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学谦 || 《装台》:“蚂蚁”的现实意义和时代内涵
“他(刁顺子)就坐下来,一边听鸣虫叫,一边看蚂蚁忙活。蚂蚁们托举着比自己身体还沉重几倍的东西,在有条不紊地行进的。”“他突然觉得,他们行进得很自尊、很庄严,尤其很坚定。要是靳导看见了,说不定还会让他顺子给他们打追光呢。”这是《装台》最后两段,看到这里我就想到了这样的题目。《装台》既有典型现象,也有哲学意义。我们很多人,设计者或者建设者,前台的或者装台的,都像蚂蚁。这些劳作者给别人忙,在最苦的环境里,挣很微薄的工资,干很重的活,用自己的汗水装点别人,装点整个世界,他们才是最美的风景,才是最值得尊敬和歌颂的。换一句话说,顺子是为主角装台的,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的主角。读《装台》,正是炎炎的夏日,房间的窗子全部打开,轻如薄翼的床单做了被子,汗水依然在流,窗外来来往往的大车早早就开始了繁忙。我想到了一个词语“热火朝天”。正是热火朝天的时候,我拿起了陈彦老师的《装台》。这本书一下子使我安静了下来。装台是大多数人非常陌生的行业。光鲜亮丽的舞台背后竟然是这么一个鲜活的、庞大的、复杂的世界。这本书在认识性上大大地拓展了我们的视野,因为阅读,使我们见识了不曾见识的生活。开头和白鹿原有异曲同工之妙,刁顺子在火急火燎的工作中,火急火燎地娶回了他的第三个老婆——蔡素芬,这个善良、美丽、勤劳的女人,嫁给了一个生在大城市、长在大城市,做最苦的活、过非常清贫日子,一味迎合、性格懦弱的包工头刁顺子,蔡素芬是自愿嫁过来的——这个男人难道也充满了魅力?文章有两条线索,一条是刁顺子作为包工头的“装台”工作,一条是以女儿刁菊花为导火索的家庭生活。顺子总是一马当先,他不像一般的包工头,他总是冲在最前。似乎很懦弱的顺子,在“做官”上却是非常爷们的,他是忍着痔疮的疼在工作,不叫苦不叫累;他是弯尽了腰,说尽了软话,不怕丢人,不好面子,只要能给农民工讨回工资,只要能解决眼前的问题,男儿膝下有黄金,他跪下了,但是那一跪有千斤重,有男儿的另一种豪气,豪气干云,这是我想到的最确切的词语。好男儿能忍常人不能忍受之事,能担当常人不能担当之责,能吃常人不能吃之苦,能爱常人不能爱之人。刁顺子的内心里是一片江湖,是情义无价,浩浩荡荡的江湖,亦是不声不响却又轰轰烈烈的事业。刁菊花总会在任何时候打破生活的平静,使任何的美好都能在一瞬间化为灰烬。刁顺子一味地忍让并没有带来菊花的成长,她在拜金主义的影响下,一路向下,价值观扭曲,甚至于毫无人性,继母去世前留下了一条狗,这狗是父亲的伴,更是妹妹韩梅对母亲的思念寄托,刁菊花竟然残忍地将它杀死,还把它高高地挂起来,她其实毁灭的不是一条狗,而是在拜金下人性的全部泯灭,这样的人人性扭曲到了极点,心中的美不再是美,心中的爱不再是爱,最终用美容的方式将自己彻底变丑。而与之产生矛盾的就是一味忍她、爱她、拿她一点办法都没有的刁顺子。家庭矛盾水深火热,就如同刁菊花播放的音乐,一直在家的上空盘旋,在每一个听者的耳朵里聒噪。这样的氛围和装台的场面有点相似,那种热火朝天的场面描写是作者所擅长的,他调动了各种感官。这种描写恰到好处,给人以身临其境的感觉。也不得不承认这种场面的真实,来自真实的生活,来自真实的体验,程序、动作、语言、氛围都让我们如同来到了装台现场。这样的感觉,像欣赏一首进行曲,像唱《我们走在大路上》,小说塑造了一群前行者,也是一群建设者。总之,第一点要说的是“认识性”,文章不仅向我们介绍了一个从未知晓的行业,也塑造了非常成功的典型的人物形象,这是评价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方面,下来谈谈“教育性”。说到“教育性”似乎显得有些功利,好的教育不在于说教,不拘于形式,或以身作则,或潜移默化,或黑白对比,都能让人猛醒的,有一种“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感觉。《装台》属于后者,作者似乎一直在冷静地叙说、安静地塑造,陈彦老师的确是一个成功的讲述者。而这一个个故事背后所展示出来的“对比”“隐喻”“象征”,是让人警醒的,是直击社会弊病、人性昏暗的。