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 年，史上第一本由人類學家撰寫，針對社會大眾的人類學書籍《薩摩亞人的成年》（Coming of Age in Samoa）出版，不但語句優美，也沒有艱澀難懂的學術用語，獲得廣大成功；書中描述的薩摩亞社會，性別觀比歐美國家自由、對待身體的態度也更健康。這本書歷久不衰，被翻譯成多國語言，並成為人類學最暢銷的書籍之一。甚至五十幾年後，《薩摩亞人的成年》又再度引起學術界軒然大波。
不僅如此，同一位作者於 1935 年出版的《三個原始部落的性別與氣質》（Sex and Temperament in Three Primitive Societies），更成為性別研究領域的經典。藉由不斷詢問一個問題：「不同文化如何賦予男人和女人不同的角色？」她發現，男性和女性展演的性別角色往往奠基於文化和社會習俗，而非根據天性或生物學上的理由。她明言：
「男人和女人都是擁有著不同天賦的人類，而這些天賦並無法被任一性別所獨占。」
她寫了許多書、發表數不清的文章，講過無數場演講；她反對過度干預原住民生活，或將原住民當作珍禽異獸；她不希望人類學家只會跑統計數字，而忽略原住民是我們的夥伴。她結過三次婚，也離過三次婚，不冠夫姓；對於感情，她抱持開放的態度：「我從不希望屬於另一個人，也不曾希望某人只屬於我。」
她讓人類學進入社會大眾的眼界，也改變了性別的刻板想像，被視為女性主義的先驅。她是女人，做著非傳統的事情、宣揚非傳統的概念，在傳統被男性把持的領域獲得認可和名聲──這些都讓她成為媒體寵兒。她擁抱自己的女性身份，在學術界開疆拓土，同時也是母親。
這就是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 Mead），備受歡迎的人類學家。
瑪格麗特．米德在研究現場。圖／hilobrow
1901 年 12 月 16 日，瑪格麗特．米德出生於美國費城，父親愛德華是經濟學教授，母親愛蜜莉則是研究義大利裔移民的社會學家。瑪格麗特的雙親身為高知識分子，對教養子女很有自己的想法。即使瑪格麗特還只是個孩子，大人們仍然很尊重她的意見，甚至，妹妹凱瑟琳（Katherine）也是由四歲的瑪格麗特取名[1]。
受到家庭環境的耳濡目染，瑪格麗特很早就知道學術生涯大概是怎麼一回事。因為父母工作之故，常需要搬家，她便負責紀錄重要資料，例如全家病史、鄰居好友的聯絡方式等，以免在搬遷過程遺失；甚至，在祖母鼓勵下，她還做了兩個年幼妹妹的觀察紀錄。瑪格麗特未滿十歲，便跟著母親一起觀摩義大利移民的婚禮；母親教導她如何做研究、尋找觀察重點。可以說，她從小就在學習如何做個稱職的觀察者。
因為父親常出差，而且也不擅長照料小孩，米德一家養育子女的工作通常落在瑪格麗特的母親和祖母瑪莎（Martha）身上。瑪莎的經歷也相當不凡──十九世紀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可謂鳳毛麟角，瑪莎卻完成了大學學業並擔任基礎教育學校的校長。
瑪格麗特的童年，大多時候都是在家接受瑪莎教養，沒怎麼上學。祖母每天安排的課程通常不超過一小時，讓瑪格麗特有許多時間閱讀、遊玩、惡作劇和探索大自然。瑪莎不強求瑪格麗特死背知識，而是要她「學習觀察周遭世界並將所見所聞記錄下來。」
