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有两大伟人，对中国文化有其极大之影响，一为唐代禅宗六祖慧能，一为南宋儒家朱熹。
六祖生于唐太宗贞观十二年，卒于玄宗先天二年，当西历之7世纪到8世纪之初，距今已有1200多年。朱子生于南宋高宗建炎四年，卒于宁宗庆元六年，当西历之12世纪，到今也已780多年。
慧能实际上可说是唐代禅宗的开山祖师，朱子则是宋代理学之集大成者。一儒一释开出此下中国学术思想种种门路，亦可谓此下中国学术思想莫不由此两人导源。
言其同，则慧能是广东人，朱子生卒皆在福建，可说是福建人，两人皆崛起于南方，此乃中国文化由北向南之大显例。言其异，慧能不识字，而朱子博极群书，又恰成一两极端之对比。
学术思想有两大趋向互相循环，一曰积，一曰消。孟子曰：“所存者神，所过者化。”存是积，化是消。学术思想之前进，往往由积存到消化，再由消化到积存。正犹人之饮食，一积一消，始能营养身躯。同样，思想积久，要经过消化工作，才能使之融会贯通。
观察思想史的过程，便是一积一消之循环。六祖能消能化，朱子能积能存。所以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释融合，如乳投水，经慧能大消化之后，接着朱子能大积存，这二者对后世学术思想的贡献，也是相辅相成的。
自佛教传入中国，到唐代已历400多年，在此400多年中，求法翻经，派别纷歧。积存多了，须有如慧能其人者出来完成一番极大的消的工作。他主张不立文字，以心印心，直截了当的当下直指。这一号召令人见性成佛，把过去学佛人对于文字书本那一重担子全部放下。如此的简易方法，使此下全体佛教徒，几乎全向禅宗一门，整个社会几乎全接受了禅宗的思想方法，和求学路径，把过去吃得太多太腻的全消化了。
也可说，从慧能以下，乃能将外来佛教融入于中国文化中而正式成为中国的佛教。也可说，慧能以前，400多年间的佛教，犯了“实”病，经慧能把它根治了。
到了宋代，新儒学兴起，诸大儒如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诸人，他们都曾参究佛学，其实他们所参究的，也只以禅宗为主。他们所讲，虽已是一套新儒学，确乎与禅宗不同。但平心而论，他们也似当时的禅宗，同样犯了一个虚病，似乎肚子吃不饱，要待朱子出来大大进补一番。此后陆、王在消的一面，明末顾、王诸大儒，在积的一面。而大体说来，朱子以下的中国学术界，七八百年间，主要是偏在积。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当前的社会，似乎在传统方面，已是荡焉无存，又犯了虚病。即对大家内心爱重的西方文化，亦多是囫囵吞枣，乱学一阵子，似乎又犯了一种杂病，其实质仍还是虚病。试问高唱西化的人，哪几人肯埋首翻译，把西方学术思想，像慧能以前那些高僧们般的努力，既无积，自也不能消。如一人长久营养不良，虚病愈来愈重。
此时我们要复兴中国文化，便该学朱子，把旧有的好好地积存。要接受西方文化便该学慧能，把西方的能消化融解进中国来。最少亦要能积能存。把西方的移地积存到中国社会来，自能有人出来做消化工作。到底则还需要有如慧能其人，他能在中国文化中消化佛学，自有慧能而佛学始在中国社会普遍流传而发出异样的光彩。
六祖不识字，在他一生中所说法，只是口讲给人听，今此一部《六祖坛经》之所有文字，乃是他门人之笔录，他门人也把六祖当时的口语，尽量保持真相，所以《六祖坛经》乃是中国第一部白话作品，宋朝两代理学家之语录，也是受了此影响。
依照佛门惯例，佛之金口说法始称“经”，菩萨们的祖述则称“论”。只有慧能《坛经》却称“经”，此亦是佛门中一变例，而且是一大大变例，这一层，我们也不该忽略过。
若说《坛经》称“经”，不是慧能之意，这又是一种不必要的解说。
慧能讲佛法，主要只是两句话，即是“人性”与“人事”，他教人明白本性，却不教人摒弃一切事。
所以他说“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让则尊卑和睦，忍则众恶无喧。”所以他又说，“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又说“在家能行，如东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恶。”又说“自性西方。”他说：“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又求生何国？”又说“心平何用持戒，行直何用修禅。”
这些却成为佛门中极革命的意见。
慧能讲佛法，既是一本心性，又不摒弃世俗，只求心性尘埃不惹，又何碍在人生俗务上再讲些孝悌仁义齐家治国。因此唐代之有禅宗，从上是佛学之革新，向后则成为宋代理学之开先，而慧能则为此一大转捩中之关键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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