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十分特殊，自古以来，喜欢他的人仰之弥高，不喜欢他的人却又弃如敝履。 带着消遣心态读韩愈诗文，不会有什么美好体验，其作品给人以经院老儒般深沉而又倔强之感，与诗人本该有的空灵气相反，韩愈身上更多的是世俗气，尤其是他晚年写的《示儿》，其中盈溢着对富贵的炫耀之情实在是俗不可耐，作者也因此被人骂作“利禄之徒”。 作为百代文宗的韩愈，果真是披着“圣人之徒”外衣的“利禄”之辈？
这是“彰考局”为你推送的第 91 篇文章
接下来你将看到
▼
● 韩愈炫富
● 朱熹的批评
● 宋人理解之难
● 炫富背后
撰文▼ 坚白（彰考局专栏作者）
韩愈炫富
元和十年（815），半生潦倒的韩愈终于获得宰相赏识，被任命为执掌制诰的中书舍人，走入唐帝国的权力核心层。
官场得意的韩愈在京城长安购置了一套大房子，随后，儿孙满堂的幸福令他信笔写下一首《示儿》，以勉励儿孙上进。
然而，这首诗中却看不到什么名言警句，满满的都是炫耀之情。
前一半在炫耀他房子的阔气：
始我来京师，止携一束书。
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庐……
中堂高且新，四时登牢蔬……
庭内无所有，高树八九株……
东堂坐见山，云风相吹嘘。
松果连南亭，外有瓜芋区。
西偏屋不多，槐榆翳空虚……
后一半炫耀他跟朝中大员谈笑风生：
开门问谁来，无非卿大夫。
不知官高卑，玉带悬金鱼（案：唐三品以上官可配金鱼袋）……
凡此座中人，十九持钧枢。①
诚然，能在“百物皆贵”的京城置办一套房产，并和京城名流们谈笑风生，不仅在遥远的唐代，即便价值观异常多元的今天，也是一件足够风光的事。不过，吹嘘这些的如果是哪个乡野村夫的也就罢了，偏偏是赫赫有名的韩愈。
▲红框处为韩愈房产位置。
而放在文学史上，韩愈的表现也未见得好。李白有“贵妃捧砚，力士脱靴”②的放荡不羁；杜甫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激愤悲鸣；苏轼有“一蓑烟雨任平生”（《定风波》）的洒脱旷达，这三人地位与他相仿，相比之下，韩愈像极了一个炫富的暴发户。
赞颂韩愈“文起八代之衰”的苏轼无奈感叹道，这首诗“所示皆利禄事也”③。
一生服膺儒学的韩愈，竟这样与富贵纠缠不清。
朱熹的批评
炫富之前，韩愈是在哭穷。
韩愈早年丧父、丧兄、丧嫂、丧侄，大批遗孀要他来养，仕途上又是被贬连连，稍大一点的官，也只是在国子监这样的清水衙门里授课的博士。韩愈屡屡穷到“不能自存”，在文集中，哭穷的作品比比皆是。
就连韩愈古文代表作之一的《进学解》，也在哭穷：
“暂为御史，遂窜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见治……冬暖而儿号寒，年丰而妻啼饥”。
穷成这样了，韩愈还虚情假意：
“然而圣主不加诛，宰臣不见斥，兹非其幸欤？”④
瞧，不才如我，朝廷也没把我怎么样，韩愈一边反讽，一边也想着做官。
▲明人画韩愈
巧的是，韩愈仕途迎来转机，正是因受宰相赏识的《进学解》。无怪乎朱熹说韩愈：
“他当初本只是要讨官职做，始终只是这心……终不免于文士浮华放浪之习，时俗富贵利达之求”⑤。
“哭穷”“炫富”，说的正是“利禄之徒”。自居圣人之徒的朱熹这样批评韩愈，那他自己又如何对待富贵呢？
批评韩愈时义正言辞的朱熹，貌似无意仕宦，却在六十五岁高龄时带病受诏入京，渴望进入权力核心，其一生念兹在兹的是“得君行道”，将“内圣外王”之道推广天下。这些政治理想，在当时若不做官将无从谈起。
而宋以后的批评家们，都像朱熹这般，似乎自动忽略了这一前提，谈政治理想光辉万丈，做官却往往令人讳而不言，仿佛一出口就降了自己的身份。做官竟被披上厚厚的一层贬义外衣。
宋人理解之难
以求官、求富贵作为人生理想，自古有之，且一直正当。
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但如果“义”呢？视富贵如浮云，在宋以前的士人中却并不能称得上是主流。《论语·泰伯》又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邦有道”而“贫且贱”是耻辱，这一观点在宋以后反而淡化了，宋以前，士人们颇因贫贱而焦虑不安。
汉代东方朔因“位不过执戟”焦虑，作《答客难》自解，扬雄同样因“位不过侍郎”（案：汉代的侍郎不同后世，为宫廷近侍，官职卑微）而作《解嘲》言志。
