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吉奥乔·阿甘本
译 | lightwhite
诬告者
1.
在罗马的审判中，公诉的作用是有限的，而诬告则代表了对正义实施的一个重大威胁，以至于诬告者的前额要烙上一个字母K（kalumniator[诬告者]的首字母）以示惩罚。斯蒂米利（Davide Stimilli）的贡献在于，他展示了这个事实对于解释卡夫卡《审判》的重要性，《审判》的开头无疑呈现了一场诬告（“一定有人诬陷了约瑟夫·K，因为一天早上，他无缘无故地就被捕了”）。通过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一个事实上，即卡夫卡曾在准备法律专业期间研究过罗马法律史，斯蒂米利提出，K不代表“卡夫卡”（这一观点可追溯至马克斯·博德）而是代表诬告。
2.
诬告代表了小说的关键——或许还是理解整个卡夫卡世界的关键，它深深地烙上了法律的神话力量的印记——如果我们注意到以下这点，它将更具启发性：当K不再简单地象征kalumnia（诬告），而是象征kalumniator（诬告者）的时候，这就意味着诬告者成为了小说的主角，他对自己进行诬陷。“某个”用诬告发起诉讼的人就是约瑟夫·K自己。
这无疑就是由对小说的一种值得注意的解读所展示的。尽管K从一开始便清楚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完全地确定他是否受到了法庭的控诉（“我不知道你是否被控诉了”，检察官在第一次会面时告诉他），并且他“被捕”的状况丝毫没有表明他生活的改变，但他还是想尽各种办法渗透进法院大楼（与其说是法院大楼，不如说是阁楼，储藏间或洗衣房——或许，它们只是因为他的注视才变成法庭的）并鼓动进行一场法官根本没有意图去开始的审判。这甚至都算不上是真实审判的问题，审判只有当K认识到它本身的时候才存在着，它是K自己在最初的质询中向检察官不安地供认的东西。然而，K毫不犹豫地就把自己呈交给法庭，即使法庭还没有被召集起来，而恰恰是在这一刻，他毫无必要地承认自己被起诉了。同样地，在与布尔斯特纳小姐的交谈中，他也毫不犹豫地建议布尔斯特纳小姐应该诬告他袭击（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他是在自我诬告）。到了最后的分析，监狱牧师又把他们在大教堂里长时间对话的结论告诉了K：“法庭不想要你什么。当你来的时候，它接收你；当你离开的时候，它也无视你。”换言之，“法庭没有控告你；它只不过在收集你自己反对自己的诬告而已。”
3.
每一个人都在诬陷自己。这是卡夫卡对僭越的看法。因此，卡夫卡的世界不是悲剧的而是喜剧的：罪并不存在——或不如说，罪只是自我诬告，是一个人用一种并不存在的罪状来控告他自己（也就是用无罪来控告，这恰恰是最卓越的喜剧姿态）。
这是符合原则的，正如卡夫卡在别处所解释的那样：“原罪，人类犯下的古老的错误，就是他喋喋不休的指控：他遭受了不公，他承受了原罪。”在诬告的情形里，罪不是指控的原因，罪就是指控。
实际上，只有当原告相信被告是无辜的时候，只有当原告没有任何确定的罪可以控告的时候，诬告才会存在。在自我诬告的情形里，这种确信既是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的。被告，只要他是一个自我诬告者，就完全清楚自己是无罪的，但只要他在控告他自己，他就同样清楚他犯下了诬告罪，他应该受惩罚。这便是卡夫卡无比卓越的世界。但为什么K——为什么每一个人——要诬告和诽谤他自己呢？
4.
