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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宿松梁祝山歌(全文)

时,我家分到一亩七分田。但我家没有牛,要耕田时,就请我姑父带了牛和犁来帮忙。歇牛的时候,引牛喝水吃草就成了我责无旁贷的任务。于是,我跟在别的放牛娃后面学会了唱山歌。后来合作化了,公社化了,一亩七分田入了社,我也出门上了初中,后来又进了高中,又一直念到大学,分配了工作,也就不再唱山歌了,但有些山歌还是偶尔萦回耳际。最挥之不能去的就是《祝英台山歌》,那歌声似哀似怨,如泣如诉,唱着一个美丽动人的爱情故事。然而光阴催人走,不是学习忙就是工作忙,回响与感动都只是偶一为之,更没有费心去搜寻。星移斗转,眼睛一闭一睁,眨巴眨巴,五十多年就过去了。

2006年12月,安庆市政协成立民风民俗研究会,给了我一个常务理事、副秘书长的衔儿。第二年,分配我写安庆民俗的娱乐竞技部分。这时我已退休,完成安庆民俗的任务后闲暇无事,就在此基础上,把手边有的和记得起的宿松民歌都集中起来,加上介绍本县的灯会节目、游戏、曲艺、戏曲等,汇编为一册,题名为《松风――宿松民间歌舞乐戏割记》。2008年6月下旬,我把它印了几份,送给家乡的几位朋友,祈望得到指正和补充,更企盼他们哪位能帮我找到全本《祝英台山歌》。一年多时间过去了,遗憾的是除了谢谢以外,我没有获得任何批评意见和补充材料。

从2001年起,我几乎每年都要在安庆市群众文化系列和艺术系列的继续教育培训班上讲一次中国戏曲课。2008年讲的内容是《民歌与戏曲》,回顾从宋代南戏直到近现代京剧和地方戏的形成与发展概况,基本观点是:“民歌以及民间音乐、歌舞、说唱等民间艺术,不仅是中国戏曲的唱腔音乐和故事内容的源头,而且是戏曲每一次革新和每一步发展的活水源泉,是原动力,又是催生剂、催化剂。”

这一讲的最后一节是《安庆民歌与黄梅戏》,在举例时特别突出了宿松《祝英台山歌》与黄梅戏独角戏《英台自叹》和正本戏《山伯访友》的关系。我本想通过备课和试讲,看看能不能逼出自己的一点记忆来,可结果还是失望与遗憾。2009年,我又把这一节的讲稿改写成《黄梅戏与安庆民歌》一文,交给了《黄梅戏艺术》杂志,也是期望公开征求批评与补证。

人到老年回忆多,我常常想起小时候唱过的《祝英台山歌》,大人和小伙伴都叫它“祝英台调”。我还在一个小伙伴家看到过一个毛边纸毛笔写的抄本,那是很完整的梁祝故事。可惜,到现在,我搜索枯肠也只能记起其中两三段和几句零散的放牛娃津津乐道的“遢村”的歌词(宿松方言,“遢”即邋遢,“村”即粗俗,“遢村话”就是脏话,指责某人满口脏话就说他“遢村邋呱”。)。为此我深恨自己记忆力太差,更恨自己几十年来没能做个有心人,曾与许多业余文艺骨干打过不少交道,竟没有注意搜集。

2009年11月7日,宿松县志办廖理南来电。他听说我在整理宿松民歌,就向我推荐司国庆。说是城关一个小青年,非常热衷于此道,连年来搜集了不少民俗和民歌材料,还把电话号码告诉了我。

我有点怀疑,觉得当代青年能有这份热情,实在少见,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打电话过去。一聊起来,果真如此,问几首民歌的格式特点,他都说得如数家珍。我向他作了简单的自我介绍,请他把手头资料理一理,约个时间见一面,交换资料,他很爽快地答应了。

11月23日,我回到县城,午饭后到他家见面。我把我整理的《松风》(介绍了88支民歌、民乐,以及灯会节目、竞技、游戏、曲艺、戏曲)送给他,他十分高兴,也把自己的记录稿拿出来给我看。

