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已经过去了11年，第一次进入麻风康复村的情景，张平宜依然历历在目。
“那真是个被刻意遗忘的黑暗角落。”这个台湾女人缓缓地说。
那时，她还是台湾《中国时报》的资深记者。为了采访大陆麻风康复村的现状，她多方询问后，来到了四川省西部一个叫大营盘的小村庄。
这儿曾被人称为“隐形的村落”。从1959年开始，因为麻风病的蔓延，当地政府在此建立了麻风康复村，对麻风病人实行隔离集中的治疗，并持续了半个多世纪。
在村子里，张平宜看到，许多麻风病患者只能拖着残缺的四肢在地上爬行，身后带出一道道血痕，在自己的采访笔记里，她这样描述道：“他们的肢体被细菌吃掉了，就好像蜡烛燃烧后融化变形。”
村庄里到处都是游荡的孩子，他们不再有父辈那可怕的疫病，眼神里流露出野性的天真。这让这位两个孩子的母亲不由自主地想到，“这里总该有所学校吧？”
唯一的小学，在海拔1800米的山上。教室是两间破土房子，没有一扇完整的窗户。学校的招牌，是小偷唯一看得上的财产，早已被盗。这里挤着70多个学生，大部分只能站着听课，孩子们的脸都很脏，“脏到只能看见两颗眼珠子”。
如果连这所学校都垮了，张平宜不知道这些生长在麻风病阴影下的孩子还能有什么希望。这个一直生活在大城市的女人向老师许诺：“你留下来，我去筹钱盖一所新的学校。”
2002年，正如她承诺的那样，崭新的教室已经在大营盘落地生根，而这个台湾女人的命运，也和这个一度被外界遗忘的村庄紧紧地连在了一起。2003年起至今，她辞去百万年薪的工作，在海峡对岸开办“中华希望之翼服务协会”，致力于大营盘麻风病人的子女教育。
最开始，她将自己的动机解释为一种“最朴素的母性”。但现在，她的长期愿望是，“让这些麻风病人的子女都能正常地融入外部社会。”
外部的社会究竟是什么样子？这个村庄里很少有人知道。这儿的村民只能感觉到，自己是“令人害怕又讨厌的人”。就连这儿的老师去县城开会，当地的老师都没有人愿意和他同桌吃饭。
但这个朋友们眼里“典型的千金大小姐”，却在海峡对岸为这个令人恐惧的村庄呐喊。
她在台湾写文章募款，到处演讲、卖书，或是带着医生丈夫每月给的1万元新台币零花钱坐出租车，去试图说服潜在的资助者。“下辈子什么都不做，只要做个有钱人。”这个此前从没经历过窘迫生活的女人，一度“咬牙切齿”地说。
她带着这样一点一滴积攒起来的善款，回到大营盘，当上了新教学楼的“监工”。每一天，她都要在县城宾馆和大营盘村之间颠簸的土路上来回往返。因为学校没有厕所，这个有点洁癖的女人常常一整天不敢喝水。如果内急，就小跑半个小时到邻村，借用“猪圈隔壁的厕所”。
在那些麻风村的孩子看来，“张阿姨就像妈妈一样”。她熟悉每一个孩子的家庭状况与脾气秉性。比如依伙克古，只有5岁，是学校里个头最小的孩子，也是最认真的旁听生。他喜欢上学，因为在这里能见到爸爸依伙布都，这个22岁的年轻人，是小学6年级的学生。
像依伙爸爸这样的“超龄小学生”在校园里并不鲜见。甚至在2005年之前，这所已经成立了十几年的小学，还没有出现过一个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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