罗马法学家把诬告当作一种被引入了歧途的控告（他们用的是temeritas，这个词从temere[恐惧]变化而来，意思是“盲目地，随意地”，和意大利语tenebra[黑暗]具有词源关系）。莫姆森（Mommsen）注意到，动词控告（accusare）在原初似乎并不是一个专业的司法术语，在最古老的证言中（如普劳斯特[Plautus]和特伦斯[Terence]），它是在道德而非法律的意义上使用的。然而，恰恰是在对法律的阈限作用上，控告表明了它的绝对重要性。
罗马的审判是从noninis delatio（呈报罪名）开始的，在诉讼人的要求下，被告的名字被写到一份诉讼名单上。词源学上，诉讼（accusare）从案件（causa）变化而来，案件就意味着“起诉”（chiamare in causa）。某种意义上讲，案件才是最根本的司法概念，因为它命名的是已被法律领域所蕴含的东西（就像res[事情]的所指是某种为语言领域所蕴含的东西一样）。案件表明了一个司法情境的基础。就这点来看，causa（案件）和res（事情，事务）之间的关系将更富启发性。两者都属于法律词汇，它们命名的都是在一场审判（或一种司法关系）中被讨论的东西。但在罗马语里，causa逐渐取代了res，而在causa开始命名代数术语中的未知数后（正如res在法语里变成了rien[无]），它就让位于cosa（意大利语的“事情”，法语是chose）了。Cosa这个完全中性的和通用的词语实际上说的是：“什么是案件”，什么是法律（语言）中至关重要的东西。
这暗示着诬告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够质疑审判的原则：诉讼的时刻。毕竟，界定审判的既不是罪行（罪在古代法律中是没有必要的）也不是惩罚，而是诉讼。的确，诉讼或许是最卓越的司法“范畴”（kategoria在希腊语中意味着“诉讼”），没有诉讼，整个法律大厦就将倒塌。那么，法律在本质上就是一种诉讼或一种“范畴”。当存在者（Being）在法律领域内被控告或“起诉”的时候，它就丧失了其无辜；它变成了一件事（cosa），也就是一个案子（causa）：一个诉讼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罗马语causa，res和lis是一个意思）。
5.
自我诬告是卡夫卡与法律做持续斗争的策略之一。它首先质疑的是罪，更确切地说，是“没有罪就没有惩罚”这个原则。与此同时，它还质疑诉讼，因为诉讼是以罪为基础的（我们可以把这下这点添加到布罗迪无意义性的目录当中：卡夫卡并不关心恩典的问题，他关心的是诉讼的问题，诉讼恰好是恩典的反面）。“一个人一般是如何有罪的？”约瑟夫·K这样问监狱牧师，后者似乎认为判决并不存在，但“审判本身会一点一点地变成判决”。一个现代法学家以相同的方式写道，审判的神秘性在于，“没有未经审判的惩罚”这个原则被颠倒了，变成了一个更加黑暗的原则：没有未经惩罚的审判，因为一切惩罚都存在于审判当中。“处于这样的一种审判”，伯父在某一时刻对K说，“就意味着已经失去了审判。”
这一点在自我诬告上很明显，并且一般是在诬告案上。诬告案是没有案件的案件，在诬告案中，被诬告就是控告，就是起诉本身。在罪引发审判的地方，判决就是审判本身。
6.
除了诬告，罗马法学家还意识到其他两种“抹黑”审判的形式：praevaricatio，原告和被告之间的勾结（这和诬告对称地相反），和tergiversatio，诉讼的撤消（对看到了战争和诉讼之相似性的罗马人而言，诉讼的撤消是一种背弃的形式——tergiversatio原初的意思是“背对某物”）。
约瑟夫·K在三方面有罪：他诬告他自己；由于自我诬告，他与自己串通；并且他不赞同他自己的诉讼（在这个意义上，他是“自相矛盾的”，他找借口并拖延时间）。
7.