唐代，这一风气没什么变化，风流倜傥的李白，早年“遍干诸侯……历抵卿相”（《与韩荆州书》），后来得授翰林学士，便得意道：“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为了讨要官职可谓费尽心力。
常年身处下位的杜甫，两次科举落第后献《三大礼赋》求官，至今仍被很多人不满，视为人生污点。只不过，李杜在仕途上都没走多远，没像韩愈这样引人注意。
相较于前贤，宋人的为官态度忽然超脱起来，这并不是因其品格更清高，而是很大程度上源于宋和前代选官制度的不同。
宋代前，做官很难。唐代虽然开科取士，官职授予仍以贵族世袭为主，进士每年仅录二十多人，及第也只是获得了出身，不直接授官。要做官还需参加吏部“博学宏词”等制科考试（韩愈及第那年的博学宏词科，仅录三人⑥）。
相比之下，宋代进士科每次录数百人，及第便可授官，朝廷取士，甚至“宁滥勿缺”，当官较前代大为容易。
唐代不仅求官难，就算当了官，又有中央和地方的差别。安史之乱后，地方藩镇难制，藩镇可以自行征辟官员，在地方任职，总有一种是藩镇幕僚而非天子之臣的感觉。时人以当“京官”才算入了仕途，一时人人争求升迁，独木桥上的人很多，竞争激烈。
唐人的这些苦楚，宋人自然是体会不到的。所以，对宋人来说，官职平常如此，为仕途孜孜以求，实在显得俗不可耐。
因此，“隐居不仕”在宋代是“安贫守道”，梅妻鹤子的林和靖令人人神往；而在唐代，“隐居”往往是一些人剑走偏锋、售名求官的手段，韩愈曾在诗中嘲笑那些隐居嵩山的“山人”们待价而沽：
水北山人得名声，去年去作幕下士。
水南山人又继往，鞍马仆从塞闾里。
少室山人索价高，两以谏官征不起。⑦（《寄卢仝》）
宋人眼里贬义色彩浓厚的官，在唐人那里却并无贬义；同样，宋人所神往的当世隐者，在唐人那里也未必清高。唐宋风气如此不同，以至宋人很难对韩愈诗中的“炫富”抱有同情之理解。
炫富背后
回到韩愈的《示儿》，诗中所述，其实不止是富贵，后人常常忽略诗末提到的与京城名流们的交往：
问客之所为，峨冠讲唐虞……
来过亦无事，考评道精粗。
“富贵之徒”聚在一起讲“诘屈聱牙”的《尚书》，考评儒学之道，若再被斥之为“富贵之徒”，显然太过分了。因为，韩愈诗中炫富，重在强调富贵与儒学之道的关系：富贵自儒学而得，目的是实践儒学。
《示儿》之所以让人觉得奇怪，还因为在后之君子那儿做而不说的东西，在韩愈那里做了还要说。
做不俗，但一说往往就俗了，被后人如此议论，韩愈吃了直率的亏。
当然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唐宋之际儒学的转变。
宋人想要不俗（“俗”与“不俗”本身就带有浓重的佛语色彩），往往要以出世的思想来表达“富贵乃身外之物”，如此避俗，不入于佛，便入于道。若无佛、道作精神皈依，即便是苏东坡也旷达不起来，甚至立志重建儒学“身内之物”体系的程朱理学，也最终未能脱离禅宗框架。
一生以孟子自诩，以排佛道为己任的韩愈则不然，他显然是不会理睬这种出世“邪说”的。
如果说，宋代之后儒学受佛教影响而转向内在，成名副其实的“柔术（案：《说文解字》；儒者，柔也）”，讲究精巧的个人修养，将富贵一点一点从道德中剥离；那么唐代的韩愈，则还保持着汉以来儒学的阳刚大气，将外在的富贵利禄与内在的道德混而为一，故而粗犷混杂，洒脱无据。
韩愈的《示儿》，示的就是这种粗犷之儒学，或许入不了宋儒的法眼，但也少了许多宋儒末流的虚伪做作。
EFERENCES
注释
①[唐] 韩愈著，钱仲联集释：《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版，第951页。
②[元] 辛文房著，傅璇琮校笺 《唐才子传校笺·李白》，北京：中华书局1995版，卷二。
③[南宋] 胡仔著，《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版，卷十六。
④［唐］韩愈著，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版，第44页。
⑤[南宋]朱熹著，《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版，卷五十八。
⑥［清］徐松著，《登科记考》，北京：中华书局1985版，第468页。
⑦[唐] 韩愈著，钱仲联集释：《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版，第785页。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