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曾写了一本女权主义之书,想改变所有女人的命运。
她还曾与法国哲学家萨特谈过一场惊世骇俗的恋爱,相伴51年,却从未结婚或同居。
她就是法国存在主义作家西蒙娜·波伏娃。昨天,是她诞辰110周年纪念日。
1908年,波伏娃出生于巴黎,父亲是律师,母亲是家庭主妇。
因为一战的影响,这个本应富足的家庭,被迫开始了捉襟见肘的生活。
在经济的重压下,父亲希望波伏娃早早出去工作,“否则别想结婚”。
而波伏娃从小看着母亲为家事操劳,一生都无法掌握命运,对于怎样走人生路,她有着自己的打算。
19岁那年,她写下自己的独立宣言,声明“我绝不让我的生命屈从于他人的意志 ”。
同年,她进入巴黎大学学习哲学,脱离了家庭的束缚,也在这里遇见了后来与她相伴一生的人,让·保罗·萨特↓↓
萨特比波伏娃大两岁,身材矮小,其貌不扬,却让波伏娃对他深深着迷。
“萨特完全满足了我15岁时的愿望。我在他身上看到我所有的怪癖都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我可以和他分享一切。”
而萨特觉得波伏娃很美,“我一直认为她美貌迷人,波伏娃身上不可思议的是,她既有男人的智力,又有女人的敏感”。
波伏娃与萨特很快开始约会。每天清晨,只要波伏娃溜出家门,就一定会去见萨特。
他们在一起谈论哲学、书籍、朋友、生活、冒险……一边散步一边漫谈,一聊就是好几个小时,“即使谈话进行到世界末日,她可能还是会觉得时间太短了”。
波伏娃与萨特也在慢慢的相处中,逐渐达到精神与思想上的契合。萨特也将波伏娃视为唯一,“她在我的生命中有了其他人无法替代的地位”。
然而两人的情感最终没有像普通人一样走进婚姻,建立家庭。
电影《花神咖啡馆的情人们》中的萨特与波伏娃。
一天,两人在巴黎卡鲁塞尔公园散步时,订了一个为期两年的爱情契约:他们将尽可能亲密地相处相伴,但绝不在一个屋檐下生活。
紧接着这个协议,他们又签署了第二个约定:
他们可以有各自“偶然的爱情”,但必须要把自己的所有经历坦率地告诉对方。
“我们之间是一种必然之爱;但我们也需要体验偶然之爱。”
而后,萨特开始了许多次“偶然的爱情”,而根据契约,萨特的所有风流韵事,波伏娃也都全部知晓。
在这些“偶然的爱情”中,最出名的要数奥尔加。
奥尔加与波伏娃
奥尔加是波伏娃后来当老师时教过的女学生。她17岁那年,通过波伏娃认识了萨特。
奥尔加生性活泼叛逆,波伏娃将她看作是年轻时的自己。而萨特也被奥尔加的执拗与灵性所吸引,后来对其展开疯狂的追求。
最终,奥尔加走进了萨特与波伏娃的生活,开始了一段“三人行”的独特爱情。
但这样的生活对于波伏娃来说,却是一种痛苦,“我试图在这种关系中得到满足,但我白费了力气,我在其中从未感到过自在”。
而萨特也在《隔间》里承认了这种关系的失败,他说,“他人即地狱”。
别扭的“三重奏”很快分崩离析,而这段特殊的爱情也促使波伏娃写出了她的第一部小说《女宾》,书一出版就迎来了极大成功。
《女宾》以三人关系为蓝本,唯一与现实不同的是,书中的女主人公最后选择杀死了第三者,“通过在纸上将奥尔加杀死,我将以前对她的苦恼和愤怒统统清除了”。
后来,波伏娃也遇到了一次难以释怀的“偶然的爱情”。
二战后,波伏娃受邀到美国演讲。在芝加哥,波伏娃认识了美国作家尼尔森·艾格林↓↓
艾格林因波伏娃深邃的思想、独立而优雅的气质而倾倒,波伏娃也对这个高大的美国男人非常心动,“他就像从电影中走出来的人物”。
两人一见钟情,情投意合,随即开始了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在与艾格林交往的过程中,两人互通过300多封充满爱意的信件。
尽管爱情甜蜜,但波伏娃始终明白,艾格林期待的是一份世俗的感情,他要她留在芝加哥。
但在波伏娃的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不是进入婚姻,不是成为妻子和母亲,而是成为她自己。
只有在萨特身边,她才能获取源源不断的灵感,才能成为真正想要的自己,一个法国的知识分子和作家。
最终这段感情不得不画上了休止符。
与艾格林的关系,也激发波伏娃再一次思考女性的身份。
1948年,波伏娃开始在《现代》杂志上连载新书《第二性》↓↓
波伏娃认为,在男权主导的社会里,“女性是第二种性别,排除在男性以外的‘他者’”“权力归于男性,女性仅仅是附庸”。
她认为婚姻让女人受制于她的丈夫,无法逃脱,“人们将女人关闭在厨房里或者闺房内,却惊奇于她的视野有限;人们折断了她的翅膀,却哀叹她不会飞翔”。
她希望女性不再是男权话语体系的同谋和附庸,而是成为一个不断实现自我的人。
波伏娃的一生也无疑在把这种期待实践在自己身上。
直到生命的最终时刻,她都与萨特履行着“开放式关系”的契约,从未成为男人的附庸或婚姻的牺牲品。
1980年,萨特与世长辞。6年后,波伏娃也撒手人寰。
如今,她与萨特被合葬在巴黎蒙帕纳斯墓地中。
这对从未共同生活的恋人,至此永远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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