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觉前刷刷微博，发现“萧敬腾抵达北京，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的消息被转发得铺天盖地。忍俊不禁之余，也捺不住好奇：在没有“雨神”萧敬腾的古代，中国人又是怎样祈雨的呢？
说到祈雨，容易想起的，大概首先就是小时候看《西游记》里面虎力大仙与孙猴子斗法、比赛祈雨的场景——
行者道：“我与你都上坛祈雨，知雨是你的，是我的？不见是谁的功绩了。”大仙道：“这一上坛，只看我的令牌为号：一声令牌响风来，二声响云起，三声响雷闪齐鸣，四声响雨至，五声响云散雨收。”行者笑道：“妙啊！我僧是不曾见！请了，请了！”
那大仙走进去，更不谦逊，直上高台立定。旁边有个小道士，捧了几张黄纸书就的符字，一口宝剑，递与大仙。大仙执着宝剑，念声咒语，将一道符在烛上烧了。那底下两三个道士，拿过一个执符的象生，一道文书，亦点火焚之。那上面“乒”的一声令牌响，只见那半空里，悠悠的风色飘来。猪八戒口里作念道：“不好了，不好了！这道士果然有本事！令牌响了一下，果然就刮风！” （第四十五回 三清观大圣留名 车迟国猴王显法）
小说家言虽然荒诞不经，却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来古代中国人祈雨的方式——由特殊身份的人、凭借着某种神秘的法术、与天上司雨的神祇沟通，向祂们“乞求”（虽然有些时候表现为一种命令的姿态）降雨。法国社会学家的列维-布留尔在《原始思维》里也记录了他所听说的“中国式求雨”：
在中国的某些地区，人们完全负担寺院的开支，因为他们相信寺院能够调节风雨，从而保证收成；因为在中国的这些缺乏树林的地区是很容易遭遇旱灾的。他们自愿捐款来修建和维修寺院，对这一点的报酬是，和尚们在需要时必须借助自己的仪式来停止旱灾。而和尚们又求助于有关的神并调节着风水。（第六章 以受互渗律支配的集体表象为基础的制度）
然而，如果我们肯认真翻翻古书就会发现，这样的求雨方式，大约是中古时期（随着宗教的兴盛）才开始兴起的。
从先秦以来，中国人似乎别有一套祈雨的法子。这套法子很像布留尔笔下澳大利亚土人的祈雨法：“在那里，我们既没有发现祭司，也没有发现任何种类的中间人。英迪修马仪式说明了雨图腾与雨之间的直接联系和神秘的互渗……这个联系和互渗不仅被图腾集团的成员们想象到，而且还被他们集体地感觉到。”
洋人的话不容易理解，我们先来读一段文献吧。《左传》“昭公十六年”载：
郑大旱，使屠擊、祝款、竪柎，有事于桑山。（杜注：三子，郑大夫。有事，祭也。）斩其木，不雨。子产曰：“有事于山，蓺山林也。（杜注：蓺，养护令繁殖。）而斩其木，其罪大矣。”夺之官邑。
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住》在这段文字后面引了《汉书·贡禹传》里的话——禹言：“斩伐林木，亡有时禁，水旱之灾，未必不繇此也。”又引了杨树达先生《读左传》里的话：“森林足以防旱，古人盖知之矣。”——先民们是否晓得森林足以防旱？我们似乎不必过分替他们增饰，他们所能具有的知识恐怕不过是：风雨“生於地，起於青苹之末，浸淫溪谷，盛怒於土囊之口”云云。
然而，这条材料却透露出精神早熟中国先民对于不可把握的自然界的态度：一面是依时祭祀，心存敬畏，另一面是相信人类可以有所为——通过对一种神秘的“感应”关系的把握，影响自然。
谓予不信？我们且再来读一条关于子产的资料，《左传》“昭公十九年”载：
郑大水，龙斗于时门之外洧渊。国人请为禜焉。（孔疏：禜，祭名。）子产弗许，曰：“我斗，龙不我觌也；龙斗，我独何觌焉？（觌，见也。）……吾无求于龙，龙亦无求于我。”乃止也。
