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苑珠林》中记载这么一个故事:唐显庆三年(658),歧州人王志,任益州县令,考满还乡。有女美,未嫁道亡,停县州寺中累月。寺中先有学生,停一房。夜初见此女来,妆饰华丽,欲伸缱绻,学生纳之,相知经月。此女赠生一铜镜,巾栉各一。令欲上道,女与生密共辞别。家人求此物不得,令遣巡房求索。于生房得之。令遣左右缚此生,以为私盗。学生诉其事,非唯得此物,兼留上下二衣。令遣人开棺检之,果无此衣。既见此徵,于是释之。问其乡里,乃歧州人,因从父南任,父母俱亡,游诸州学问,不久当还。令给衣马,装束同归,以为女夫,怜爱甚重。
故事看起来是个动人的人鬼恋,书生还并被“怜爱甚重”。实际如何呢?此类故事极有可能是盗墓者编出来的。《太平广记》载:兰陵萧殷士,为扬州功曹,秩满南游,济瓜州渡。船中有二少年,熟视颖,相顾曰:“此人甚似鄱阳忠烈王也。”颖士即为鄱阳曾孙,乃自款陈。二子曰:“吾识尔祖久矣。”……俟及岸,方将问之,二子忽遽负担而去。颖士必谓非神即仙,虔心向嘱而已。明年,颖士比归,至于盱眙,方与邑长下帘昼坐,吏白云:“擒获发冢盗六人。”登令召入……旅之于庭。颖士惊曰:“二人非仙即神。”
这一桩神奇故事的真相是什么呢?
邑长即令先穷二子,须臾款伏。左验明著。皆云发墓有年,尝开鄱阳公冢,大获金玉,当门有贵人,颜色如生。年方五十许。须发斑白,僵卧于石榻,姿状正与颖士相类,无少差异。昔舟中相遇,又知萧氏,固是鄱阳裔也。岂有他术哉!
说白了,人鬼恋故事盗墓者为逃避惩罚而编造的神话罢了,如果选择年轻女子的坟墓,在盗墓时注意保持墓室及尸身的完好,做到不野蛮发掘,在当时神鬼信仰流行的背景下,完全可能凭藉神话逃脱惩罚,并有意外之收获。
当时的厚葬之风,使盗墓成为获取厚利的一条捷径。民间的小规模盗掘比比皆是。然而,民间的发墓掘冢在当时是一种颇为冒险的行为,如果被发现,面临的惩罚是严厉的。按照唐律,发墓而未及棺椁的,役放;发及棺椁的,处于绞刑。魏晋时期,对盗墓者的判决则是弃市。盗墓者的赃物要脱手,万一被发现,这时候,逃脱惩罚的唯一希望就是假托鬼神,编造神话,以求一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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