那么，我们明白了，自我诬告的微妙之处就在于，作为一种策略，它寻求撤消，通过撤消使诉讼，使法律对存在者发起的诉讼变得无效。如果诉讼是错误的，并且诉讼者和被诉讼者互相串通，那么，在这里成问题的就是法律领域内人的基本含义。在这个意义上，在法律（以及代表法律的权威，如父亲、婚姻）面前确认一个人之无辜的唯一方法，就是错误地控告他自己。
在与权威的斗争中，诬告可以成为一种防御机制，这已由另一个K清楚地展示出来了，他就是《城堡》的主角。“它会是一种相对无辜，最终又极不充分的防御手段。”卡夫卡完全清楚这种策略的不充分性，因为法律会把控告本身变成一种罪，把自我诬告变成它自己的基础。一旦法律发现诉讼是毫无依据的，它就不仅宣称诉讼是有罪的，而且会把自我诬告者的遁词变成其永恒的自我辩护。既然人类从不停止诬告他们自己，为了辨别哪些诉讼是无根据的，哪些是有根据的，法律（也即审判）也就成为必然的东西了。通过这种方式，通过将自身呈现为一道抵制人类自我诬告的胡言乱语的屏障，法律完成了其自我辩护（某种程度上，它表现得像宗教一样）。纵然人总是无罪的，纵然没有人可以被一般地定为有罪，自我诬告依旧是一种原罪，依旧是人类针对自身的毫无根据的控告。
8.
有必要区分自我诬告和认罪。当莱尼试图劝服K认罪，并告诉他供认自己的罪行是“[他]逃脱的唯一办法”的时候，K仓促地拒绝了。而在某种意义上，整个审判的目的就是制造这样的一种认罪；在罗马法中，认罪相当于一种自我判决。根据一个司法格言的说法，认罪之人已被审判（confessus pro iudicato）。认罪和自我判决之间的等价关系被最权威的罗马法学家毫无保留地确认了：可以说，无论谁供认其罪行，他都审判了自己（quodammodo sua sententia damnatur）。但恰恰是因为这个原因，无论谁错误地控告他自己——只要他被控告了——他都必须面对认罪的不可能性；只有当法庭认识到他作为被告的无辜时，他才能被判定为一个原告。
在这个意义上，K的策略可以被更确切地定义为一种让认罪而不是审判变得不可能的失败了的尝试。进而，1920年的一个片段证明，“供认一个人自己的罪行和撒谎是一回事。为了能够认罪，一个人撒谎了。”所以，卡夫卡似乎将自己刻入了一个传统当中，这一传统与对犹太-基督教文化的喜好恰恰相反，它断然排斥认罪：从把认罪定义为“令人厌恶和危险的东西”的西塞罗到坦率地宣称“从不要认罪”的普鲁斯特。
9.
在认罪史上，认罪和刑讯的关联显得格外重要，对此，卡夫卡已经敏锐地注意到了。虽然共和国时代的法律有所保留地把认罪当作一种保护被告的方法，但到了帝国时代，总之是因为反对君主权力的犯罪（密谋，反叛，阴谋或对君主的不敬），以及通奸、巫术和非法占卜，为了从犯罪和奴隶口中逼取对罪行的供认，刑法程序使刑讯成为必要的了。“夺取真相”（veritatem eruere）成为了新的司法原理的标志；这个新的司法原理，通过将认罪和真相紧密地联系起来，将刑讯（在叛国罪的情形中，刑讯甚至变成了证据）作为了一种极其有效的检验工具。因此，对质询（queastio）的指定是司法的源始：刑讯是对真相的质询；而这就是它如何被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继承的。
被带入审讯室之后，被告人需要接受最初的审讯。被告人先是支支吾吾或自相矛盾地陈述，甚至宣称自己是无辜的，于是法官下令动用刑讯。被告人背靠着刑架被展开（刑架的意大利语是cavalletto，拉丁语则是eculeus，意思为小马，和德语的刑讯一词Folter有关，Folter是从Fohlen[小马]变化而来的），他的手臂在后上方被拉起，双手系着一根绳子，这根绳子连接着一个齿轮，这样，行刑者只需拉动绳子就可以让被告人的锁骨脱臼。这是第一阶段，“刑讯”的名字就是从这里来的（torqueo，“扭转或弯曲到粉碎为止”），接下来还有鞭笞，用铁钩或铁耙进行撕割。对真相的搜寻是如此顽固，以至于刑讯的开场要持续数天，直到罪行最终被供认了。
随着刑讯的普遍实行，认罪开始将自身内在化：它从行刑者暴力夺取的真相变成了某种主体被迫用自己的良知去主动承认的东西。原始文献令人惊奇地记录了一些案子，其中人们还没有被控告或在审判中被赦免就认了罪。但即便是在这些案子中，认罪——只要它是“良知的声音”——就总有一种检验的价值并表明了对认罪者的判决。
10.