我问他有没有《祝英台山歌》歌词,他十分遗憾地说,现在只有一些零散的――原本收集到两个完整的抄本:一本钢笔抄的,在采访中,见项婆婆唱得好,歌词也记得很多,心里一激动,就送给老婆婆了;另一本是毛笔抄的,今年7月问,有个怀宁人来买他收集的民间旧器具,看见这个旧抄本。就一起买去了。谁知前几天,他无意问在网上看到一则消息:“怀宁惊现珍版梁祝山歌”,称“笔者在怀宁旧货市场收集到一本《梁山伯与祝英台山歌全集》,十分珍贵。”后面还附了三幅抄本照片,一看,正是他卖出去的本子,封面上“梁山伯祝英台山歌全本,同窗歌,杭州攻书”等字就是他的手笔。他非常懊悔,我也感到很失望,当然也无可奈何。我提出能不能再找项婆婆借回来,让我抄一份,他有点为难,觉得送人的东西又要回来,太不仗义。我一再强调只借不要,有借必还,他才勉强同意了。

我把司国庆的记录稿带回住处(我二哥王承贵家),连夜把其中与梁祝有关的歌词抄了下来。第二天一早,司国庆骑摩托带我到了项婆婆家。项婆婆今年八十三岁了,民国十五年(1926)生人,身体还很硬朗,精神头也相当好。司国庆向她介绍:说我是他母舅,一直在外地工作,现在退休了,没事唱唱家乡的山歌,就是记不起歌词,听说你有全本《祝英台山歌》,想借回去抄一份,再还你。项婆婆非常爽快,满口答应,说:这本来就是你的,你就拿回去吧,不要还了。我连忙说一定要还给你,我抄好了就叫国庆送来――心里很后悔,对老人满怀歉意,不该让司国庆撒谎。

回到县城,他带我到他的一个亲戚家,又帮我把我抄的歌词校对了一遍。我心满意足地拿了本子回来,在县里再也呆不住了,下午赶回安庆,立即打开电脑,连夜开始录存。第二天,又把抄本逐页拍照存档。

司国庆搜集的“梁祝山歌”有:

《十程》,新前乡孙岭村石雅松唱,共二十段,每段五句,每句七字,内容是梁祝相约一道辞学回家,一路上英台借许多比方暗示山伯。与全本中的《十程》基本一样,只是少数段落次序不同,词语也有少量差别。从歌词格式看,应该就是我小时候唱过的《祝英台调》。

《十想》,新前乡孙岭村石雅松唱,共十段,也是每段五句,每句七字,内容是梁祝分别后,祝英台在家思念梁山伯。也与全本中的《十想》基本相同。也应该是《祝英台调》。

《十二时辰调一山伯访友歌》。这是司国庆采录三位老农所唱凑集起来的。这三人是:

刘普高

民国七年(1918)生,宿松县孚玉镇马畈村,农民。

高桃园民国十四年(1925)生,宿松县孚玉镇马畈村,农民。

高金枝女,七十多岁,宿松县五里乡黎家老屋,农民。

共集得96段,每段4句22字,句式为“五,五,七,五”,与《卜算子》词牌的句式相同,合计2112字。所集得歌词的内容是:山伯到祝家访友,才发现英台是女子,想到她亲口许婚。大喜过望;英台埋怨他来迟了,父母已把自己许配马家;山伯在回家途中口吐鲜血,到家后即卧病在床;梁母到祝家向英台报信,至此戛然而止。

从已集歌词的内容和语气看,这支歌也应是唱全部梁祝故事,只可惜没有收齐。

《祝英台山歌》(全本),这就是司国庆送给项婆婆的抄本(抄本原未写歌名,司国庆取名《梁祝山歌》,这里还是依我小时候听到长辈讲的歌名)。此歌为7字句齐言体,每段5句,共356段,1780句,12460字, 通常演唱时带的“哎”、“喂”、“哟”、“嘞”之类感叹、象声等衬字一概未抄入。逐句检阅抄本,应该还有一些漏抄的段落。