因為母親和祖母都是職業婦女，使得瑪格麗特從不懷疑女性在專業上的潛能：「祖母讓我對身為女性一事感到放鬆。她無疑很女性化……當很少有女孩上大學時，她就唸了大學……她結婚、有小孩，也有自己的工作……」
小時候，瑪格麗特的父親曾對她說：「可惜妳不是男孩，不然可以更有發展。」就像是要證明給父親看似的，瑪格麗特日後成了全世界最知名的人類學家，舉手投足都受到媒體注意。
瑪格麗特的父母並沒有什麼信仰；祖母雖然曾經很熱衷宗教，但也不再去做禮拜了。相對地，瑪格麗特偶爾會隨著鄰居到教堂參加主日崇拜和主日學，發展自己的信仰。十一歲生日前夕，她受洗成為聖公會的信徒。相較於其他同年齡層的小孩，「我享受禱告、我享受教會，」她自陳。宗教信仰一直是瑪格麗特生命中的重要部份，六〇年代，她甚至參與公禱書[2]的修訂工作。
青春期到來之後，家人囑咐瑪格麗特別再從事棒球等劇烈運動，但精力旺盛的她照玩不誤；在學校裡，她也是活躍的女學生，主辦活動、寫小說，並出版校內刊物，甚至針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發表演說。此時的她，已開始發展文字上的長才。1917 年，瑪格麗特還未滿 16 歲，遇見了年長 4 歲的克芮斯曼[3]，兩人在晚宴中共舞。克芮斯曼是學校老師的弟弟，既瀟灑又多才多藝，瑪格麗特對克芮斯曼完美的舞技、幽默感和廣博的視野印象深刻。然而，因為瑪格麗特得了盲腸炎，兩人之後只在秋天見過一次面。同年耶誕節長假，他們再度聚首，克里斯曼很快就向瑪格麗特告白，兩人互許終生。這件事，雙方家庭沒有人知道。
高中畢業後，瑪格麗特原本希望就讀母親曾經念過的衛斯理學院[4]。不過，當時家裡經濟狀況不佳，使得瑪格麗特的父親不願意送她上大學。反正，瑪格麗特遲早會嫁人，大學文憑一點也不重要──但這完全說服不了瑪格麗特，畢竟母親愛蜜莉可是在攻讀博士學位時生下她的！
在母親的勸說和祖母支持下，縱然手頭很緊，父親愛德華最終還是遵循自身的教育理念，讓瑪格麗特就讀學費較為低廉的德堡大學[5]。然而，和同學的關係卻深深困擾著瑪格麗特，從特殊的成長經驗、獨特的美國東岸口音、穿的衣服，到宿舍房間的裝飾，以及不嚼口香糖都成為同儕排擠她的理由。甚至，僅因為教派的不同，基督教女青年會拒絕她入會。
被排擠的經驗成了瑪格麗特痛苦的回憶，多年之後她仍耿耿於懷。即使如此，日後她也講明了，那些歧視她的行為比加諸在許多少數群體的不公不義要輕微得多。
瑪格麗特在德堡大學只待了一年。
因為德堡大學的不愉快經歷，瑪格麗特說服父親，讓她轉到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的巴納德學院（Barnard College）就讀。這個決定，徹底改變了瑪格麗特的命運。
瑪格麗特無疑是個都市人，紐約的環境她適應極了。事實上，在未來的日子裡，只要她沒有出國做研究，大部分時候都在紐約渡過。她馬上就和一票聰明的女學生熟稔起來，共用公寓、關係緊密。時值「咆哮的二十年代」（Roaring Twenties），這群有智識的年輕女性，固定在公寓舉辦討論會，從社會重大議題到趣味話題，都讓她們聊到三更半夜。她們互相分享詩、發傳單宣揚理念，視彼此為家人。戲劇老師甚至開玩笑地數落她們半夜不睡覺通宵讀詩，白天才像垃圾桶的貓（Ash Can Cats）一樣邋遢來上課。從此，「垃圾桶的貓」成了她們的名號，其中有許多人都和瑪格麗特維持了終生的友誼。
從母親和祖母的經驗，瑪格麗特深知要同時兼顧職業婦女、妻子和母親三者並不容易，但她堅定想要發展自己的專業，即使結婚也不冠夫姓。二十出頭時，她便跟父親表示：