正是刑讯和真相之间的根本关系以一种近乎病态的方式引起了卡夫卡的注意。“的确，刑讯对我来说是极端重要的”，他在1920年11月写给米莲娜（Milena Jesenská）的信中写道，“我唯一的消遣就是处于折磨和被折磨当中。为什么？……为了学会如何迫使可恶的词从可恶的口中说出。”两个月前，他还往信里加了一张小纸条，上面画的是他自己发明的刑讯机器，他这样解释机器的作用：“一旦人被这样捆住，（机器的）两端就开始慢慢地向外拉，直到他被撕成两半。”刑讯可以被用来逼取供词，卡夫卡已在数天前确认了这点，当时，他把自己的情况比作一个头部被装有螺丝的钳子夹住了太阳穴的人：“唯一的不同在于……为了嚎叫，我根本不等他们加紧完螺丝好从我身上逼取供词，我在他们靠近时就开始嚎叫。”
这可不是一时的兴趣，《在流放地》（In the Penal Colony）证明了这点；它是卡夫卡于1914年10月花数天时间成的作品，为此，卡夫卡还中断了《审判》的写作。“老司令官”发明的“装置”实际上既是一套刑讯器具，也是执行死刑的工具（当军官预感到一个可能的反对时，他说：“我们到了中世纪才有刑讯逼供的”）。恰恰是因为它把这两种功能统一于自身，机器带来的惩罚就和一种特殊的真相质询（quaestio veritatis）相一致了；在这种真相质询中，真相的发现并不托付于法官，而是托付给被告人，他通过辨认“耙子”在肉体上刻写的文字来发现真相：
这个过程由眼睛四周开始，由此延散开来。看着这种景象，使人禁不住都想跟着躺到“耙子”底下去。往后就没有多少好看的了，犯人只不过是开始解读写上的字而已，嘴巴向前撅着，状似悉心倾听。您也看到了，用眼睛辨认那些文字不是那么容易的；可我们“耙子”上的犯人要凭自己身上的创口进行解读，自然就更费劲了；他要花上六个钟头才能最终读懂。这时，“耙子”将他完全刺透，叉起来扔进坑，“扑哧”一声掉在血、水和棉絮里。
11.
