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斯科尔兹尼在西班牙马德里建立了他的行动基地,当时的西班牙执政者是亲纳粹的佛朗哥政府,在这里,前纳粹成员的活动基本不受限制。在这里,他开办了一个非常成功的工程公司,但他的公司也并不严格从事经营范围内的业务,例如国际军火贸易什么的,他们也干。另外,他还继续管理着“敖德萨”之类的纳粹组织。(注:关于这一点其实始终没有特别的明确说法,①到底有没有“敖德萨”或“蜘蛛”这两个地下纳粹组织?②即使有的话,为什么一定是斯科尔兹尼在指挥?这种说法过于牵强。关于敖德萨,还有一个说法是斯科尔兹尼在狱中就开始遥控指挥该组织,实际上,我们在仔细看过他在监狱里的经历就会发现,斯科尔兹尼在那种状况下不可能从事此类工作了。)
1949年的时候,有人看见斯科尔兹尼在阿根廷出现,阿根廷的庇隆政府一直是那些前纳粹成员的保护者。斯科尔兹尼之所以跑去阿根廷,很大程度上是担心马丁·鲍曼隐藏的那笔巨额财富,战争结束前,马丁·鲍曼曾把多年来他从帝国银行转移出的巨额秘密资金分散到国外,据说是为了图谋“东山再起”,这笔秘密资金包括大批现金、珠宝、黄金以及其他一些资产,其中相当多的一部分来自纳粹的死亡集中营。在战争末期,斯科尔兹尼帮助鲍曼转移了一部分这些资金。(注:鲍曼秘密资金一事,就如同隆美尔黄金、山下奉文宝藏一样,数十年来吸引着全世界的掘宝人,到目前为止,没有丝毫证据表明这些财宝的下落及去向。)
战争结束前,马丁·鲍曼委托阿根廷的胡安·庇隆帮助看护这些纳粹秘密资金,1945年,胡安迎娶了艾薇塔,不久之后,艾薇塔把这笔庞大的资金分成若干份,用她自己的名字存入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几家银行。在1945年年底,鲍曼这笔资金在银行的存款估计已经超过了8亿美元,另外还有2500公斤黄金、90公斤铂金以及4600克拉的钻石和其他一些宝石。战后,鲍曼并未出现去领取这些资金(他已经死于柏林),庇隆夫妇顺水推舟把这些财产据为己有。
自从斯科尔兹尼在大萨索成功地解救了墨索里尼后,胡安·庇隆就对他非常欣赏。所以,1949年,当斯科尔兹尼赶到阿根廷时,胡安·庇隆亲自去迎接这个大个子奥地利人。为了保持与阿根廷总统的友好关系,斯科尔兹尼压根儿没提关于鲍曼秘密资金一事。当时的阿根廷局势动荡不息,庇隆总统欣然同意了斯科尔兹尼关于帮助他维持社会安定的提议。斯科尔兹尼“帮忙”的一个结果就是阿根廷的警察们很快就精通了纳粹的那一套酷刑及审讯方法。
当然,要赢得艾薇塔的信任,必须得有一些更加灵活的方式。1949年7月,斯科尔兹尼收到情报:有两个海军军官密谋刺杀第一夫人——艾薇塔。于是,斯科尔兹尼带着警察突然搜查了那两个人的住所,当场查获了枪支弹药以及关于暗杀的详细计划。斯科尔兹尼把这些证据交给了艾薇塔,并向她提出警告,艾薇塔倒是满不在乎,她丝毫没有把这些阴谋的严重性放在心里。
(庇隆夫人——艾薇塔,国内很多人知道这个名字,也听过那首著名的《阿根廷,别为我哭泣》,但并不了解这位艾薇塔的生平。二战结束后,阿根廷成了前纳粹成员的避难天堂,为此,庇隆夫妇有相当大的责任。)
随后,艾薇塔邀请斯科尔兹尼陪她一起去视察她的一个慈善基金会。一路上大家有说有笑,突然,斯科尔兹尼吩咐司机停车,然后他跳下车,冲进附近的一座楼房内。等他再次出来时,用枪押着两名垂头丧气的刺客。实际上,在当时突袭了刺客们的住所后,斯科尔兹尼的部下——一些前党卫军成员,就已经抓获了这两名刺客,现在仅仅是把他们故意放在这里而已,当然,斯科尔兹尼不会告诉艾薇塔这是一场“秀”。对斯科尔兹尼来说,现在他已经获得了艾薇塔的信任了。
艾薇塔和斯科尔兹尼成了一对“地下情人”,在1950年年初,他收回了大约四分之一的鲍曼秘密资金,随后,他把得到的这笔钱用于资助“敖德萨”以及其他的一些纳粹团体。(注:斯科尔兹尼是否真的跟艾薇塔有一腿?这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斯科尔兹尼确实亲口跟他的传记作者说过此事,但很多人认为他是信口开河胡吹的。)
1952年,艾薇塔因患癌症去世,剩下的鲍曼资金由胡安·庇隆掌握。而斯科尔兹尼收回全部资金是在1955年,当时阿根廷政府倒台,斯科尔兹尼帮助胡安逃离阿根廷流亡到西班牙马德里居住,为了感谢斯科尔兹尼所做的一切,胡安·庇隆把剩余的鲍曼秘密资金全部还给了他。
