从西校门抬回学校。
罗家伦一看这光景，马上就升我做了教授，恢复原职原薪，而且还送给一个银杯。我说这件事，是为了说明国民党时代，是完全不重视体育的。他们把体育只是当作一个沽名钓誉的工具。能猎取到名利，他们就要你；不能，他们就把你一脚踢开。
被降职教员期间，马约翰曾短暂就职成志学校（清华附小前身）。在二三十年代的北平，人们说清华有“三好”：校舍好、英文好、体育好。如今的清华附小也有三好：校舍好，母语教学好，体育好。“体育好”，正是马约翰留给清华附小的遗产。
就冲这一点，在今天清明节的时候，马约翰是值得清华大学缅怀的。
“我是为了教育青年，不是为名，更不是为钱”马约翰在拒绝辞职时正气凛然地说出了这些话，对于他来讲，体育是为了强身健体，而体育教育，是为了教授学生为人之道。
时至今日，马约翰对于大学教育仍然保有价值，他带来的，不仅仅是体育科学锻炼的方法，更重要的，是思想的传承和对接，“上大学，不能只为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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