这个抄本,是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粗毛边纸,裁为十六开,对折为小三十二开本竖式,13.8cm×18.8cm;封面与封底则是用一张1974年某期《红旗》的封面、封底,裁成同样大小翻过来做成;全本用缝纫机白线装订――不象通常的用订书机或手针穿缝,也不象我们小时候那样用锥子钻孔,用皮纸捻菘子装订,可见这位装订者多么看重这个本子。

封面距装订线2―3cm居中处,有铅笔竖书“梁山伯祝英台”六字;距上边线3cm,左边线5cm处,有倒过来钢笔纯蓝墨水写的“黄中心”三字。另有圆珠笔写的“梁祝(五句子山歌)”,是司国庆自己加上去的。

封二,上端可见原“红旗”二字的下半截,下即贯穿红线和“一九七四”字样。沿红线上面有钢笔纯蓝墨水写着“Hawong jin-qian”,这应是某人姓名的汉语拼音,但写错了,当是“Hong jin-quan”,我推测是“洪金泉”三字。那年代的农村,不大可能有私人订阅《红旗》杂志,我猜此人很可能就是抄本的重新装订者,而且是一位生产队或大队干部,或者是某小学的民办教师。

封底有钢笔蓝黑墨水写的“1957.9.11”字样,抄本正文用的那种粗毛边纸,在七十年代的农村已经买不到了,所以,我推测那可能就是抄本的抄写时间:装订人于1974年或稍后得到这个抄本,而封面封底都已破烂不堪,就干脆去掉原封而重新装订,又把原封底上注明的时间随手写上去了。

如果从1957年算起,至今就有52年;即从1974年算起。到现在也有35年了,抄本保存得还算可以。好象曾被压在某个陶制的油罐(或白铁方形煤油瓶)下,罐(瓶)底与抄本之间还垫了半截砖头,后来罐(瓶)底渗油,过了很久才发现,就取出晾干,所以从封面到封底,每页都有大面积的油浸痕迹,而右下角一块不规则的无油渍白处,则是被砖头压住的地方。四边都有毛损、缺裂,四角也有些卷折。

我们知道,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梁祝”故事、戏剧之类,一概都在“横扫”之列,人们对此噤若寒蝉。而在那样的情势下,居然还有那么些人如此珍爱“梁祝山歌”。可见它的感染力和生命力之强。

抄本正文是用钢笔蓝黑墨水书写,绝大多数为行楷,但明显有三种笔迹而以一个较流利的笔迹为主。有一些地方明显是留下空格而后填补的,填补的字有较粗的蓝黑钢笔字,写得一丝不苟而较粗拙;更多的是红墨水沾水笔书写,有的较流利,有的很粗拙。抄本中还有很多用红沾水笔划杠、圈删除,另在旁边书写正字,也有压在原字上重写的,也有勾线调整顺序的,多数改得对的,也有个别改错了的。据此,我推想,用红色沾水笔填、改的人,应该是一位小学老师。正文每页页脚居中,还有蓝黑粗钢笔标写的阿拉伯数字页码,极力摹仿印刷体,写得十分认真。据此判断:这个抄本,在司国庆之前,应该至少经历了五个人的手。

抄本中有些错别字反映了抄写人的方言特点,如:“尘”写作“层”,“存”写作“成”,“思”写做“时”,“世”写作“四”,“指”写作“子”,“烛”写作“足”,“斟”写作“樽”,“商”写作“双”(宿松方言,这两个字都与“桑”音同),等等,可见他们的口语中都把'zh、ch、sh'读成“z、c、s”。还有,“问”写作“门”,“解”写作“改”等等,这些也是宿松、太湖、望江三县交界处的特殊读音所致。所以,抄写者应该是宿松县东北部邻近太湖县的凉亭、趾凤、柳溪乡,或者东部高岭、下仓等乡,接近望江、太湖一带的人。