《在流放地》是在《审判》的创作期间完成的，而被判决者的情形呈现的不只是和K的相似性而已。就像K不知道他因为什么而被控告一样，在这短篇故事里，被判决者也不知道他已被判决。他甚至不知道他的判决结果（“把结果告诉他”，军官解释说，“是没有用的。他会在肉体上体验到”）。两个故事似乎都以死刑的处决而告终（在短篇故事里，军官似乎要亲自替被判决者受刑）。但成问题的恰恰是这种结局的显而易见性。在短篇故事里，至关重要的并不是处决，而是刑罚；这正是在机器坏了、无法正常运作的那一刻清楚地表明的：“这不是军官想要的折磨，这只是简单而直接的谋杀。”所以，机器的真正目的是刑讯，是真相质询。在刑讯过程中时常发生的死亡，只是发现真相的副作用罢了。当刑讯机器无法再强迫被判决者去辨认肉体上的真相时，刑讯就让给了简单的杀戮。
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必须对《审判》的最后一章进行重新解读。同样地，我们在这里面对的并不是处决的实行，而是刑讯的场景。看守K的是两个头戴高帽的男人，他们有如二流演员甚或男高音一般，却并不是专业的处刑人，而是质询者，试图从K身上得到供词，到那时为止，还没有人要求K认罪过（如果K真地诬告了他自己，那么，他们想要的恰恰是对这种诬告的供认）。他们与K首次身体接触的奇妙描述证实了这点，这段描述也让我们想到了质询期间手臂与被告人位置的张力（尽管是在垂直方向上）：“他们的肩膀紧紧顶着K的后肩，但并不弯起胳膊肘，而是伸直手臂，压住K的胳膊，一种训练有素、灵巧熟练、使人无法反抗的方式将K的双手压得不能动弹。K挺直腰板，在他们中间走着；这三个人联成一个整体，只要有一个人被击倒，大家就会一齐倒下。”
甚至在最后的场景里，当K以一种“十分别扭并且难以置信”的姿态躺在石头上时，它也更像是一种扭曲的刑罚而不是一场处决。就像流放地的军官通过刑讯的手段无法找到他要的真相一样，K的死亡似乎也更像是一场杀戮而不是真相质询的结局。实际上，他最终缺乏勇气去做他已知的责任：“当刀在他头顶传来传去的时候，他应该把刀夺过来，插进自己的胸口。”无论谁诬告了自己，他都只有通过自我折磨才能供认他自身的真相。无论如何，刑讯，作为一种对真相的质询，已经错失了其目标。
12.
为了从法律，从毫无余地地直接指向他的诉讼，从他无法逃避的事物中减除出去，K（每一个人）诬告了自己（就像监狱牧师在某一时刻所说的，简单地宣称自己的无辜就是“人们时常谈论罪恶的方式”）。不管怎样，他按这种方式来行动，最终就像卡夫卡片段中另一囚徒的所作所为：“（他）看见监狱院子里搭建了一座绞刑架，便错误地相信那是为他准备的；于是，他在半夜冲出牢房，到下面把自己吊死了。”这里存在着法律的模棱两可性：由于个体身上的自我诬告是根深蒂固的，法律就把自己表现为一种外在于他们的高高在上的权力。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因该读一读“法律之门”的寓言，它是监狱牧师在大教堂的场景里对K讲述的。法律之门就是个体通过它而进入法律内部的诉讼。但首要的也是最高的诉讼却是由被告人自己发起的（即便是以自我诬告的形式）。为此，法律的计策就包括让被告人相信诉讼[大门]（或许）是特意为他而准备的，法庭（或许）要求从他身上得到什么，正在进行的审判当中（或许）有什么事情和他相关。实际上，既没有诉讼也没有审判，至少在那个相信自己被起诉了的人停止控告他自己之前，是这样的。
这就是“骗局”的意义。根据牧师的话，寓言质疑的就是这个骗局（“法律的序文中，是这样描述这种特殊的欺骗的：一个守门人在法律的大门前站岗”）。但K相信，问题并不在于谁（守门人）欺骗，谁（乡下人）被骗。问题也不在于守门人的两个断言（“他现在不能允许他的请求”，“这个门只是为你准备的”）是不是或多或少相互矛盾的。无论如何，它们都意味着“你没有被控告”，“控告只针对你，只有你才能控告你自己，只有你才能被控告”。所以，它们在邀请自我控告，邀请一个人允许自己深陷审判的罗网。出于这个缘故，K的希望——牧师可以给他一些有用的“决定性建议”，好让他避免审判，可以永远地在审判之外活着，而不是左右审判而已——不得不是徒劳的。实际上，甚至牧师也是一个守门人，甚至他也“属于法庭”。真正的骗局恰恰是守门人的存在，是某些人类（或天使：在犹太教传统中，守卫大门是天使的职责之一）的存在，从最低级的官僚一直到律师和最高级别的法官，他们的目的是诱导别的人类去自我控诉，去穿越一道只能通往审判的大门。或许，寓言还包含了一条“建议”。在此，至关重要的倒不是对法律的研究——这种研究本身并不承担罪恶——而是“对法律守门人的长期研究”：当乡下人在法律门前徘徊的时候，他就是把自己不断地献身于这样的研究的。多亏了这种研究，多亏了这种新的《塔木德》，乡下人——和约瑟夫·K相反——能够在审判之外终其一生。
土地测量员
1.
