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迪厄在超越“社会物理学”与“社会现象学”之间对立的基础上，提出了“实践感”理论。他指出，社会学中的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都有一种用“理论理性”来代替“实践理性”的错误倾向，而他的研究目的则在于揭示被理论认识所隐含用到的实践理论，从而形成一种对实践及其认识方式的科学认知。在本书中，布迪厄的文字虽晦涩难懂，且未给“实践感”一个明确的定义。但是，通过文本分析，仍可将“习性”、“象征资本”与“场”三个关键词视为钥匙，来理解布迪厄的实践理论。
在布迪厄眼中，实践具有内在双重实在性，它一方面是身体化的“习性”，一方面是“象征资本”。“习性”是实践的基础，它既非客观又非纯粹主观。习性是一种持久的、可转换的潜在行为倾向系统，影响着实践活动的生成与组织结构，并通过转化为身体习性发生着作用。“象征资本”是实践感的另一面。布迪厄将“象征”概念纳入古典马克思主义的资本理论中指出，实践中的资本有“有形”的也有“象征”的，象征资本相对于有形资本，是一种没有具体的和物质的作用的象征利益，但他能在转化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等有形资本，并成为一种象征性的支配力量。作者对“场”概念的分析虽散见于各章之中，但仍不可忽略其重要性。“场”是实践诞生与发挥作用的场所，他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关系的网，习性与象征资本皆在场中孕育，并因其所在场之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特征。
本文将以“习性”与“象征资本”为核心进行解读，并将对“场”的分析穿插于其间，以求较好的理解布迪厄的实践理论。
一、习性
重视社会客观因素的社会物理学与强调人类主观意识的社会现象学虽然观点对立，但本质上都是一种形式主义，它们都将学者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处理自身与社会世界之间关系而形成的“理论理性”简单的投射到客观实践上去，并用其代替了行动者在实践中所真正遵循的“实践理性”，从而导致了一种“科学谬误”。布迪厄试图超越两者对立，指出实践世界是在作为认知和促进结构系统的习性中形成的。习性既非如客观主义者所言的是脱离个人的客观结构，也不是主观主义者所说的完全被人的主观意识所左右，而是一种处在主观与客观交汇点上的因素。
作者认为“条件制约与特定的一类生存条件相结合，生成习性（habitus）”，并进一步指出“习性是持久的、可转换的潜在行为倾向系统，是一些结构的结构，倾向于作为促进结构化的结构发挥作用，也就是说作为实践活动和表象的生成和组织原则起作用，而由其生成和组织的实践活动和表象活动能够客观地适应自身的意图，而不用设定有意义的目的和特异掌握达到这些目的所必需的程序，故这些实践和表象活动是客观地得到'调节’并'合乎规则’，而不是服从某些规则”。（布迪厄2012：74）这也就是说，人类实践活动是一种社会行为结构，而习性正是形成这一结构的基础。行动者在习性的作用下对外界刺激作出反映。
布迪厄认为习性是社会历史的产物（亦即“场”的产物）。习性是历史的实践活动之产物，它将以往实践中获得经验以感知、思维和行为图式的形式储存在每个人身上，并作为潜在的倾向系统作用于现实的实践中。而习性在对人的实践发挥作用时伴随着一种“策略计算”。习性的策略运算不同于主观主义者构想的运用数学规则进行的科学推算，它的运算方式是建立在既往经验上的实践假设，且对最初的经验十分的倚重。不过，习性也并非被客观因素所控制，它将直接服从于一个法则：乐意做令人不快却又不可不做的事。
布迪厄还认为，习性形成于一种特殊的历史，将它的特殊逻辑施加于身体化（incorporation），行为人则通过这种身体化进行着实践。换句话说，习性是一种在实践中习得的知识，它被储存在身体里，当与习性生成相同的环境出现时，身体化的实践逻辑就会被激发出来，从而指导人们的行为。布迪厄将实践比作球类游戏，指出在游戏的环境中，运动员能预判球传递的位置并做出的行动，依靠的就是习性。同时，男女区分、年龄段区分，以及社会阶级区分都是一种身体化习性。社会对身体的属性和动作加以定性，将社会选择自然化后储存在身体当中，使得不同性别、年龄、阶级的人表现出不同的行为倾向。
布迪厄认为习性是在“场”中被塑造出来的。实践感是对一个场的要求的预先适应。布迪厄通过游戏来对场进行解释，可以发现场其实是一种社会规则与社会网络。行动者在场中习得经验，并预判场的条件与规则，进而做出行动。个体性的差异也就源于所处场（亦或“社会轨迹”）的特殊性。
要之，通过运用“习性”这个概念，布迪厄指出实践逻辑是习性在场中生成、身体化、并作用于场环境中的逻辑。它不是对外界环境的机械反映，也不是在人类意识明确指导下的行为，而是一种非逻辑的逻辑，类似于一种“感觉”。
二、象征资本
布迪厄认为，经济主义（例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经济抽象为以现金支付为中心的关系网，不符合实践逻辑。在经济实践中存在着一种“非经济利益”，即象征资本。作者指出，象征资本是相对于有形资本而言的，它是一种信用及信任资本，它能为经济集团的行为做出担保，获得资本积累与再生产的边界。换句话说，象征资本也是能使资本带来资本的机制之一。
作者指出，经济资本与象征资本是纠缠在一起的。象征资本能够带来经济资本。拥有好的名声与信用，不仅能有效的找到劳动力，还能轻松的获取贷款，还能在整体交易中获得更大的利益。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族会尽可能的展现其家族威望与信誉。另一方面，象征资本也需要高额的经济资本去维持。信誉取决于保护名誉不受损害的能力，它是财产的数量、质量及其使用人的数量与质量的结合体。当家族或集团的信誉受到损害时，他们会极度敏感，用尽手段维护其象征资本。