抄本中的词语也体现了宿松方言特点,如:“天亮了”说成“天了光”或“天着光”;“抹干眼泪”说是“抹光眼泪”;“不能自拔,无可奈何”说成是“丢在陷泥坑”或“落进陷人坑”;“沾便宜”说是“贪巧”;“穿衣”叫“着衣”;“发髻”叫“鬏巴”i“多少”或“很多”说成“几多”,等等。还有一些生动形象的俗语,如“快刀劈篾”,“人乖命不乖”,“犯错八字倒先生”,“把我(或“热人”)丢在冷水盆”,“前世烧了断头香”,“棺材本是量人斗,美女本是陷人坑”等等,都是这一带不识字的老百姓都能脱口而出的。

这个抄本,从“自从盘古分三皇,三皇五帝振家邦”开始,一直唱到梁祝死后,阎王让他俩转世投胎,最后两句是:“之子于归上了门,宜其家人天赐成。”这种格式,与元、明时期的说唱词话很相似。一个平民爱情故事,却以“三皇五帝振家邦”起兴,显然是盲目地套用词话格式。

抄本正文共72页,竖式书写,每页十行,没有标点符号,而以空格表示句读;第一行三句21字,第二行两句14字,依次类推,显然是提示以每五句为一段,这正是我们小时候唱的《祝英台调》(《英台山歌》)的格式。全本未分章节,但中间插列了十一个小标题,分别是:《十程》、《十想》、《十叹》、《十爱》、《十劝》、《十送》、《十二月相思》、《十点药名》、《十封书信》、《十哭》、《五更里》。这就象我们讲一本戏中的“核心场次”和“精彩唱段”,都是可以单独演唱的。难怪司国庆又另收了《十程》、《十想》两支山歌,而其句式与此本中的完全相同,文词也大同小异。

实际上,宿松的梁祝民歌还不止这些。1977―1979年全县搜集民歌时,陶演、殷耀林两先生还收录--了一支《十二个时辰》和一支《山伯访友山歌》。《十二个时辰》记录的是解放后填的新词。那曲调就是我们小时唱过的《十二时辰调》,但我一直没把它与梁祝故事联系起来,直到这次看见并听了司国庆搜集,刘普高等老人唱的《十二时辰调一山伯访友歌》,这才恍然大悟,只可惜那歌词也还没有搜集完整。

《山伯访友山歌》又是另一种曲调,另一种风格。更可惜当时只记录了其中的一段词,现在当事人自己也不记得了。我请司国庆再去问几位老人,前几天他来电说,几位老人也不记得那几句词,我请他下次唱给老人们听听,或许能引起他们的记忆,到今天为止,尚未得到回音。只好期待来日了。

梁祝故事流传时间久远,流传范围广泛。唐宋词牌有《祝英台令》(又名《祝英台近》、《宝钗分》、《月底修箫谱》、《燕莺语》、《寒食词》)。据龙榆生《唐宋词格律》:此词始见《东坡乐府》。元高拭词入“越调”,殆是唐宋以来民间流传歌曲。毛先舒(明末清初人)《填词名解》卷二引《宁波府志》:“东晋,越有梁山伯、祝英台尝同学,祝先归,梁后访之,乃知祝为女,欲娶之,然祝已先许马氏之子。梁忽忽成疾,后为鄞令,且死,遗言葬清道山下。明年,祝适马氏,过其地而风涛大作,舟不能进。祝乃造冢,哭之哀恸。其地忽裂,祝投而死之。今吴中有花蝴蝶,盖橘蠹所化,童儿亦呼梁山伯、祝英台云。”此调宛转凄抑,犹可想见旧曲遗音。

