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苑珠林》中记载这么一个故事：唐显庆三年（658），歧州人王志，任益州县令，考满还乡。有女美，未嫁道亡，停县州寺中累月。寺中先有学生，停一房。夜初见此女来，妆饰华丽，欲伸缱绻，学生纳之，相知经月。此女赠生一铜镜，巾栉各一。令欲上道，女与生密共辞别。家人求此物不得，令遣巡房求索。于生房得之。令遣左右缚此生，以为私盗。学生诉其事，非唯得此物，兼留上下二衣。令遣人开棺检之，果无此衣。既见此徵，于是释之。问其乡里，乃歧州人，因从父南任，父母俱亡，游诸州学问，不久当还。令给衣马，装束同归，以为女夫，怜爱甚重。
故事看起来是个动人的人鬼恋，书生还并被“怜爱甚重”。实际如何呢？此类故事极有可能是盗墓者编出来的。《太平广记》载：兰陵萧殷士，为扬州功曹，秩满南游，济瓜州渡。船中有二少年，熟视颖，相顾曰：“此人甚似鄱阳忠烈王也。”颖士即为鄱阳曾孙，乃自款陈。二子曰：“吾识尔祖久矣。”……俟及岸，方将问之，二子忽遽负担而去。颖士必谓非神即仙，虔心向嘱而已。明年，颖士比归，至于盱眙，方与邑长下帘昼坐，吏白云：“擒获发冢盗六人。”登令召入……旅之于庭。颖士惊曰：“二人非仙即神。”
这一桩神奇故事的真相是什么呢？
邑长即令先穷二子，须臾款伏。左验明著。皆云发墓有年，尝开鄱阳公冢，大获金玉，当门有贵人，颜色如生。年方五十许。须发斑白，僵卧于石榻，姿状正与颖士相类，无少差异。昔舟中相遇，又知萧氏，固是鄱阳裔也。岂有他术哉！
说白了，人鬼恋故事盗墓者为逃避惩罚而编造的神话罢了，如果选择年轻女子的坟墓，在盗墓时注意保持墓室及尸身的完好，做到不野蛮发掘，在当时神鬼信仰流行的背景下，完全可能凭藉神话逃脱惩罚，并有意外之收获。
当时的厚葬之风，使盗墓成为获取厚利的一条捷径。民间的小规模盗掘比比皆是。然而，民间的发墓掘冢在当时是一种颇为冒险的行为，如果被发现，面临的惩罚是严厉的。按照唐律，发墓而未及棺椁的，役放；发及棺椁的，处于绞刑。魏晋时期，对盗墓者的判决则是弃市。盗墓者的赃物要脱手，万一被发现，这时候，逃脱惩罚的唯一希望就是假托鬼神，编造神话，以求一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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