“吾无求于龙，龙亦无求于我。”——古人对待“龙”这种能够腾云致雨的神秘动物的态度值很得我们玩味。《易传》上说：“云从龙，风从虎。”中国的古人发现了龙的出现往往与云雨有关。但这种“有关”，不过是因为“云龙同类，感气相致” （《论衡》“龙虚篇”）而已。并没有把龙视作云雨的“主宰”，或是司雨的神灵。所以，我们尽可以想办法利用龙与云雨间的感应关系达到致雨的目的，而不必去“求”它。
说一句玩笑话：这就如同当我们发现了萧敬腾先生的出现与滂沱大雨之间的某种神秘联系后，当我们企盼下雨时，只消去请萧先生来开一场演唱会就好了，而并不认为是他在“操控”降雨，不必乞求他赐雨给我们。
顺着这个思路想下去，利用龙与云雨间的感应关系，把龙从它栖息的大泽深涧里“骗”出来（或者说“逗”出来）就成了古人首选的、最靠谱的祈雨方法。
怎样才能把龙“骗”出来呢？首先想到的是“龙虎斗”的法子：据说龙一见到老虎就像斗牛见到了红布，非扑上去恶斗一场不可。所以，只消找到一个老虎的头骨扔到水里去，用它刺激龙的神经，就可以促使它跳出来，兴风作雨。
祈求风调雨顺的虎头铃
《太平广记》卷四二三引《尚书故实》说：
南中旱，即以长绳引虎头骨，投有龙处。入水，即数人牵制不定。俄顷，云起潭中，雨亦随降。
检苏辙的《栾城三集》，第一卷有一首《久旱，府中取虎头骨投邢山潭水得雨戏作》，也是描写这样的祈雨法：
邢山潭中黑色龙，经年懒卧泥沙中。
嵩阳山中白额虎，何年一箭肉为土。
龙虽生，虎虽死，
天然猛气略相似，生不益人死何负。
虎头枯骨金石坚，投骨潭中潭水旋。
龙知虎猛心已愧，虎知龙懒自增气。
山前一战风雨交，父老晓起看麦苗。
君不见岐山死诸葛，真能奔走生仲达。
哈哈，以死虎诱真龙！在狡黠的古人面前，龙还是“图样图森破”的。其实，能够与云雨产生感应的除了龙，还有青蛙（蛤蟆）。《焦氏易林》“大过”之“升”说：
蝦蟆群坐，从天请雨，云雷急聚，应时辄下，得其愿所。
福建东狮山拜“雨神”的人们
利用蛤蟆祈雨，至今仍能见到。年初，我与厦门大学张永宏博士往福建柘荣游览，在马仙庙后的东狮山上看到三窟洞穴，据说分别住着马仙、龙洞主（金蛇）、徐洞主（金蟾）。人们祈雨时，便跑到洞窟前一面烧香、一面敲锣打鼓，促使徐洞主（金蟾）“现身”——这里面虽然掺入了许多近世的道教科仪，但以蛤蟆为降雨的先导、用蛤蟆感应云雨的方式却是可以追溯到西汉的。（参见张永宏撰《七月流火迷仙踪——柘荣马仙信俗文化田野考察报告》）
除了求索真龙、真蛤蟆外，还有一种更为简便的致雨法子，就是用龙与蛤蟆的模型做替代物与云雨感应。对这个法子记录的最详细的就是《春秋繁露》中的“求雨第七十四”，种种繁琐，读来头疼。譬如春旱求雨，就要“以甲乙日为大苍龙一，长八丈，居中央。为小龙七，各长四丈。于东方。皆东向，其间相去八尺。小童八人，皆斋三日，服青衣而舞之，田啬夫亦斋三日”云云。王充先生在《论衡》“乱龙篇”里已经批驳过一番了，不具引。
真龙也罢、假龙也罢，上面谈到的这些利用“雨图腾与雨之间的直接联系和神秘的互渗”关系祈雨的方法，随着时代的演进渐渐消失了。
后来的求雨，大多变成了一味地跪下去磕头恳求老天爷的怜悯开恩。一味的跪，一味的求。正如周作人先生在《谈虎集》里有一篇谈到当时北京的军民长官率领着和尚长跪求雨，说：
宗教的情绪或者是永远的，但宗教的形式是社会时代的产物，是有变化的。上古时代只有家长是全权的人，那时的宗教也只是法术，他自己便是术士，控制自然以保障生存都是他的事，其中有一件也就是致雨。帝制成立，致雨的职务归于酋长，再转而属于祭师，宗教代法术而兴起，致雨不复全凭“感应术”的原则去擂鼓洒水以象征雷雨，却跪下去磕头如捣蒜，请求玄穹高上帝开恩，于是由自力的致雨一变而为完全他力的“求雨”了。当初是家长的观点，觉得自然或其鬼（Daimones）都是同他平等的，他有力量可以指挥抵御他们，后来的观点乃是臣民奴隶的，神鬼是皇帝的老子，不然也是他的伯叔兄弟，总之都非以主子论不可。
唉，“吾无求于龙，龙亦无求于我”的时代，真是一个值得怀想的时代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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