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编看来，严格意义上说，许多人不是刚开始就痛恨东林党，痛恨他们误国误民，小的时候，曾在中学教科书上学习过关于东林党人的文章，那时候对文中描述的东林党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畏强权暴政，俨然是正义的化身钦佩不己。长大后在不断深入了解历史的情况下，逐渐走出了东林党人的一面之词，逐渐了解了历史鲜为人知的另一面，对东林党人的所作所为有了更客观更深入的认识，这才痛恨他们不但把握文字宣传的话语权，混淆视听，还以一己之私利，误国误民，所读的圣贤书大都喂了狗。
小编认为许多人痛恨东林党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
东林党不论是非，只论亲疏
东林党起源于万历年间退隐的江南士大夫顾宪成，高攀龙等人，以重修无锡的东林书院为标识。逐渐形成了以南直隶一带为中心的江南士大夫的政治团体。由于江南学风极盛，进士及第进入仕途的朝廷官员非常多，于是东林党在政坛的势力不断强大，最终足以与皇权对抗。这一政治团体不断打压其它地域出身的官员，迫使他们抱团取暖，于是楚党，浙党，以及主动或被迫依附于内廷所谓的“阉党”应运而生。
而整个明朝自朱祁镇开始就不事朝堂，宠信宦官，宦官借着皇帝的宠信为非作歹，这就是文官集团和宦官集团争斗的开始。党派之间只论亲疏，不论是非，不论是否有利于江山社稷，这跟唐朝中后期的“牛李党争”别无二致，过度的党争大大降低了朝政的效率，使得国事加速衰退。但是明朝历任皇帝也不是都是傻子，虽然出了很多奇葩皇帝，但有能力的还是有的。
比如激化文官集团和宦官集团矛盾的皇帝嘉靖朱厚熜，虽然28年不上朝，但他属于外来户，权利一直没有全部拿到手，就拿宦官集团去怼文官集团，弄出缺来放自己人，但是约到后面越是有心无力，因为他能看到的人都出自文官集团，科场被垄断了，中央皇帝掺着宦官和文官互斗，地方就没了约束，贪污腐败成风，而基层烂了透了，朝堂又能好到哪里去？所以后面都是奇葩皇帝了，权架空了，宦官又不给力，没啥人忠心可用，有的即便看破也无能为力，还不如安心做自己的太平皇帝。
东林党提出的“消灭阉党，取消矿税，广开言路”三大主张，有十足的小算盘，误国误民
应该说，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做了许多坏事，天启帝之所以置之不理，是因为借用魏忠贤对东林党形成制衡，避免东林党一方独大，还可以用内库在江南征收矿税充实国力，以应对辽东战事。东林党出身江南富庶之地，代表大官僚大地主阶层的利益，取消了矿税和工商税，符合他们的利益，却将负担进一步转嫁给农民，给了农民起义的借口和机会。
实际上，在征收江南矿税的同时，朝廷对西北地区的农业税减缓减少征收，缓和了西北地区矛盾。广开言路确实是好事，但是东林党人借机废除了派驻各地的内监机构和情报机构“东厂”，使得皇帝丧失了对地方督抚的有效制衡和控制，使得各地官员各行其是，贪腐风气更甚，最后导致中央权威进一步丧失。
东林党人降清叛国者大有人在，枉读圣贤书
1644年，清军继续南下江南。以钱谦益为首的东林党人一方面仍忙于党同伐异，不顾大局。另一方面，在清军兵临城下时，不但不抵抗到底，反而是开门纳降。钱谦益惺惺作态，假装投水自尽殉国，却说湖水太凉而放弃，还不如名妓出身的老婆柳如是有气节，连水都怕凉的人，当然更怕死。特别是身为士大夫领袖的钱谦益投降，影响极坏，带动一大批江南士大夫投降叛国。
朝廷覆灭之际，东林党的总体行径还不如他们痛骂的所谓“奸臣”马士英，马士英在弘光朝覆灭后，仍坚持组织抗清，最终被捕不屈就义。在马士英死后，东林党人深感脸上无光，还有意污蔑马士英投敌，东林党人此举卑劣。好在东林党人掌控当时文字话语权，在参与撰写史书和各种资料时刻意美化掩饰自家子弟的丑事，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东林党人毕竟不能一手遮天，大家对明末那段历史了解多一分，对东林党的痛恨就多一分。方才明白崇祯帝死前所说的“诸臣皆亡国之臣”，并不都是自我辩解之言。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