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信息
内容提要
一、主要内容:10-13世纪是两宋和辽朝、西夏、金朝等政权对峙的时代,也是中国各民族进一步融合的时期,宋朝和西夏前后有一个半世纪的直接接触,期间大部分时间处于敌对和交战状态,和平共处、友好往来的时间较短。正是如此,双方剑拔弩张的对峙、刀光剑影的厮杀以及充满人情味的民间友好往来,构成了复杂而悲壮的宋和西夏关系的历史篇章。
全书39万字,引用各种文献资料200余种。分12章,主要论述了北宋对西夏政策的演变,北宋末期及南宋与西夏的关系,宋、夏的统兵体制、兵力配置、装备、给养,宋夏的历次重要战役,宋夏战争的阶段划分及各阶段的特点,宋夏贸易与双方战争的关系,宋夏与辽朝的三角关系,宋夏对西部吐蕃、党项等族的争夺,北宋和西夏的交聘情况,以及双方的国信使制度,“外交”文书等。而结论和尾论则就宋夏关系史的研究方法、史料的运用以及相关的理论问题作了简要的说明。
二、主要观点:后世叹惋宋朝之不武,在与西夏的交往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因为西夏与宋不论是其幅员还是经济文化的发展程度,两者都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但是宋在与西夏的交往过程中却常常处于尴尬的地位,以至宋神宗慨叹"夏国自祖宗以来为西方巨患历八十年,朝廷倾天下之力,竭四方财用以供馈饷,尚日夜偏偏然,惟恐其盗边也。"那么,如何解释泱泱大国难于应付“撮尔”小国的挑战呢?若仅从宋夏关系中的具体事件或表象去探究,显然是不够的,只有深入到对方的政治、军事体制中,深入到双方所处的历史时代和大环境中去探究,才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本书对宋夏关系的描述没有停留在双方经济、军事交往中的人和事件上,而是以北宋政治运行机制为切入点去探寻宋与西夏交往的发展轨迹。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而政治又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无庸讳言,宋与西夏的时战时和构成了宋夏关系最重要的特征,和与战的转换,在宋夏关系前80年中主要取决于西夏对宋的挑战,这一时期宋在很大程度上都处于被动的应战态势。那么为何西夏要屡屡发动战争?目前学界对此问题已做了多方面的探讨,但结论似不能令人满意。该书以唯物史观关于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取决于每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的基本原理为指导,从宋夏不正常的经贸关系探究个中原因。
1978年由杰里弗巴勒克拉夫主编、80位西方历史学家执笔编撰的《世界历史地图集》曾指出"宋比唐的世界主义为少,对外部世界经常采取防范和猜疑的态度"。这有两方面的具体表现:一是北宋建立后,为避免重蹈五代的覆辙,对唐未五代以来的政治制度、军事制度、财政制度等作了重大改革和调整,但是由于"以防弊之政,作立国之法",防范武人专权太甚,一些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策和措施,转化成为它的对立面,军政弊制使得军力国势不振。自宋太宗朝起军事失败主义抬头,政治逐渐走向内倾,从而导致守内虚外国策的形成。二是由于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对周边诸族滋生了一种文化优越感,在吸收外来文化以发展本民族文化上,也抱着盲目自大的故步自封的态度,特别是儒家传统文化那种经由宋学强化了的道德至上主义的鄙视讲利的思想日益突出。认识这两点,对考察、理解北宋对西夏的政策发展变化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不论是宋的消极应战,还是此消彼长的主战论和反战论的交替,与这两点都有直接密切的关联。
该书出版后,聂鸿音、罗炳良、朱瑞熙等专家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图书评论》等报刊上发表评介文章,给予较高的评价。
全书39万字,引用各种文献资料200余种。分12章,主要论述了北宋对西夏政策的演变,北宋末期及南宋与西夏的关系,宋、夏的统兵体制、兵力配置、装备、给养,宋夏的历次重要战役,宋夏战争的阶段划分及各阶段的特点,宋夏贸易与双方战争的关系,宋夏与辽朝的三角关系,宋夏对西部吐蕃、党项等族的争夺,北宋和西夏的交聘情况,以及双方的国信使制度,“外交”文书等。而结论和尾论则就宋夏关系史的研究方法、史料的运用以及相关的理论问题作了简要的说明。
二、主要观点:后世叹惋宋朝之不武,在与西夏的交往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因为西夏与宋不论是其幅员还是经济文化的发展程度,两者都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但是宋在与西夏的交往过程中却常常处于尴尬的地位,以至宋神宗慨叹"夏国自祖宗以来为西方巨患历八十年,朝廷倾天下之力,竭四方财用以供馈饷,尚日夜偏偏然,惟恐其盗边也。"那么,如何解释泱泱大国难于应付“撮尔”小国的挑战呢?若仅从宋夏关系中的具体事件或表象去探究,显然是不够的,只有深入到对方的政治、军事体制中,深入到双方所处的历史时代和大环境中去探究,才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本书对宋夏关系的描述没有停留在双方经济、军事交往中的人和事件上,而是以北宋政治运行机制为切入点去探寻宋与西夏交往的发展轨迹。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而政治又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无庸讳言,宋与西夏的时战时和构成了宋夏关系最重要的特征,和与战的转换,在宋夏关系前80年中主要取决于西夏对宋的挑战,这一时期宋在很大程度上都处于被动的应战态势。那么为何西夏要屡屡发动战争?目前学界对此问题已做了多方面的探讨,但结论似不能令人满意。该书以唯物史观关于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取决于每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的基本原理为指导,从宋夏不正常的经贸关系探究个中原因。
1978年由杰里弗巴勒克拉夫主编、80位西方历史学家执笔编撰的《世界历史地图集》曾指出"宋比唐的世界主义为少,对外部世界经常采取防范和猜疑的态度"。这有两方面的具体表现:一是北宋建立后,为避免重蹈五代的覆辙,对唐未五代以来的政治制度、军事制度、财政制度等作了重大改革和调整,但是由于"以防弊之政,作立国之法",防范武人专权太甚,一些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策和措施,转化成为它的对立面,军政弊制使得军力国势不振。自宋太宗朝起军事失败主义抬头,政治逐渐走向内倾,从而导致守内虚外国策的形成。二是由于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对周边诸族滋生了一种文化优越感,在吸收外来文化以发展本民族文化上,也抱着盲目自大的故步自封的态度,特别是儒家传统文化那种经由宋学强化了的道德至上主义的鄙视讲利的思想日益突出。认识这两点,对考察、理解北宋对西夏的政策发展变化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不论是宋的消极应战,还是此消彼长的主战论和反战论的交替,与这两点都有直接密切的关联。
该书出版后,聂鸿音、罗炳良、朱瑞熙等专家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图书评论》等报刊上发表评介文章,给予较高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