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朋友和师生口中，他的称呼很简单——“让”。
他生于法国，长眠于中国。他属于两座城市，一座是巴黎，另一座是中国的西安。
在巴黎的让·德·米里拜尔，有着不一般的身世和经历。他出身于贵族之家，祖父是法国军队的缔造者之一，父亲是法国空军的飞行员，他的表姐曾任戴高乐将军的机要秘书。
让的前半生经历颇为坎坷。1940年4月，让在勒哈弗尔军营入伍，后在丰特奈勒孔特军官学校就读。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士兵，让一度被俘又获释。
二战结束后，他选择游历世界，前往不同国家，学习当地语言，并了解不同民族的信仰和生活状况。让刚到中国时曾告诉中国朋友，他在中学时期就有一个梦想——走遍全球，而最向往的国家就是神秘而伟大的中国。为此，他1969年来到香港，等待着能够踏上中国内陆的时机。
1976年7月，作为来华工作的法国历史学者，57岁的让终于实现了儿时的梦想。他本可以在北京或上海两座大城市工作，却选择了条件比较艰苦、地处西北的西安，在西安外国语学院（现更名为西安外国语大学）教起了法语。
在这里，他有一间不到60平方米的房子，室内非常简朴，书架上摆满了书籍。时钟滴答滴答响着，旁边是让的照片，脸上带着笑容。
上世纪70年代，让在西安外国语学院。（照片提供 陆栋）
在这里，他度过了自己的后半生。
在西安外国语大学教书第二年，让就提出不再领取中国政府发给的工资，只领取法国政府发给他的工资。他每年回法国一两次，每次都惦记着给学校捎点东西回来。学校第一批录音机、电视机都是他从法国带来的。他还经常为法语系添置图书资料。
“在大家还看样板戏的年代，他就把原版外语片带给我们。”原西安外国语学院副院长沈友泰说。
中国的一切，似乎都对让有着无穷的吸引力。他写过一篇赞美中国人民的诗稿：“30年中我发现了中国人所具有的非凡才能，这是我一生之大幸。他们双手灵巧，思想独特，心灵中蕴藏着珍宝。”
工作之余，让经常跑到陕西师范大学查阅历史资料，从中国的老子、孔子以及中国人从历史到现在的生活方式、情感等，进行了多方位的学习研究。随后，他历时6年，完成了《明代地方官吏及文官制度——关于陕西和西安府的研究》专著，在法国出版后引起学界轰动。
让对中医有着浓厚的兴趣。在西安他结交了许多医生朋友，从他们那里得到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和信息，然后以西方人的眼光，将中国传统医学写成了《简明中医学》《中国古代传染病》两部著作。许多人通过他的书，增进了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被吸引来到中国参观访问和学习。
让经常说：“中国人热爱和平，我很骄傲，我是中国人！”
他在西安的家里，总是有很多朋友。这些人中，有学校的师生，也有普通市民。去他家的中国常客很多，许多人都有他家钥匙，单元楼对面的宾馆前台也有一把。要是他不在家，就嘱咐大家自己开门进屋。连他在巴黎的住处，也常是中国朋友旅法的第一落脚点。
多年来，让先后介绍40多名师生出国学习，并资助了西安不少医生去法国留学。他把自己在巴黎的公寓免费提供给师生居住，还说服法国政府官员，给留学的医生们提供奖学金。
同时，他家也是“法国游客接待中心”。在中国的几十年里，让无数次接待法国游客，充当义务讲解员和有关中国历史文化讲座的组织者。秦兵马俑、大雁塔、法门寺、兴教寺、党家村等旅游景观，他一年要跑十几次。
1999年， 时任法国驻华大使毛磊专程来西安祝贺让八十岁生日， 并将亲笔题词“友谊”赠送给他。 （耿强 摄）
为表彰让在法中文化交流中做出的贡献，1994年，法国驻华大使弗朗索瓦·普莱森代表法国总统将一枚拿破仑勋章授予让。让将它转赠给了西安外国语大学永久收藏。他说：“将这枚勋章永远保存在中国，让法中文化交流永远流传。”
人们叫他“乐善好施的洋教授”。让拥有一个“米睿哲中国爱心教育助学金”，用来资助山区的小学生。米睿哲，正是他的中文名字。
他对需要帮助的人慷慨解囊，对自己却很“吝啬”。他的汉语教师陆栋说，让经常吃一两天前的剩饭剩菜，穿着也极简单。
退休后，让一直居住在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校给他安排了房子，并安排专人、学生志愿者以及与他熟识的老师来照顾他的生活起居。但多年来，让一直坚持自己干很多事情，不愿意麻烦别人，直到临终前依然对志愿者们的帮助心怀歉意。
在行动不便之前的几年里，让每个星期都要换一些零钱，遇到需要帮助的人慷慨解囊。他家里陈列的各种中国民间工艺品，都是学生和朋友们送的礼物，也是被他视为最为珍贵的财富。
2015年，让安详地去世。按照遗愿，让的遗体捐献给了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法国驻华大使馆副领事费德这样评价：“让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他扎根于西安，不仅捐献遗体，更是把精神留在了中国。”
在他去世后，西安外国语大学雁塔校区为他立下一块用黑色大理石砌成的纪念碑，碑的正中镌刻着“耕耘友谊”四个大字，右上方镶嵌着让的头像。
他的一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轰轰烈烈的事迹，但他给这个世界留下的，是满满的温暖回忆……
本文作者：《环球人物》记者 张忆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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