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夏恩 编辑 | 卢伊
今天是第41个国际博物馆日，国际博物馆协会将今年的主题定为“博物馆与有争议的历史：博物馆讲述难以言说的历史”。或许，流失海外博物馆的千万件中国国宝所经历的痛史也属其中。当这些历尽沧桑、远离故土的中国文物被赋予“洗雪国耻，振兴中华”的使命时，我们当以何种心态去面对它本身所传达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呢？
“我很痛心呐！很痛心呐！”
国家博物馆展厅里，昏暗的灯光下，讲解员扬起手臂，又重重地落下，面色激动地看着对面的参观者，试图寻求同样的情绪。围拢过来的参观者们严肃地点点头，歪着脑袋，想要躲过他挥舞的手臂以便看清玻璃展柜里那尊精致的陶俑。而留着两撇小胡子的陶俑，面带笑靥，看着背对着他以及面对着他的所有人。
这尊陶俑之所以引起讲解员如此激动的情绪，尽管他是站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展厅里，对中国观众讲解这件今天以“唐三彩”蜚声于世的唐代文官俑，但这件文物却不属于中国，而是正在举办的“大英博物馆100件文物中的世界史”特展中的一件。
据策展人、国家博物馆副研究员闫志介绍，这次展览共有8件中国文物，占展品的十分之一。这些文物的所属无疑戳中了爱国心的痛处：当讲解员挥舞着手臂表达自己的“心痛”时，当参观者站在这座虽然地处中国，却无异于大英博物馆飞地的展厅里，隔着防弹玻璃罩凝视着这些在一个世纪前远离故土的中国文物时，心中自然而然会生出一种尴尬的耻辱感，甚至是一种激愤。
当讲解员带着激情地讲完这尊唐代文官俑的传奇故事之后，参观的人群里发出一个低低的声音：“能不能展出以后把它们留在中国？”
△2017年3月1日，“大英博物馆100件文物中的世界史” 展览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图为展出的唐代陶俑。
西方以藏有中国文物为荣
在西方博物馆里参观的中国游客感受到家乡熟悉气息的几率非常高，几乎每座大博物馆都以藏有中国文物为荣。许多中国教科书上的中国文物珍品都收藏于西方博物馆。
如果想要欣赏东晋大画家顾恺之翩若惊鸿的妙笔丹青，可以到美国弗利尔与塞克勒美术馆，宋摹本顾恺之的《洛神赋图》是这座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而他的另一幅著名作品《女史箴图》，则被大英博物馆收藏。
△现藏于大英博物馆的《女史箴图》
北齐丹青圣手杨子华仅存的传世摹本《北齐校书图》藏于美国波士顿美术馆。同美术馆还藏有一系列令中国人闻名震悚的名家巨作：唐代大画家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张萱的《捣练图》、宋徽宗的《五色鹦鹉图》。
△现藏于波士顿博物馆的《五色鹦鹉图》
以画墨龙著称于世的宋代画家陈容仅存的四幅墨龙图，除了故宫博物馆和广东省博物馆各有一幅之外，另外两幅最精彩的画作，《九龙图》就收藏在波士顿美术馆，另一幅《五龙图》则藏于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曾经属于龙门石窟的《文昭皇后礼佛图》就藏在这座博物馆中。
△现藏于波士顿美术馆的《九龙图》。
与之相对的另一幅《北魏孝文帝礼佛图》则收藏在美国纽约市立艺术博物馆，同一家博物馆里还收藏有晚清重臣也是著名金石学家端方收藏的成套西周青铜礼器，而中国的天津博物馆仅有其中一件。
哈佛大学福格博物馆是中国天龙山石窟海外收藏最集中的地方，天龙山上残肢断臂少头缺身的六朝佛像，可以在这里找到它们躯体遗失的那部分。
比起这些“正常”的收藏品，有些在中国人看来稀奇古怪甚至触碰忌讳的文物，也被这些百无禁忌的西方博物馆搜罗拿下。
在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中有一座 “中国庙宇室”的展厅，所用的建筑材料分别来自于清西陵和北京的智化寺。而在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竟然陈列着一组完整的清初贵族坟墓，从墓门，到墓道两旁的石像生，到坟前的石五供，再到被石砖垒起来的宝顶（坟头），一应俱全。如果不是因为它陈列在展厅内部，真会让人会以为是误穿越到了某个中国古代陵园。
△藏于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的祖大寿墓。坟墓的主人，以两次对明朝和后金（清）背叛而留名史册的名将祖大寿，绝不会想到他竟然在身死三百年后移民加拿大。
里应外合的偷运行动
一如中国国家博物馆里那尊被置于展厅显要位置的唐代文官俑一样，这些流入西方博物馆中国文物的来源犹如一块尴尬的旧伤疤，每次揭开都难免会引起一阵义愤的痉挛。
唐太宗昭陵六骏流失海外全过程就是一个典型。
