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有两大伟人,对中国文化有其极大之影响,一为唐代禅宗六祖慧能,一为南宋儒家朱熹。
六祖生于唐太宗贞观十二年,卒于玄宗先天二年,当西历之7世纪到8世纪之初,距今已有1200多年。朱子生于南宋高宗建炎四年,卒于宁宗庆元六年,当西历之12世纪,到今也已780多年。
慧能实际上可说是唐代禅宗的开山祖师,朱子则是宋代理学之集大成者。一儒一释开出此下中国学术思想种种门路,亦可谓此下中国学术思想莫不由此两人导源。
言其同,则慧能是广东人,朱子生卒皆在福建,可说是福建人,两人皆崛起于南方,此乃中国文化由北向南之大显例。言其异,慧能不识字,而朱子博极群书,又恰成一两极端之对比。
学术思想有两大趋向互相循环,一曰积,一曰消。孟子曰:“所存者神,所过者化。”存是积,化是消。学术思想之前进,往往由积存到消化,再由消化到积存。正犹人之饮食,一积一消,始能营养身躯。同样,思想积久,要经过消化工作,才能使之融会贯通。
观察思想史的过程,便是一积一消之循环。六祖能消能化,朱子能积能存。所以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释融合,如乳投水,经慧能大消化之后,接着朱子能大积存,这二者对后世学术思想的贡献,也是相辅相成的。
自佛教传入中国,到唐代已历400多年,在此400多年中,求法翻经,派别纷歧。积存多了,须有如慧能其人者出来完成一番极大的消的工作。他主张不立文字,以心印心,直截了当的当下直指。这一号召令人见性成佛,把过去学佛人对于文字书本那一重担子全部放下。如此的简易方法,使此下全体佛教徒,几乎全向禅宗一门,整个社会几乎全接受了禅宗的思想方法,和求学路径,把过去吃得太多太腻的全消化了。
也可说,从慧能以下,乃能将外来佛教融入于中国文化中而正式成为中国的佛教。也可说,慧能以前,400多年间的佛教,犯了“实”病,经慧能把它根治了。
到了宋代,新儒学兴起,诸大儒如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诸人,他们都曾参究佛学,其实他们所参究的,也只以禅宗为主。他们所讲,虽已是一套新儒学,确乎与禅宗不同。但平心而论,他们也似当时的禅宗,同样犯了一个虚病,似乎肚子吃不饱,要待朱子出来大大进补一番。此后陆、王在消的一面,明末顾、王诸大儒,在积的一面。而大体说来,朱子以下的中国学术界,七八百年间,主要是偏在积。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当前的社会,似乎在传统方面,已是荡焉无存,又犯了虚病。即对大家内心爱重的西方文化,亦多是囫囵吞枣,乱学一阵子,似乎又犯了一种杂病,其实质仍还是虚病。试问高唱西化的人,哪几人肯埋首翻译,把西方学术思想,像慧能以前那些高僧们般的努力,既无积,自也不能消。如一人长久营养不良,虚病愈来愈重。
此时我们要复兴中国文化,便该学朱子,把旧有的好好地积存。要接受西方文化便该学慧能,把西方的能消化融解进中国来。最少亦要能积能存。把西方的移地积存到中国社会来,自能有人出来做消化工作。到底则还需要有如慧能其人,他能在中国文化中消化佛学,自有慧能而佛学始在中国社会普遍流传而发出异样的光彩。
六祖不识字,在他一生中所说法,只是口讲给人听,今此一部《六祖坛经》之所有文字,乃是他门人之笔录,他门人也把六祖当时的口语,尽量保持真相,所以《六祖坛经》乃是中国第一部白话作品,宋朝两代理学家之语录,也是受了此影响。
依照佛门惯例,佛之金口说法始称“经”,菩萨们的祖述则称“论”。只有慧能《坛经》却称“经”,此亦是佛门中一变例,而且是一大大变例,这一层,我们也不该忽略过。
若说《坛经》称“经”,不是慧能之意,这又是一种不必要的解说。
慧能讲佛法,主要只是两句话,即是“人性”与“人事”,他教人明白本性,却不教人摒弃一切事。
所以他说“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让则尊卑和睦,忍则众恶无喧。”所以他又说,“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又说“在家能行,如东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恶。”又说“自性西方。”他说:“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又求生何国?”又说“心平何用持戒,行直何用修禅。”
这些却成为佛门中极革命的意见。
慧能讲佛法,既是一本心性,又不摒弃世俗,只求心性尘埃不惹,又何碍在人生俗务上再讲些孝悌仁义齐家治国。因此唐代之有禅宗,从上是佛学之革新,向后则成为宋代理学之开先,而慧能则为此一大转捩中之关键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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