所以，作者指出，资产的象征成分和物质成分并无差别，要想理解被经济主义视作荒谬行为（例如炫耀财富、优待劳工、参加高级聚会等）的经济之合理性，必须建立一种关于象征利润的“总体会计学”，即同时考虑有形资本与象征资本的利润核算机制。权力持有者的生活艺术本身有助于加强权力，而权力又使得生活艺术成为可能。
同有形资本的支配一样，象征资本也有其独特的支配方式：借助于象征暴力的温和支配。象征暴力较有形的经济暴力要来得隐秘与温和，它以一种道德与人情的方式进行着支配。象征暴力在特定的经济场中存在，这个经济场往往是前资本主义性质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缺乏调动资本的制度手段，所以人们依赖于一种人对人的直接支配，而这种支配要被人接受，只有变的温和、象征与难以辨识。于是在前资本主义的经济场中，经济资本转化为象征资本，这一转化建立在经济之上，而又被道德关系所掩盖。所以温和支配的有效性既取决于双方的物质力量与象征力量，也受道德伦理的影响。赠品和债务是温和支配的两大手段，它们通过慷慨馈赠获得道德债务与感情依附。例如地主借对佃农的帮扶使其长久的为其服务、大家族的信用让他们获得更多的财富等都是象征支配的表现。
象征资本及其温和支配会随着经济、社会的制度化而渐渐消失，因为制度化带来一种客观的资本积累方式，从而使象征性的“显摆”成为不必要。例如在文化资本中，头衔成为了一种特定类的资产，并通过统一的标准联系起来，从而建立起一个能容纳一切文化能力的统一市场，并确保一定程度的劳动换来的文化资本转化为货币。这样，权力的依附关系就建立在客观的制度之上，减少了象征资本带来的象征暴力的作用。
然而，在实践当中，世界宇宙的“祛魔”与“复魔”是并存的。象征支配形式会随着客观机制的形成而逐渐失效，可是，最严酷的“经济”剥削形式所激发的颠覆和批判力量的发展，以及确保支配关系再生产的机制所产生的意识形态和实践效应的公开化，将导致经济资本相象征资本的转化。 在实践的逻辑中，有形资本与象征资本将长期共存。
三、启示
布迪厄的理论对手众多，但主要集中于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社会物理学与社会现象虽然是观点对立的两派，但它们都具有形式主义的特征：以形式化的理论来代替实践理论。所以布迪厄指出，实践是一种身体化的习性，即非完全主观又非客观。但是，布迪厄的实践观也不同于马克思主义者的实践论。例如，毛泽东认为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具有把主观认识同客观世界联系起来的特质。在毛的理论中，主观意识对实践具有明确的指导作用。然而，布迪厄的“习性”则强调实践感是一种潜在的行为倾向，虽然受主观的影响，但具有模糊性与不确定性。
“象征资本”是针对古典马克思主义的资本理论而言的。马克思主义虽然与新自由主义针锋相对，但它也有着科学主义与形式主义的一面。马克思主义通过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二分法将人类活动划归为经济活动，存在着一种经济决定论的倾向。（笔者未读过马克思元典，这里仅凭二手阅读经验进行议论，如有错谬，恳请老师批评指正）而布迪厄则指出，在实践中，除了有形的经济资本外，还有一种无形的象征资本，它凭借着道德与信用进行着支配，且能与有形资本相互转化。象征资本的象征暴力较有形的经济暴力要来得隐秘，难以察觉。它与有形支配相互补充，具有强大的支配力量。
布迪厄的实践感理论对于历史学研究颇有益助。当对历史人物进行分析时，要考虑到他所处在的“场”。例如，对于青年毛泽东的研究，不能只关注它的言论，还有关注他所处的历史社会环境。晚清社会是一个相对大的“场”，湖南社会是一个相对小的“场”，这些“场”都孕育着毛泽东的习性，这些习性指导的他的实践。同样的，我们也能将整个中国理解成一个行为体，那么整个中国的历史进程都是他所在的“场”，这个“场”造就了中国“习性”，这些“习性”十分之顽强，使得近代中国虽遭到西方强有力的冲击，但自身的特性依然延续不断。
“象征资本”则特别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传统社会的人际关系网络与支配关系。中国传统的“人情社会”也就是被象征资本所支配的社会，权力财产关系的不平等在道德与伦理的包装下变得温和，传统社会秩序得以建立。中国皇帝极具排场的意识（仪式）活动，官僚财主的斗富行为，世家大族结成的婚姻网络，以及晋商、徽商对信誉的维护等，都是对象征资本的积累与维护。
另外，通过对本书的阅读，笔者也对“理论”有了些许新的认识。布迪厄反对将“理论理性”强加于“实践理性”之上，似乎含有对学科过度专业化、形式化以至于脱离实际的反思。然而，布迪厄自己晦涩复杂的语言似乎正是学科专业化的表现。笔者猜想，布迪厄将他的理论表述的如此晦涩与专业化，正是因为他想要进行对话的读者就是象牙塔中的学者。故不用形式化的语言则无法进行交流，也无法获得认可。但这种形式化的语言却让人有一种理论脱离经验的感觉，而且对于像笔者这样的普通读者来说，这似乎还成了阅读与获取知识的障碍。当然，笔者不是在对布迪厄进行批评，也不是对自身较弱的理论能力进行辩护，只是在思考我们需要怎样的理论表达方式。一方面，抽象的形式化的理论符合学科理性化的要求，且能锻炼我们的思维能力；但另一方面，它又造成诸多阅读障碍，消耗大量精力，甚至使人望而却步。如何协调这两点，我认为是值得思考的方面。
2019.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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