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家思想进入秦国以前，秦国在春秋时期的社会经济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其他大国。就比如鲁国于周定王十三年（前594年）完成了“初税亩”的改革，而秦国在一百八十多年后才开始“初租禾”改革。也就是说，作为当时国家根本经济制度的耕地管理及使用体制，秦国落后其他先进国家近200年。
由于秦国在国力上与其他几个大国的差距太大，因此在外交上，秦国从未主持过任何盟会，所谓“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名不符实。
而在周显王十年（前359年），商鞅入秦后，秦国的综合国力迅速崛起，版图开始向中原膨胀，仅用了20年的时间，秦国就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强国。因此从秦孝公起，历代国君均以“法”治国，信仰法家思想的治国理念。
只不过法家思想是把双刃剑，当历代君主和当国重臣看着秦国版图不断扩张，国力不断增强时，他们丝毫没有意识到法家思想的先天不足和后天缺陷，他们没想到的是：秦以法家治国，在强大到走向大一统之时，也会因法家而迅速败亡。
法家
那么究竟如何看待法家对秦朝的影响呢？
商鞅变法所带来的黑暗面影响：为秦朝的迅速灭亡埋下隐患
周显王十三年（前356年），秦国的改革开始。在政治上废除“世卿世禄”，以功定爵，建立郡县，实行什伍制度。对生产方式促进的改革，是以国家政治和法令手段实行土地私有，废井田、开阡陌，鼓励生产，统一度量衡。
16年后，秦击败了强大的魏国，夺得西河之地。能染指三晋，标志着秦国一跃而成为超级大国，不得不说，商鞅的改革带给秦国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如此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奠定了法家思想在秦国施政理念的主导地位，同时也奠定了法家思想的局限和缺陷在秦国施政理念的主导地位，此后的历代君主和当国重臣自然不会法家思想加以正确的扬弃。
秦国的后世之君代代将法家思想的致命缺陷发挥到极致，当社会矛盾积累到极致的秦始皇时期，大一统的秦王朝底下实际上已经埋了一个巨大的火药桶。
那么法家思想的致命缺陷是什么呢？
商鞅
我们来看看商鞅变法所带来的黑暗面。
1.绝对君主权极端恶性膨胀：秦国的君权原本缺乏道义及制度上的制约，商鞅改革没有进一步将君权神圣化，而是以制度和具体刑罚行为作为进一步将君主权绝对化。在绝对化君权面前，一切都在可处任何刑罚之列，此后的法家思想更是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点。对此秦国的历代君王欣然接受，到秦始皇时期绝对君主权已恶性膨胀到了极点。
2.愚民政策成为制度化和绝对化：商鞅认为：“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因为商鞅觉得昔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也；能胜强敌，必先制其民也。商鞅的这一思想的实行，首先就在政策制度及道义上将君推到民的对立面。因为弱民也就是强迫民众返璞归真，强迫民众愚蠢麻木，降低民众智商和情商，以此强制性消除民众独立思考能力。从结果上看，历代秦国君王都将愚民政策当作万世灵药，当未达到愚人目的时，又以重刑酷刑为依托。只不过民智是任何社会制度都遏制不住的，愚民政策到最后只能是导致愚人自愚，也必然导致自毁。
秦朝疆域图
3.重刑酷刑成为了统治手段：商鞅在改革开始就为秦国今后百年的施政手段定下来根本基调，也就是以法施政。法指的是刑法，商鞅认为要做到轻罪重刑，重罪酷刑，并且制定出了最残暴危害最为深远的连坐法。此后这一连坐法经秦国历代君主和当国重臣不断加工，变得十分严苛，终于在百年后将大一统的秦王朝变成了一个全国性的集中营。
商鞅的改革在短期内取得巨大成功，根本原因是在于其经济制度改革成功调整了生产关系，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并且需要通过以重刑酷刑作为贯彻政令的手段来实现改革，但这种严苛刑罚的方式只能用在此时而非彼时，只能用于一世而非累世。结果秦国历代君主和大臣急功近利且守株待兔，根本看不到法家思想与时俱进的先进性，拒绝考虑法家思想中“法者，所以爱民者也”的深刻内涵。
把商鞅改革的残暴手段看作是万世之法，一代代的传承下去，最终将商鞅的残暴手段彻底走到极端，到了始皇帝时期的秦王朝，天下已然成为了一个巨大的刑场，因此法家思想才最终成为了埋葬秦王朝的铁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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