比《宁波府志》成书时间早得多,唐一张读所撰的《宣室志》,就已记述了梁祝故事的大致轮廓:“英台,上虞祝氏女,伪为男游学,与会稽梁山伯者同肄业。山伯, 字处仁。祝先归。二年,山伯访友,方知其女子,怅然如有所失。告其父母求聘,而祝已字马氏子矣。山伯后为鄞令,病死,葬鄙城西。祝适马氏,舟过墓所,风涛不能进,问知山伯墓,祝登号恸,地忽逢裂陷,祝氏遂并葬焉。晋丞相谢安奏表其墓日义妇冢。”

更早的记载,据宋一张津《乾道四明图经》引唐一梁载言《十道四蕃志》有“义妇祝英台与梁山伯同冢”等语。而明末清初徐树丕则称:“《金楼子》及《会稽异闻》皆载之。”《金楼子》是梁元帝(公元552―554年在位)所作,若此说属实,那么梁祝故事距今就有将近一千五百年了。

梁祝故事不仅源远流长,而且传播范围遍及全中国,延伸到日本、朝鲜、越南等国。数十年前,潜山籍著名作家张恨水先生,为写《梁山伯与祝英台》小说,考查梁祝故事发生地,就多达10处:浙江宁波、江苏宜兴、山东曲阜、甘肃清水、安徽舒城、河北河问、山东嘉祥、江苏江都、山西蒲州、江苏苏州。实际上还不止这些,比如,河南汝南县马乡镇,就有梁祝墓、梁庄、祝庄、马庄、红罗山书院、鸳鸯池、十八里相送故道、曹桥(草桥)及梁祝师父葬地邹佟墓等。1995年,山东济宁市邻近微山湖北岸的马坡村,还发现了明代的梁祝墓碑,碑文内容与民间梁祝故事大体相同。当然,正如《宣室志》书名的由来,是以汉文帝在宣室召见贾谊问鬼神之事,该书所记也是志神志怪,梁祝故事本来也是带有浓厚神话色彩的民间传说,上述这些文字记载,遗址、墓碑,都难以作为历史考证的依据,但它们却足以说明梁祝故事感人至深,说明人们对梁祝有多么同情,多么热爱,争以作他们的同乡为荣。

演梁祝故事的戏曲,元传奇有《宋元戏文辑佚》存残曲三支;元杂剧有白朴《祝英台死嫁梁山伯》;明传奇有朱从龙《牡丹记》,朱少斋《英台记》,王紫涛《两蝶诗》,以及不知名作者的《同窗记》、《访友记》等。后来的昆剧、青阳腔、徽剧、京剧,近现代豫、越、黄、平、川等各地方戏曲剧种,几乎没有不演梁祝故事的。曲艺也是如此。

至于演唱梁祝的歌谣,更是遍布全国各地,不仅汉族地区,苗族、瑶族、壮族、畲族、土家族、客家族、仡佬族等等,都有流传。我孤陋寡闻,亲眼所及的只有几种:(1)陕北无旗的,只见到“相送”三段歌词。(2)陕南紫阳的,只见过从开头至“相送”过河,歌词句式与宿松的《十二时辰调》一样。(3)鲁南某地的,也只看到“十八相送”十二段和“梁山伯盼五更”五段歌词,以七言句为主,每段句数不一,为上下句自由反复形式。(4)桂遇秋先生记录的湖北黄梅县《梁祝山歌》,歌词是完整的,但其中有文人填充和改动的痕迹;从《序歌》到《尾曲》,章次标题齐全,也有少量后补嫌疑;从记录歌词的排列看,也是七字句齐言体,上下句自由反复形式,但细读歌词内容,其中绝大部分应该是五句为一段,与宿松《祝英台山歌》格式相同,但情节内容有不少差异。(5)川南威远陈廷德先生收藏的《英台神歌》(刻本),歌词也是完整的,有《同窗神歌》、《有情神歌》、《分别神歌》、《叙情神歌》和《祭坟神歌》五章,同样是七字句齐言体,上下句自由反复形式。(6)上海文益书局和杭州聚九堂书局的石印本《最新改良唱词梁山伯祝英台还魂记》上下两册(安庆市博物馆藏),只上册首页有点残缺,是最完整的本子。封面上印有类似元杂剧“题目”的提纲,上册为:“英台改扮男子/负笈远地从师/路遇山伯为友/同窗三载无疑”;下册是:“毕业归家得病/山伯魂入幽冥/英台路过坟畔/坟开仙蝶飞”。它的句式,大多数也是七字句齐言体,上下句自由反复形式,但时而穿插一段“攒十字”。