宾州大学博物馆里两尊“来自中国古都西安的高浮雕骏马”，正是唐太宗昭陵神道两旁陈列的六尊石雕骏马中的两尊“飒露紫”和“拳毛騧”。它们的最先发现者，是法国著名汉学家沙畹。
那是在1907年，沙畹在前往陕西出差的路上发现了昭陵六骏。由于当时关于六骏的记述仅见于唐宋文献和碑刻，实物的发现令他喜出望外。作为19世纪与20世纪最出色的汉学家和考古学家，沙畹没有移动或带走这些珍贵的石雕，而是把它们拍摄下来，洗成照片，加以研究论述，出版刊行。
沙畹的学生谢阁兰细致入微地记述了老师的惊喜之情，但他没有提到的是，那栋发现昭陵六骏的“破败的建筑”，更准确的说法是“破败的茅厕”。沙畹将昭陵六骏从历史的尘埃（或许还有便溺）中拯救出来，他觉得自己的任务已经达成，但对西方的古董商人来说，这才刚刚开始。
发现昭陵六骏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法国古董商人保尔·马龙的耳中，他被认为是第一个试图“买下”昭陵六骏的人。1912年，马龙派出古董商葛杨（A.Grosjean）负责承办此事，后者又派出搭档高冷之（Galenzi）前往调查，他们决定在1913年5月将昭陵六骏移出昭陵。
据陕西省博物馆研究员王世平考察，这次盗运显然得到了当地官方的默许，亲历此事的当地人回忆“有县政府的人”，还有“省上的人”。一共有四个大车，“是用骡子拉的，一车套四个骡子，硬轱辘车，拿不上的打碎再拿走，能拿上的就没打”。
尽管有当地官方里应外合，但这次偷运行动并不成功。马龙后来记述：“在被盗运出来的途中，不幸走漏了风声，盗运者遭到当地村民堵截。为夺路逃命，盗运者将文物丢下山坡。损毁的石刻残片被当局没收，1917年被运到西安府博物馆保存。”
马龙没有得到这六尊宝骏，还损失了一大笔定金，但是他的偷运行为却让它们离开了原来的地方。接下来的故事就一场权力与金钱的交易。受损严重的六骏石雕中的两尊——“飒露紫”和“拳毛騧”被陕军第一师师长张云山放在督署院里当做摆设，张死后又落入陕西督军陆建章手中，后者继而将其献给袁世凯。于是，这两匹唐太宗座下宝马，就成了袁家的御用摆设。押运二骏石雕的文件上还盖有袁家的印章，以保证一路上不会有不知分寸的家伙半路拦截。
“合法买来”的中国文物
仔细考察那些收藏在西方博物馆的中国文物的经历，就会发现，几乎每一件文物的背后，都有着一个或几个中国人的名字。
两匹骏马运抵北京后，很快就和中国大古董商卢芹斋联系在一起。这位出身农家的古董商靠着天生的精明和在国民政府内部的暗通关节成为了西方世界最负盛名的文物巨商，他与西方最重要的私人收藏家和机构都有着重要的联系。在他的“帮助”下，一位又一位西方人“发现”了中国古代艺术夺魂摄魄的美感，恳求这位身着长跑马褂，操着一口流利法语和英语的中国人“协助”将这种美国“带”回国内。
卢芹斋毫不掩饰自己“帮忙”西方人猎取本国文物的卓越能力，也不为国宝落入西方之手有任何愧疚和遗憾，他宣称这两匹马早在1912年就被洋人盗走了，落入袁家后，他通过一位叫黄诃舫的中间商购得了两匹骏马，再偷运到美国。只是为自己突遭中国通缉的“不正待遇”忿忿不平：“如果从总统手里购买一件东西不合法，那么，谁还有权出售？如果当时合法，现在又不合法，那么还会有多少古董商和收藏家遭遇相同的窘境？”
卢芹斋为他的这次冒险获得了12.5万美元的高额回报，而宾州大学博物馆则获得了曾被中国帝王拥有的两匹骏马。除了曾作为宾州大学博物馆助理来华考察的毕安祺（Carl Whiting Bishop）被指有可能参与购买二骏购买外，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宾州大学与偷运事件有关，它只是为这两尊来自乱世中国的珍贵文物提供了一个合适的价钱，一个足以保证其安全存放的场地和一群有专业素养的修复和研究人员。
而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这些文物的来源都是“合法”的。这是西方博物馆最不容质疑的一点。
△现藏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的昭陵二骏。
因此，1978年10月，美国汉代考察访华团访问西安时，随团的宾州大学教授、著名汉学家卜德（Derk Bodde）对陕西省博物馆里昭陵六骏的说明极度不满，因为它提到宾州大学一位叫“毕士博”（即毕安祺的音译）的“美帝国主义文化强盗”“参加盗去”了二骏石雕。由于卜德早就听说这一说法，来华前，他特意复印了一份足以证明宾州大学博物馆绝非强盗小偷的关键证据：一张卢芹斋开给宾州大学博物馆的购物发票。
当然，卜德意想不到的，这两匹骏马的流落他处的命运，早在一千二百年前，就被它们的主人唐太宗自己“预言”了：“王者以天下为家，何必物在陵中，乃为己有？”——就像他所说的那样，没有什么物品可以永久地属于一个主人。然而，文物除外。
流失文物“要”得回吗？