由于处理的是边界或界线的绘制，土地测量员在罗马就显得格外重要。为了成为一个测量员，一个土地测量员（agrimensor）（或者以其仪器的名字来命名，一个gromaticus），一个人不得不通过艰难的测试；否则，从事这种专业会被处以极刑。实际上，罗马的边界具有一种神圣的特性，任何抹除了这些边界的人都将变成牲（sacer，神圣）人，谁都可以杀死他而不受惩罚。还有另一种更加简单的原因能够解释土地测量员的重要性。在民法里，就像在公法中一样，确定区域边界，界定并分配土地，以及最终仲裁边界争端的可能性都影响到了法律的实施。所以，只要土地测量员是一个出色的制定者——他明确、建立并决定边界——他就被称为iuris auctor，“法律的创造者”，拥有完美之人（vir perfectissimus）的头衔。
那么，毫不奇怪的是，关于土地测量的第一部文集在查士丁尼《国法大全》前的一个世纪就出现了。同样毫不奇怪的是，在这本文集出版后不久，新的《土地测量大全》的编辑也势在必行，其中，法学家的观点开始插入到土地测量员的文字里头。
2.
在罗马，土地测量员使用的仪器是groma（或gruma）。Groma是一种十字架，其中心对应于地面上的某一点（这个点被称为唯一中心[umbilicus soli]），末端悬挂着四个用绳子紧勒的重物。多亏有这种仪器，土地测量员可以标画出直线（rigores），以帮助他测量地形并绘制界线。
两条垂直相交的基本直线分别叫做轴（kardo，南北方向）和准（decumanus，东西方向）。两条轴线的相交点是castrum（“加强地带”或“城堡”——城堡[castellum]是castrum的简化形式——同时也是“兵营”）的地基；住宅（在兵营的情形里是士兵的帐篷）则聚集在两条主干道的周围。
毫无疑问的是，对罗马人来说，这种根本的界线绘制（constitutio limitum）具有一种源自天空的特性。故而，希吉努斯（Hyginus）论界线绘制的专著是这样开头的：“在所有与度量有关的仪式和行动中，界线的绘制是最受推崇的。它具有一种源自天空的特性和永恒的耐力……因为界线是在它们对世界的指涉中被绘制出来的：准依据的是太阳运行的轨道，轴则依据南北两极的轴线。”
3.
1814年，三位杰出的语言学家和法律史学家，布鲁姆（F.Blume），拉赫曼（K.Lachmann）和鲁道夫（A.Rudorff）在柏林出版了第一部现代编撰的罗马土地测量文集（Die Schriften der r?mischen Feldmesser）。这套书（两卷本的弗朗特乌斯[Julius Frontinus]、尤比克斯[Aggenus Urbicus]和希吉努斯[Hyginus Gromaticus]的论文）包含了一个庞杂的附录来再现原稿中的插图。其中，castrum的图片格外引人注目，它有二十九种变化，以一种真正令人惊骇的方式再现了小说第一章里K对城堡的描述：“它既不是原稿古老的要塞，也不是一座新颖的大厦，而是一堆杂乱无章的建筑群，由无数紧紧挤在一起的小建筑物组成。其中有一层的，也有两层的，倘若人们不知道它是城堡，可能会把它看作是一座小小的城镇呢。”城堡上开有小窗的、令K想起了家乡教堂塔楼的高塔，也在插图中多次出现。
另外一些插图展示了第一次界线绘制的结果，即根据轴和准进行的空间划分。其中，我们可以在子午线的北端清楚地看到字母K，kardo[轴]的首字母。相反的一端则是字母M（代表maximus[最大的]）。以这种方式，KM定义了第一条线，根本的界线，而DM（decumanus maximus的缩写）定义了第二条线，两条线相互垂直。在整个文本的众多场合中，不论是一个字母还是和其他字母相组合，K都承载着相同的意思。
4.