宿松的梁祝歌谣,现知的为前面列举五种,实际上还是三种:《十程》、《十想》两种,其实应该是《祝英台山歌》里的唱词。

《山伯访友山歌》以七字句为主,每四句为一段,应该是最易于流传的,可是现在能唱的却很少,以至于至今没有采集到第二段歌词。

《十二时辰调一山伯访友歌》为“五、五、七、五”(类似《卜算子》词牌)句式,是较有特色的。其曲调弦律跳跃、活泼,风格近于诙谐,解放后又多填入新词演唱,而原词却又渐渐被人遗忘,司国庆把三位老人所唱的汇集到一起,共有96段,也只唱了全部情节的四分之一。这中间更重要的原因,可能还是乐曲轻快的风格,与梁祝故事的悲剧气氛不很协调。从现有歌词看,也好像词作者在有意地冲淡那种悲伤情绪。

七言五句式的《祝英台山歌》或名《梁祝山歌》(唱《祝英台调》)最具特色。曲调的凄凉哀惋,与歌词四句加一句的强调(或转折或补充说明),与故事整体的悲剧氛围,非常协调、和谐。这个曲子还可以创造一种逆反效应:它的弦律与宿松的《哼山歌》很有些近似,如果演唱者加快速度,掺入一点玩世情绪,适当跳跃一点,也可以起到诙谐、俏皮的效果。歌中英台与学友、与先生的对答;《十程》英台对山伯的暗示与调侃等情节,就很适合这种唱法。

唯其如此,这支歌虽然长达356段、1780句、12460字(有漏抄),而83岁的项婆婆居然还能唱那么多,且这部长歌历经沧桑还能传抄并传唱至今。也唯其如此,黄梅戏《山伯访友》,从人物设置到情节安排直到唱词的取材,都是以《祝英台山歌》为蓝本。

当然,《祝英台山歌》、《山伯访友山歌》,以及《十二时辰调一山伯访友歌》,不只在宿松一县流传,往东往北:太湖、望江、岳西、潜山、怀宁等县乃至整个安庆地区;往西:湖北的黄梅、英山、蕲春乃至整个黄岗地区;往南:江西的彭泽、湖口、都昌乃至整个九江地区:还有西南,安徽的东至、贵池等县,甚至更广的范围,都有流传。因此,这些民歌和黄梅戏《山伯访友》的首创著作权,究竟该归属何方何人,恐怕只能是个谜。但是,这些“梁祝山歌”与黄梅戏《山伯访友》的亲属血缘关系,却是无法否认的。

【补记】2010年3月20日,我与司国庆通电话,他声音哽咽着告诉我:去年腊月到今年正月,已经有三位老人去世了,他们是:

项婆婆项多英,1926――2010,宿松县孚玉镇弹山村农民。

徐婆婆徐毛英,1926――2010,宿松县孚玉镇弹山村农民。

高爷爷高桃园,1925――2010,宿松县孚玉镇马畈村农民。

幸亏有个司国庆,这几位名不见经传,看似没文化的老农,为我们留下了如此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老人们泉下有知,应该也感到欣慰。

然而,岁月的无情也是绝对公平的,无论贫富、贵贱、贤否、愚智,谁也逃不过岁月的消磨。小孩总要长大,青年都会变老,老人终归要去世。这世上每天,每月,每年,会有多少有文化和没文化的老人,将会带走多少有形和无形的、物质和非物质的珍贵文化遗产!其中又会有多少将成为绝响?!人类文化固然要发展,要创新,但发展和创新机制的源泉和原动力,难道不也蕴涵在优秀的民间文化遗产之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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