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位堪称大师级的人物，认识和了解还是十分粗浅甚至有点荒谬。伊秉绶清嘉庆二十年（1815年）逝世之时，吕世宜学习隶书仅仅有一年多。吕世宜和伊秉绶是两个完全不同历史时期的代表人物。可以说，伊秉绶用他华丽堂皇、富贵大气的隶书打扮了清王朝乾隆、嘉庆两朝太平盛世，吕世宜则是用他高标孤独、离世脱俗的篆隶点缀着风雨飘摇、转盛为衰的道光朝的门面。吕世宜，字可合，晚年号不翁，祖籍清代马巷厅金门西村，故又号西村，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吕世宜出生于金门，幼年时期，随祖父、父亲移居厦门，嘉庆十三年（1808年）中秀才、道光二年（1822）中举人，博学多闻，研究涉猎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书法及金石。清代访碑活动兴盛，吕世宜作为一个热衷于搜罗古代铜器、石碑摹本的金石行家，理所当然与同时代诸多书家一起投入了碑学研究与创作的洪流。必会心慕手追，一挥而就。常兀然危坐，身边置墨汁一升、白纸一捆，信手挥写丢弃，毫不爱惜，而门外求书者越来越多，因而吕世宜的墨迹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书法名声也广为传播。下面就是吕世宜二件隶书佳作：吕世宜自言“二十读书，三十学隶，四十学篆”，“《礼器》、《天发》、《张迁》等临习十遍百遍，秦篆汉隶得心应手”，“年四十以隶名于时，小字大字具得汉人意，必传无疑”。《开道碑》亦为常临之作，且受益匪浅。
作品一：《汉鄐君开通褒斜道刻石隶书四屏》
《开道碑四屏》落款虽托名为“临作”，实为“创作”，这一称谓肇始于晚明，是时“奇异”风尚统治文坛，为表对“原文内容”的致敬，书家创作后仍自谦的以“临”字定作品名。吕氏还对笔法、结体、章法等做了特别变化，使之拥有一种既朴茂又典雅的“调和”之美。书家对碑学书法的研习以临原碑为正脉，字法上将篆、隶、金文甚至楷书合而为一，使得可识可书；用笔方圆结合、刚柔相济，打破了隶书强调“蚕头燕尾”的程序化笔法，风格取“横平竖直”。此种“糅合”笔法很好的规避了拘谨乏趣呆滞刻板的状态。结体上以谨严质朴为主，将摩崖石刻之古朴拙趣部分转化为工整节制之美；又因字形做了巧妙变化，使左顾右盼更显灵动有致。
作品二：节临《巴郡大守张纳碑》碑文
此碑立于灵帝中平五年(188)三月上旬。时值吕世宜51岁（1835），书法风格日趋成熟。从风格上看，他追寻汉隶，受伊秉绶、郑板桥影响很大，笔底篆籀之气横生。其精于篆隶，尤以八分（隶书）见长。其一心痴迷书法,“如饥渴者之于饮食。遇古图书、古彝器、金石刻、奇书妙画、名研名印，必拮据致之。”吕世宜几十年法度功力的自然体现，没有丝毫粗俗、浅薄、霸悍、造作之气，达到了一种超越古意的审美趣味。展现出遒健朴茂、宁静平和的格调，这二件作品是开阖有势、气韵生动、纵横有度、丰茂沈雄的书法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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