让我们认真地思考一下《城堡》主角的职业。在土地测量员的语言里，K意味着轴（kardo），“因为它把自己指向天空的基点”。所以，K所做的——他恼怒地宣称自己拥有的职业，被城堡的官员视为一种挑衅的东西——就是“界线的绘制”。冲突——如果它的确是一种冲突，就像它看上去的那样——（根据布罗德[Bord]率意的说法）和在村子里定居并被城堡所接受的可能性无关，冲突和界线的设定（或僭越）有关。如果城堡（再一次根据布罗德的说法）被理解成世界上的“神圣政府”，算一种恩典的话，那么，土地测量员——他并不是用他的仪器而是用“手边的一根节节巴巴的手杖”来表现自己的——就在这个政府的界线上同城堡及其官僚展开了一场持久的斗争，他就投入到了一种难以平息又极其特殊的界线绘制当中。
5.
1922年1月16日，在写作《城堡》期间，卡夫卡在日记里写下了他对界线问题的一些思。界线问题已被强调过许多遍了，尽管它还从未与小说主角的职业联系起来。卡夫卡谈论的是他在一周前体验到的崩溃（Zusammenbruch），他说，在此之后，内部的世界与外部的世界分开了，并被撕得四分五裂。内部进程制造的凶猛疯狂（Wildheit）被描述为一种“追逐”（Jagen），在这种追逐中，“自我观察不让表象停息，赶起每一个表象，为的是以后再作为新的自我观察的表象继续追逐。”在这一点上，追逐的图像让位给了一种反思，一种关于界线的反思，人类和在高于并超越了人类的存在之间界线：
这追逐的方向来自人类。孤独历来在绝大部分情况下是强加于我的，我曾部分地寻找过——可是这跟强制相比也是另一回事——现在变得非常明显，而且达到了极点。它引往何方呢？它可能导致精神错乱，这看起来是最无法反驳的，对此，再没有什么可以说出来的了，这个追逐穿过我的身体，并将我撕碎。或者，但我能够——我能够？——不管它只是最微小的部分，但我能够保持住自己，让自己承担这种追逐。然后我倒哪里去呢？“追逐”只是一种幻象，我也可以说是“对最后尘世界线的冲击”。虽然这冲击来自下面，来自人，而且可以用从上面朝下向我袭来冲击的幻象来取代它。
这整个的文学就是对界线的冲击。如果犹太复国主义不是在这个期间出现的话，这种文学也许可能容易发展为一种新的神秘学说，一种卡巴拉（犹太教的神秘教条）。有关的征兆出现了，自然这里要求着一位多么不可理解的天才啊，这天才重新将根插入古老的世纪，或重新创造这古老的世纪，并不是用这一切耗尽自己的精力，而是现在才开始卖力气。
6.