「總有一天我會成名，而且是以自己的名字為人所知！」
1922 年秋天，瑪格麗特選修了博厄斯教授（Franz Boas）的課程。博厄斯是著名人類學家，不僅嚴格且要求甚高，但他完全不介意跟女性一同工作，對瑪格麗特來說是不可多得的良師。
當時，許多人相信某些種族先天就是高人一等，博厄斯反對這樣的看法，他認為沒有種族是天生比較優秀的。再者，同年代的多數人類學家並不和研究對象長期相處，而是根據旅人多采多姿的描述來了解原始部落文化。博厄斯堅持，人類學家應該要多認識不同族群、理解他們的習俗、學習他們的語言，並且詳實紀錄觀察到的一切細節──唯有如此，人類學才算得上是真正的科學。
人類學家法蘭茲．博厄斯教授，是瑪格麗特．米德的老師。圖／alchetron
當時，博厄斯的助教是露絲．潘乃德[6]。潘乃德身為聽障者，不論田野調查還是授課都有相當難度，生命的困頓也讓她年輕時一度缺乏自信，但她終究以自身的能力和洞見獲得廣泛認可。瑪格麗特和潘乃德逐漸培養起終生的深厚情誼；在瑪格麗特死後六年，她同樣成為人類學家的女兒瑪麗更出書揭露兩人不僅是同事和朋友，還是情侶。瑪麗將潘乃德形容為瑪格麗特「愛得最徹底、最持續的兩個人之一。[7]」然而，因為時代的恐同氣氛，瑪格麗特終其一生都小心呵護與潘乃德的愛情，不讓其曝光。
露絲．潘乃德，為瑪格麗特．米德的同事與朋友。在瑪格麗特．米德過世後，她的女兒瑪麗出書爆料兩人其實是情侶。圖／Vassar Encyclopedia
1923 年春天，潘乃德在午餐時向瑪格麗特提起之後的研究計畫。原本，瑪格麗特還沒確定要走人類學這條路，況且經濟來源也是未知數。潘乃德只跟她表示：「博厄斯教授和我能提供給妳的，就只有從事重要工作的機會，沒其他的了。」意外引起瑪格麗特高度興趣，以至於，瑪格麗特在未來將從事人類學研究一事歸功於潘乃德。
起初，博厄斯希望瑪格麗特研究美國原住民，但是她對玻里尼西亞（Polynesia）地區情有獨衷。儘管博厄斯再三警告，隻身前往偏遠地區進行調查相當危險，瑪格麗特仍執意前往南太平洋；折衷之下，由美軍管轄的薩摩亞成了瑪格麗特的田野地點。
1925 年，瑪格麗特初次前往南太平洋。她如此形容這次旅行：
「我擁有的膽量出於幾乎全然的無知。我讀了所有關於太平洋群島民族的文獻……但我自己從未出國或搭過船，也從未講過外國語言或是單獨待在旅館裡。事實上，我一生從不曾獨自過上一天。」
當時她已經和克芮斯曼結婚一年多，克芮斯曼在男性裡算是相當開明，不僅願意分攤家務、不強求米德冠夫姓，也支持她的工作。雖然瑪格麗特從事人類學研究意味著夫妻倆只會聚少離多，但雙方還是接受了現實。
瑪格麗特研究發現，跟西方世界的少女相比，薩摩亞少女擁有相當不同的青春期經驗，也未受到很大的成長壓力。她們有慣常的工作、只被賦予有限度的責任，也比較用平常心看待性事。薩摩亞的生活相對單純、自成一套，不像在美國有很多大小事需要煩心。瑪格麗特因此主張，伴隨青春期而來的種種張力和衝突並非生理使然，而是社會文化因素形塑。
瑪格麗特在薩摩亞的研究，於 1928 年出版成書《薩摩亞人的成年》。她用優美的詞藻成功吸引讀者目光，讓薩摩亞的生活、風光躍然紙上。在編輯建議下，她額外增添了教養小孩的章節。出於實用性，加上瑪格麗特對薩摩亞栩栩如生的描述，讓此書大為成功。在教育面向，瑪格麗特認為，「應該教導兒童如何思考，而非教導其該思考什麼」，也建議父母不要將自身宗教信仰強加在子女身上；兒童必須要發展健康的身體和心理，不應受到偏見和狹隘思想影響；未成年人該要知道許多開放的可能性，而且他們擁有權力去選擇自己的道路。