“绝大多数文物或被入侵国偷盗、被外国人偷盗，或被外国人以极低的价格从军阀手里购买，之后再走私出境。”以态度强硬著称的文物保护专家、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的谢辰生发表于2003年的这番谈话很快被外媒转载，作为此前19家欧美博物馆及研究机构联合发表的一份声明的回应。
中方媒体引用了这份《关于环球博物馆的重要性和价值的声明》中一段话：“长期以来，这些获得的物品，不管是通过购买还是礼品交换等方式，已经成为保管这些文物的博物馆的一部分，并且延伸为收藏这些物品的国家的一部分”，并指出这一声明的签署者，包括大英博物馆、卢浮宫和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等西方著名博物馆收藏有大量中国文物。
中国文化部主管下一家名为“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的机构，则迅速组织文物专家进行座谈会，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声讨这些博物馆拒绝归还流失文物的做法。
主张从西方博物馆中索回中国文物的抗议者们，经常会引用据称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数据，来证明中国流失海外文物的状况触目惊心：在全球47个国家的200多家博物馆里有中国文物167万件。中国文物学会的统计数据更指出，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约有1000万件之多。当这些天文数字与1840年以来那些写在教科书上的国耻联系在一起时，一种爱国热忱就炽烈燃烧起来。
2000年的初夏，香港的英国拍卖行苏富比和佳士得突然发现自己身处火宅之中。据目击者描述，一个由八名中国人组成的抗议小组手持旗帜，在佳士得拍卖行举行夏季拍卖会的会场外与警卫发生冲突，其中一名抗议者高呼：“你如果是中国人的话，祖国的文化遗产在这里拍卖，难道不应该制止吗？”次日，另外一名抗议者闯入拍卖会场，对着台上的拍卖师怒吼：“停止拍卖贼赃，立即归还国宝！”
2000年被这种“爱国热情”点燃的抗议者们最终取得了胜利，中国大陆的保利集团公司出巨资买下了这三件出自圆明园的青铜兽首，在一片欢呼颂扬声中送回了中国。放进新建成的保利艺术博物馆的玻璃展柜里。
△三件皆由乾隆皇帝下令修建，法国传教士蒋友仁监造，以座位海晏堂堂前喷泉的喷头，但很快随着皇帝兴味寡淡而荒废。到咸丰时期，喷泉的铜质水管被熔铸为军衔，用来对抗太平天国战乱。
伴随着这场所费不赀的胜利，一场关注西方博物馆里中国文物归属问题的热潮也巨浪涌起。2006年3月18日，大英博物馆首次与中方合作，在首都博物馆举办“世界文明珍宝——大英博物馆250年之藏品”展览，但这场“将完整反映世界文明发展的综合性展览”有着日本、韩国文物，却独独没有中国展品。
或许正如英国《卫报》观察到的那样：“许多北京人拒绝认可英国方面对于中国古代瓷器、雕像、书籍的拥有权，认为这些来自帝国主义的抢夺”。中方媒体则指出，大英博物馆共保存23579件中国文物藏品，“但它们大多是在近代殖民主义时期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从中国非法劫掠而来的”。
11年后的今天，大英博物馆再次在国家博物馆举办“大英博物馆100件文物中的世界史”时，又遭遇了几乎同样的问题。展览的中方策展人闫志在网上开设了互动问答，但很快就发现自己被一些关于流失中国文物的问题包围。
当闫志指出，中国历代的私人藏品总免不了在改朝换代时遭到另一些私人爱好者的掠夺，而西方殖民时代的博物馆却向公众开放这一事实后，一位网友指责他“是给殖民和侵略洗白，欧洲一样在一千年的战乱中损失了大量的文物和建筑，现在这些都是在十九世纪后掠夺而来”，要求闫志“请你先正三观，在回答这些问题”。
在这些提问中，最具有行动主义倾向的，是一个直截了当的提问：“我看到他们的博物馆陈列我们的文物就想去抢，请问这种心情，算犯法吗？”事实上，这曾经成为过现实。2013年4月13日晚上7点半左右，英国剑桥大学享誉世界的艺术与考古博物馆——菲茨威廉博物馆发生窃案，18件珍贵的中国古董被盗，其中包括一件明代玉杯和一座乾隆的屏风。5个月后，在数百名警察的联合搜捕行动中，涉嫌这起盗窃案的19人被捕。
那么，当文章开头，那位满腹激情的国家博物馆讲解员讲述了这尊收藏在大英博物馆里的唐代陶俑的来历后，围绕在玻璃展柜外的那一双双中国参观者的眼睛，有多少是带着好奇赞叹的目光，又有多少是燃烧着义愤填膺的怒火呢？当一件历尽沧桑、远离故土的中国文物被赋予了“洗雪国耻，振兴中华”的使命时，又当以何种心态去面对它本身所传达的历史意义和价值？
或许这个问题本身就是它的答案，就像历史深处的一颗坏牙，只有不断舔舐它时才能感到痛苦的存在。
新媒体编辑 | 马茹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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