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乌台诗案”大家都知道了，我想问一个问题：在这起风波中，苏轼是不是面临着杀头的致命危险——如果没有朝中大臣积极营救的话。
从李定、舒亶、何正臣等台谏官对苏轼提起的指控来，确实是杀气腾腾的，恨不得马上杀了苏轼，如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称，“未有如（苏）轼为恶不见悛，怙终自若，谤讪讥骂，无所不为。”监察御史里行舒亶称，“（苏）轼怀怨天之心，造讪上之语情理深害，事至暴白。虽万死不足以谢圣时，岂特在不收不宥而已。”御史中丞李定说，“上圣兴作，新进仕者，非（苏）轼之所合。（苏）轼自度终不为朝廷奖用，衔怨怀怒，恣行丑诋；见于文字，众所共知。”
李定诸人说得这么杀气腾腾，其实是宋朝台谏官文风的常见毛病。我们如果去找宋朝台谏官弹劾政府官员的奏疏来看，便会发现危言耸听之词，着实常见。这也是宋朝政治弹劾的特点，不能简单等同于政治迫害，更不可等同于司法起诉书。
“乌台诗案”进入御史台“制勘”的司法程序后，由知谏院张璪、御史中丞李定主持审讯。我们必须指出，让李定参与进诗案的推勘，在司法程序上是有问题的，因为李定是弹劾苏轼的检察官之一，不可能中立，按照宋朝的司法惯例，本应回避。应回避而没有回避，显示了宋神宗时代的司法制度已遭到部分破坏。
不过，御史台诏狱对苏轼的司法控罪，跟杀气腾腾的政治弹劾还是有区别的。司法意义上对于苏轼的指控，实际上只有两条：一、苏轼与驸马王诜“货赂交通”，存在不正当的利益输送，如苏轼给王诜送礼，王诜则动用关系拨给苏轼度牒指标。二、苏轼“作匿名文字，谤讪朝政及中外臣僚”。御史台诏狱的任务便是调查清楚苏轼的这两个“犯罪事实”。
苏轼被控的第一条罪名，放在今日也是不法行为；第二条罪名，若按现代社会的准则，当然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不过八百年前的宋人尚无此见识，按宋人观念，“匿名谤讪朝政”跟“上书讽谏时政”是两回事，后者为习惯法所认可的士大夫权利，后者却触犯了成文法。苏轼在诗文中讥讽新法，类同于“匿名谤讪朝政”。
元丰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御史台完成审讯，将苏轼案移送大理寺。大理寺很快作出裁决：
苏轼与驸马在交往过程中，存在不正当的利益输送，属于“不应为”，按大宋律法，“诸不应得为而为之者，笞四十；事理重者，杖八十”，苏轼“合杖八十私罪”。又，因苏轼刚到御史台时，“虚妄不实供通”，“报上不以实”，加杖一百。
苏轼作诗赋等文字讥讽朝政，致有镂板印行，“准律，作匿名文字，谤讪朝政及中外臣僚，徒二年”；又“准律，犯私罪以官当徒者，九品以上，一官当徒一年”（旧时官员可以官阶、馆职抵刑），因此“苏轼合追两官，勒停，放”。
也就是说，苏轼一案按照司法程序走下来，大理寺根据当时法律，给出的处罚不过是追夺官阶、免职（或者杖一百八十）而已。进而言之，就算没有太祖誓约的约束，没有士大夫的勉力营救，从宋朝立法与司法制度的角度来看，苏轼显然也没有杀身之虞。
大理寺将判决报告呈报宋神宗，“奏裁”。十二月二十四日，神宗下诏，对苏轼一案作出最终处分：苏轼降为黄州团练副使，赴“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将苏轼贬谪至黄州（今湖北黄冈）当一个闲差。这个处分结果，比大理寺建议的裁决还轻一些。
其他受“乌台诗案”牵连、与苏轼有讥讽文字往来的官员，也受到程度不一的责罚：驸马王诜“追两官、勒停”；苏辙贬为“监筠州盐酒税务”；王巩贬为“监宾州盐酒务”；张方平、李清臣“罚铜三十斤”；司马光、范镇、曾巩、黄庭坚等人“各罚铜二十斤”……
这一起不得人心的案子总算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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