《薩摩亞人的成年》對我們看待人類行為和社會文化的關係，帶來深遠影響，也推翻了種族主義者的「遺傳決定文化」說法。卻沒有人預料得到，這本書只是瑪格麗特在人類學大鳴大放的開端。
1983 年和 1999 年，瑪格麗特去世之後，人類學家弗里曼（Derek Freeman）出書反駁《薩摩亞人的成年》。弗里曼認為，瑪格麗特對薩摩亞的語言知識不足，住在當地美國家庭裡，又過度強調文化面、忽略了生物學面向，以致結論可疑；他更找到當時與瑪格麗特互動過的薩摩亞少女，對方坦承：曾跟瑪格麗特撒了性生活的小謊。依弗里曼所知，薩摩亞一點都不如瑪格麗特書中所說那般美好。
弗里曼不但在薩摩亞居住許久，研究也相當紮實，令人無法輕易忽略他的論點。然而，瑪格麗特並不是笨蛋，不可能僅根據一位薩摩亞少女的片面之詞就下結論；事實上，她訪問了五十到七十位少女，而這位撒了謊的少女，並不在研究資料中。同時，雖然瑪格麗特對薩摩亞語說不上專精，跟人溝通倒是沒問題。她選擇居住在美國家庭裡，有一些研究上的考量，而且除了睡眠時間之外，她都跟薩摩亞人朝夕相處。她確實強調文化對人類行為的重要性，但並沒有全盤否認生物面的影響力。更何況，事隔多年，弗里曼研究的薩摩亞，和瑪格麗特研究的薩摩亞究竟是否有所差異，恐怕沒人說得準。
無論如何，弗里曼的宣稱轟動了人類學界，至今未有定論；而瑪格麗特的田野筆記，至今仍完整保存在圖書管裡，供人檢視、接受公評；這也是瑪格麗特的一大貢獻。
1926 年夏天，在南太平洋待了接近一年的瑪格麗特，坐船前往歐洲和丈夫克芮斯曼相聚，航行途中她認識了高?、熱情又聰明，正打算到英國唸書的福全[8]，兩人旋即墜入情網。
同年，瑪格麗特回到美國，被美國自然史博物館（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聘為藏品研究人員，負責整合太平洋島嶼收藏。她和自然史博物館的關係持續了一輩子。
1928 年，瑪格麗特離婚，並在幾個月後和福全結婚；克芮斯曼雖然心痛，但隨即前往英國和女友開始新生活。
瑪格麗特和福全婚後，曾一同前往巴布亞紐幾內亞進行田野調查，並出版《紐幾內亞人的成長》（Growing Up in New Guinea）。1931 年，瑪格麗特和福全再次來到紐幾內亞。這次，她觀察了三個非常不同的族群──阿拉佩什（Arapesh）、蒙杜古馬（Mundugumor）和德昌布利（Tchambuli[9]）。
在瑪格麗特眼中，阿拉佩什人相當溫和友善；她於信件寫著：「誰會預料到碰上一個經赤條條的野人，自豪的戴著貝殼項鍊，拿著乘滿一整片香蕉葉的蕃茄走進門來？[10]」他們不論男女都會照顧小孩，更驚人的是，其語言裡包含十一種性別。可以說，阿拉佩什人的文化，是偏向陰柔氣質的。
瑪格麗特的第二站來到蒙杜古馬。整體而言，蒙杜古馬人的暴力和侵略性相當強，不重視小孩，還有食人的傳統。對於蒙杜古馬人，她是這麼描述的：「表面上看起來還蠻討人喜歡，但……他們熱衷於吃人、獵人頭、殺嬰、亂倫……用牙齒將蝨子咬成兩半等等。」蒙杜古馬社會不分男女，基本上是非常陽剛的。
夫妻倆最後來到德昌布利。在那兒，女性果斷、居主導地位；男性則較為依賴，學習舞蹈、吹笛取悅女性。德昌布利的性別文化，跟西方國家習慣的男強女弱可說恰好相反。