这篇日记的“决定性”特征在任何意义上都没有回避过学者。它以一种独一的姿态包含了一个存在主义的抉择（由于不再向虚弱屈服，就像他在2月3日所写的，“到达极点”的虚弱“不仅没让我精神错乱，却还阻碍我的每一次提升”——Aufstieg[提升]，再一次是向上运动的观念）和一种诗性神学（卡巴拉与犹太复国主义的对立，古代复杂的诺斯替教救世主义遗产和他所生活的西方犹太时间[westjüdische Zeit]中心理学及表面事物的对立）。但如果这篇日记涉及到了卡夫卡正在创作的小说及其主角，土地测量员K（kardo [轴]，“将自身指向天空之基点的人”）的话，它将更具决定性。故而，专业的选择（K指派给自身的专业，因为没有人雇用他来做此工作，因为就像村长告诉他的，村庄不需要这种服务），就立即成了一个战争宣言和一种策略。他要处理的不是村子里花园和房子之间的界线（用村长的话说，它们“已经标好，并被正式记载下来了”）。实际上，村庄里的生活是由另一种界线决定的，这道界线将村子与城堡分开，同时又让村子离不开城堡。土地测量员的到来所质疑的就是这样的界线。“对最后界线的冲击”就是对那条将城堡（高层）和村子（低层）分开的界线的冲击。
7.
再一次——而这就是卡夫卡出色的策略直觉，他所预备的新卡巴拉——斗争并不是与上帝或至高权威的斗争（小说中，威斯特-威斯伯爵从未被实质地讨论过），而是与天使、通信员及官僚等至高权威代言人的斗争。在这个意义上，K所面对的城堡职员的名单是富于启发的：各种“城堡的情妇”，一个副城守，一个通信员，一个秘书，一个主管人（K从未直接接触过这个主管，而他的名字，克拉姆[Klamm]则让我们想到了轴[]的极点[KM]）。在这里——根据对卡夫卡的神学解释，不管是犹太教的解释还是基督教的解释——至关重要的不是一种和神性的冲突，而是一场与关于神性的人类谎言（主要是当时在他所从属的西方犹太人知识分子的环境里出现的谎言）的残酷斗争。界线、隔离和障碍在人与人，人与神之间被建立起来，它们正是土地测量员的质疑对象。
那么，K想要被城堡接受并在村子里住下的解释似乎就更不能成立了。K不知道村子为何会变成这样，甚至城堡方面也毫不知情。土地测量员关心的是那道将两者分离又联合的边界，而这也是他欲图废除或使之无效的对象。这条界线实际上在哪里穿过，似乎没有人知道。或许它并不真实地存在，就像一道无形的门一样，它在每一个人内心里穿过。
Kardo [轴]不仅仅是一个土地测量术语，它同样意味着门的铰链。“铰链[cardo]”，根据塞维利亚词源学家伊西多尔（Isidore）的说法，“是一扇门[ostium]借以摇摆和转动的东西，它是以希腊语‘心脏’[apo tes kardias]一词命名的，因为就像一个人的心脏控制着一切那样，铰链也控制着门转动。所以，其动词形式是：in cardinem esse，‘发现某人自己处于转折点上’。”“门[ostium]”，伊西多尔继续说道（他下了一个卡夫卡将毫无保留地赞同的定义），“就是阻止一个人进入的东西。”Ostiarii，守门人，“在旧约中是指阻止不纯洁者进入神庙的人。”铰链，转折点，使拒人于外的门变得无效了。如果布采法卢斯（Bucephalus）是“新来的律师”，他只研究被弃之不用的法律的话，那么，K就是“新来的土地测量员”，他使那些分离（同时又联结）高层与低层，城堡与村庄，神庙与住宅，神与人的界线和边界变得无效了。一旦门（也就是掌控一切关系的法律体系，不管是成文的法律还是不成文的法律）失效了，高层与低层，神与人，纯洁者与不纯洁者将会发生什么？最终，“真相的世界”（在卡夫卡解释小说创作的另一篇故事里，作为主角的狗就在研究这个“真相的世界”）又会发生什么？这不过是土地测量员多少被允许得以一瞥的事情。
译文选自Giorgio Agamben:Nudities,trans.David Kishik and Stefan Pedatella(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p.2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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