除了上述斯科尔兹尼在西班牙及阿根廷的活动外,他也去过埃及。1952年,受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的默罕默德·纳吉布将军接管了埃及政权,正式结束了埃及的帝制,当然,纳吉布将军仅仅是个傀儡而已,实际操控埃及政权的是著名的纳赛尔上校。在此期间,受莱茵哈德·盖伦的邀请,斯科尔兹尼飞赴埃及担任纳吉布将军的军事顾问。(注:莱茵哈德·盖伦是一个极其神秘的人物,二战时期他长期负责收集东线情报,官职并不高,到战争结束时仅是少将而已。但战后他积极与美国人合作,成功地开创了他的“盖伦组织”,专门从事针对苏联以及东欧各共党国家的情报工作,成绩斐然。盖伦几乎成为了后来西德情报机关的鼻祖。)
(后来西德情报机关的头子,莱茵哈德·盖伦,他的照片非常稀少,在这一点上,他保持了足够的神秘。)
斯科尔兹尼招募了一批前党卫军成员到埃及参与这份工作,他们为埃及政府训练士兵,这其中包括奥斯卡·迭勒旺格(华沙屠夫)以及阿道夫·艾希曼(“最终解决”的积极倡导兼执行者)。(注:这一传说过于匪夷所思,艾希曼躲在阿根廷打工度日,直到以色列人抓住他为止;而迭勒旺格在1945年在监狱里被愤怒的波兰人打死,法国人埋葬了他,后来为了应对各种神乎其神的传说——包括他跑到埃及为纳赛尔政权训练军队等,法国人专门挖开了他的坟墓验尸。迭勒旺格、鲍曼、缪勒、甚至包括希特勒,在他们身上都有大量荒诞不经的传说,其实,答案很简单——他们已经死了。)
还有很多前纳粹党卫军成员跑到埃及加入斯科尔兹尼的组织帮助纳吉布/纳赛尔政府,埃及政府对纳粹法西斯成员的宽容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们有着共同的敌人——新成立的以色列国!这些纳粹分子卖力地推动着阿拉伯世界的反犹主义。
除了训练埃及军队外,斯科尔兹尼还帮助组建训练阿拉伯突击队,这些人有可能被用于对抗驻扎在苏伊士运河的英军部队。一些巴勒斯坦难民也接受了特种训练,斯科尔兹尼最初的计划是让他们通过加沙地带进入以色列进行袭击。在这些巴勒斯坦人中有一个年轻人——阿拉法特,他与这些纳粹指挥官保持了长期的友谊。
既然提到了艾希曼这些人,这里必须要提一下“纳粹猎人”——他们长年累月地在全球范围追寻潜逃的那些纳粹战犯。斯科尔兹尼与某些前纳粹成员不同,自始自终,他从未谴责过希特勒以及国家社会主义,对于他在战争中的所作所为送未有过丝毫的悔意。战后的三十余年内,他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与金钱阻止那些“纳粹猎人”对前纳粹成员的追捕,尽管他自己根本没有成为他们的目标。
(希特勒赠送给斯科尔兹尼的戒指和烟盒,这是在他执行完解救墨索里尼的行动后获得的。像他以及鲁德尔这种人,对希特勒的感情极深,很重要的一个缘故我觉得可能是他们与元首保持了恰到好处的距离。)
1964年,著名的“纳粹猎人”西蒙·魏森塔尔在巴西找到了弗兰茨·保罗·斯坦格尔——前索比堡及特雷布林卡集中营的指挥官,在他的领导下,大约有90万人死于非命。战后,他就用本名踏踏实实地生活在巴西。但是,巴西的警察部门拒绝逮捕他,而奥地利当局也同样拒绝引渡他,斯科尔兹尼通过贿赂巴西警察以及奥地利政府官员达成了这一目的。直到几年后,反纳粹态度坚决的州长当选后,斯坦格尔才被引渡回奥地利,最终被判处终身监禁,1971年因心脏病死在狱中。(注:对斯科尔兹尼的这种无端猜测是毫无事实证据的。)
此外,斯科尔兹尼还尽力拖延审判时间,以便使他过去的那些同志不面临最终的司法判决,当然,这又是他花钱贿赂的结果,一个案件被拖上10年并不罕见。他还非常善于隐藏他那些纳粹同志,1960年阿道夫·艾希曼被以色列特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秘密抓获,斯科尔兹尼立即发出信息通知其他的纳粹成员赶紧找寻新的安全地点落脚。这些人当中,有一个人——约瑟夫·门格尔,奥斯维辛的“死亡天使”,他曾把成千上万的囚犯送进死亡毒气室。就是这个门格尔,对斯科尔兹尼以及“敖德萨”极为感激,他从未对自己的战争罪行付出过任何代价!