1935 年，瑪格麗特將研究成果寫成《三個原始部落的性別與氣質》，成了她另一部重要著作。雖然，在紐幾內亞的三個部落以及美國，男性和女性的生理結構都一樣，但是被賦予的性別角色，和展現出的性別氣質卻是非常不同。作為結論，瑪格麗特認為，男人和女人於文化中代表的意義並不是普世皆然的──這對女性主義者來說，是強有力的支持證據：如果其他文化裡，兩性是相對平等的，那麼美國的男女當然也可以更加平等；男性在職場或家庭中位居主導地位一點都不必然，也沒有生物學上的根據。瑪格麗特對性別氣質的論點，成為了性別學界的共識。
1932 年 12 月，瑪格麗特和福全疲憊地離開蒙杜古馬，認識了人類學家貝特森（Gregory Bateson）。貝特森長得瘦高，相當有人緣，他初次碰見瑪格麗特的時候，直接說了一句：「妳很疲倦，」並拉了張椅子給她。回憶起當時情況，瑪格麗特表示：「我覺得打從蒙杜古馬的日子以來，這是我聽到旁人所說第一句呵護我的話。」貝特森接著又拿出《紐幾內亞人的成長》，詢問瑪格麗特問題，這讓瑪格麗特更對貝特森產生好感。他們三人很快成為好友；另一方面，福全的暴怒性格和偏執則讓他跟瑪格麗特的婚姻難以繼續維持。在紐幾內亞，瑪格麗特甚至曾被福全打倒在地而流產。
1935 年，瑪格麗特和福全離婚，隔年轉與貝特森結婚。就像她跟福全一塊兒旅行、做田野，瑪格麗特和貝特森婚後去了峇里島進行研究。他們也在 1939 年有了孩子。只不過，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及兩人工作的緣故，夫妻倆常分隔兩地。1950 年，貝特森主動向瑪格麗特提議離婚。
1948 年，潘乃德在瑪格麗特陪伴下，走完人生最後五天，兩人的祕密戀情也劃下句點；在那之後，與瑪格麗特處於長期夥伴關係的，首推人類學家若達．麥陶斯（Rhoda Metraux）。
1955 年，因為和瑪格麗特分租房子的室友要搬離，曾經擔任過她研究助理的麥陶斯就搬了進來。她們從此同住長達 23 年，直到瑪格麗特過世。兩人相處的時光，比瑪格麗特和三位丈夫同居的時間加起來還久。她們在女性月刊《紅書》（Redbook）合作了 16 年的專欄，也一起寫書。然而，世人並不清楚兩人的關係是否有任何愛情成份。
若達．麥陶斯（左）和瑪格麗特．米德（右）。圖／Livejournal
對於母親的情愛關係，瑪格麗特的女兒是這麼形容的：「她終生不斷確認著愛的諸多形式及其可能──包括和男人及女人，不排斥任一者。」瑪格麗特在《紅書》專欄裡，更曾提及：「我們必須把雙性戀看作是人類正常行為模式之一，這樣的時機已經到來。」
在瑪格麗特生命晚期，她致力於改善世界，發表演說、撰寫文章、在大學兼課等等。在眾人眼中，她是學識廣博的智者，針對許多議題提供超越時代的見解。她是堅強獨立女性的代表人物；在女教授仍算稀有的年代，她憑借自身能力成為世界最知名的社會科學家，紐約客雜誌曾稱她是「人類學領域中最受廣泛讚譽的學者。」她將人類學從冷僻的研究領域，帶進社會大眾的認知裡。她徹底改變了我們看待人類行為、看待性別的方式。
1978 年 11 月 15 日，瑪格麗特．米德與世長辭，而她也正如自己所說的：
「別懷疑，少數有心的志士便能改變世界。」
美國發行的瑪格麗特．米德紀念郵票。圖／Live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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