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二战中的日军，日军给人的感觉都是很服从长官的命令，被“武士道”洗脑。中国人往往一提起他们对待中国百姓的残暴就恨之入骨，但又不得不对鬼子的战斗力感到头痛，特别是抗战初期的日本兵战斗技巧的熟练，战斗意志的顽强，都不是那时期中国军人可比拟的。
随着战争的持续进行，入侵中国的日军,陷入泥潭难以自拔. 日军军纪变得相当差，加上日军由来已久的上级虐待下级，老兵欺负新兵，反战情绪在日军中生长蔓延.日军士气大大低迷了。
1932年日军进攻上海时，有200多名士兵拒绝执行进攻命令，被解除武装，押回日本。2月21日，约300名士兵在中国上海虹口附近举行集会，有人在会上散发了署名“革命士兵委员会”的宣言，号召日本士兵反对侵略中国，不要与中国军队作战。
据日本报刊当年的自我披露，1938年2月，日本刚被征集入伍的近万名新兵集中在东京附近的川崎兵营，准备运往海外。因为不愿意离开家乡到海外打仗，七千名新兵集体反对日本军部的命令，四散逃亡，在当时的日本掀起轩然大波。
1938年10月，他随十一军的整个后勤联队来到了武汉，驻扎在汉口刘家庙兵营。 由于出身茶农家庭，他对中国江南的茶乡文化充满了好奇和好感，因为是小学老师，所以懂得比较多的汉字，他利用进入中国的这一年多的时间，每逢担任后勤运输或采买，同中国人在一起，就抓紧学习中国话，锻炼自己的听力和语言能力。正是驻扎在汉口刘家庙军营期间学会的几句湖北口音的中国话，就成为他以后能够逃生和在中国生存下去的唯一法宝。
冲出兵营的日本士兵有一百多人，但很快在偌大的江岸一带跑散了。日本宪兵队在江岸车站的北面设立了几道关卡，撒开网抓人，严防哗变的日本军人跑到地域广大的乡下去，所以，绝大部分冲出来的日本士兵相继落网，只有极少数士兵冲到北面的乡下或是混进南面汉口城里英、美、法的租界区，躲藏了起来。大泽谷次郎一冲出了兵营的大门，看不见身后的追兵了，马上把手中的大枪，身上的子弹、钢盔都扔在地上，空身猛跑，他清楚知道，在这个场合，无论如何不能往乡下跑，中国的农民恨死了日本兵，落到中国农民的手里，只有死路一条，还不如落在自己宪兵队的手里，兴许还能痛快的死。所以，要逃命只能往南面的城里跑，到汉口去。
借着漆黑的暮色和昏暗的街灯，大泽谷次郎慌不择路跑到一个道观门口，大泽谷次郎来自日本的宇治川，那里是寺庙成群，神社林立，历史上从来有悄悄收容逃匿者和流亡者的习俗，他知道，如果逃到普通人家难逃一死，只能把求生的希望寄托在寺庙和神社的僧侣身上。就是这一想法，最终使大泽谷次郎在道观道长的帮助下逃脱了汉口，保住了性命。至于如何逃离，那就与本文无关了。
这次哗变共有一千三百多日军参与，经过一天一夜的激烈战斗，当场死伤者达到七八百人，余者逃出生天者聊聊。这次哗变虽然被镇压了，但对日军士气造成的影响却是深远的，预示了日本最终失败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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