保护这些前纳粹同志,除了采用贿赂的方式,也包括干掉那些企图告密的人。1965年,胡伯特·库尔科斯——号称“里加的魔鬼”,他在1941年曾经杀害了不少于32000名拉脱维亚犹太人。就是这个“里加的魔鬼”,他向以色列特工人员索取15万美元作为他向对方提供门格尔准确位置的报酬,同时还要求他个人的安全。几天后,这个“里加的魔鬼”的尸体在乌拉圭的蒙特维迪亚被发现,他的头颅被打得粉碎。
1970年,斯科尔兹尼被发现脊柱上长了肿瘤,于是他返回汉堡接受背部手术,这期间,敖德萨的成员为他保驾。手术摘除了他背部的两个肿瘤,但却使他腰部以下瘫痪。斯科尔兹尼发誓要重新站立起来,经过六个月的物理治疗,凭借着顽强的毅力,他终于能站起来行走了。
这其后的几年,对斯科尔兹尼来说是非常痛苦和艰难的,癌症继续折磨着他的身体。有些时候他的心情很好,有些时候他也很沮丧,因为他知道,剩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他继续从事着“敖德萨”的工作,但毕竟无法象过去那么活跃了。1975年7月7日,斯科尔兹尼终于放弃了与癌症病魔的抗争,有超过500名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前纳粹分子赶到西班牙马德里参加了他的追悼会。
(斯科尔兹尼的家族墓碑,位于奥地利,落叶归根,传奇的英雄人物葬身于此。)
结束本文前,有几点总结:
①斯科尔兹尼是一名战士,一名勇敢的士兵,他多次完成了那些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然,某些任务的性质可能有所争议,但法庭最终宣判他无罪就是对这些争议最好的回答。
②也许,他的传记书籍有些为他歌功颂德,但我们确实能看出斯科尔兹尼在战斗中对自己的部下及对手的生命保持了足够的尊重,这一点不仅限于他的传记,甚至包括美军士兵的证词。
③关于斯科尔兹尼战后从事的所谓“敖德萨”或“蜘蛛”,这两个组织至今没有确实的证据证明其存在,大多来源于“据说”“听说”“好像”“大概”等臆断,这一说法最早来自“纳粹猎人”魏森塔尔,而他的证据仅仅是一张简单的“敖德萨会议记录”,而这个会议是否召开过并没有确凿的证据——按照该说法,甚至已经有敖德萨成员成功地混入了以色列情报机关高层!
④即使有“敖德萨”或“蜘蛛”的存在,它们是不是由斯科尔兹尼暗中指挥?有没有证据支持这一说法?上述的第三点已经难以成立,第四点其实不应该成为问题了。
(斯科尔兹尼获得的飞行员/观测员组合勋章,这一枚是金质镶钻的,我们可以看见勋章的背后刻着他的姓名和职务。)
斯科尔兹尼是一个英雄,不仅是在战时,战后他依然是一个英雄,不仅我们这些读者这样认为,德国的老百姓也这么认为,约翰·托兰的《历史的捕影》里有几句描述斯科尔兹尼陪着他回到德国的简单描写,很能说明问题。
这其实说明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那些勇敢的战士,凭借着自己的勇气和毅力,智慧和运气,在战争中得到了属于自己的荣耀,尽管因为战争性质的关系,这些荣誉在战后多多少少被打了折扣。但是,必须要指出的是,这些功勋和荣誉确实是那些前线的将士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他们无需对这场战争的性质负责,他们仅仅是军人而不是政治家,把他们全体押上法律或道德的审判席显然是不公平的。1957年,德国政府重新允许二战老兵佩带他们所获得的战争勋章,就是对这一问题的最好解释。
老兵不死,他们只是悄然隐退!—— 本文献给逝世34年的英雄:斯科尔兹尼。
(WE FIGHT, WE LOST ——这句话也许是对斯科尔兹尼传奇故事的最好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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