其实再弱小者,只要内心有情有义,都是一道光,能照亮我们的世界。刁顺子是极致利他型的,他放下了自己的面子,放下了自己的疼痛,放下了自己的艰难,满眼满心的都是别人:大家工资拿不到手怎么办?台不能按时高质量装好,会不会影响演出?韩梅去了哪里,过得好不好?菊花为什么离家出走,生活怎么样,会不会受伤?刁大军病倒谁来照顾?大吊的媳妇周桂荣和孩子怎么办?朱老师的后事怎么办?猴子犯错了怎么办?不装台了装台人怎么生活?要生活总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问题逼着他坚强,牵着他前进。这些问题似乎又很少有自己的问题,他很少考虑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收入,自己的身体,他都在想别人,为了别人他能豁出去。让他能豁出去的有女儿、妻子、同事。所以这样的利他,应该也是做领导的至高境界。我们称之为“公仆”,刁顺子是有公仆精神的人。这个“公仆”做得很是窝囊,他为了要回同事的工资,是可以下跪的。男儿膝下有黄金,他跪下的那一刻我的心也跟着战栗了。顺子的窝囊,是因为他心里想的是那些农民工,农民工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名词,他们背负着家庭的责任,那里边有父母,有孩子,有油盐酱醋,有生老病死,这是他们义无反顾、不怕苦累工作的关键所在。顺子懂这个,他心里是骂的,却要赔着笑与那些拖欠工资的小人、伪君子打交道。穿得冠冕堂皇的不一定内心光彩,低声下气的不一定境界卑微。顺子会怎么样?似乎没有人知道,也是小说故意要隐去的。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结局的,不是每一个好人都会有好的结局的。生活并不容易,也更难如意。在这不如意中才能更好看出人的高低,才能读懂生命的真谛。与刁顺子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刁菊花和刁大军,刁菊花的故事前文已提过,此处不再赘述,她是极度自私型的,是极端的拜金主义者。有一处,我是看哭了的。刁顺子在与她的争吵中,无奈、恐慌、悲愤地竟然为她跪下了。但愿世间没有这样的情节,但愿这只是“戏中”的说辞。我,真正的旁观者,却因此不能平静、不能入睡,我甚至于谴责自己,作为一个教育人,刁菊花也该有教育的缺失。这就是他的教育性。再说刁大军。当顺子带着工人们在寒风中、在野外,不顾生命地装台的时候,刁大军却在洗浴中心快活,他把钱不当钱,就像是大风刮来的,可是,这次竟然要顺子给他去结账,竟然一张口就要5000元,这些钱里有两三千元是要当作小费给人的。顺子掏完了身上的所有钱——这些钱他计划了好多用处,都是紧要的用处;这些钱里都是血汗、都是委屈、都是痛苦,可就算这样依然给了刁大军。作者没有说什么,却让每一个读者义愤填膺,知道什么是丑,什么是美,抨击力度之大让人惊叹。还有善的书写,刁顺子用自己的善良拯救了四个女人:田苗、赵兰香、蔡素芬、周桂荣,除田苗外,后边遇到的三位女人,如长得像观世音菩萨的赵兰香,如任劳任怨、美丽动人的蔡素芬,体贴勤劳、善良豪爽的周桂荣,让我们觉得内心一阵一阵的温暖,似乎在悠悠千年的黑夜与苍茫中看到了光明与绿洲。人性之善是世界更迭不怠的种子,唯有大善者才能如水般澄明,才能突破世俗的目光,合着人性的光辉,与时空共存。“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装台》有着非常深刻的时代话题:农民工大量进城的现象,人们在经济快速膨胀中的自我迷失,文化匮乏下人们内心深处的呼喊,从农民工到工匠的另类实践等等。装台,是顺子自己的选择。他生在大都市,长在大都市,朋友多,老师好,人实诚,为什么要选择这天底下“最苦最累”的活?为什么要做一群农民工的包工头?为什么某一个即使特别有想法有能力的农民工都牵不了这个头?专业成长的路上最主要的是什么?是教育还是实践?怎样的激励才拥有更大的激励效果?“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装台》不是哲学论著,甚至很少哲学视角,但是却向我们提供了哲学研究的素材,因素材的真实性,也往往有一种“一叶知秋”“一斑窥豹”的效果。我浅谈几点认识:一是装点世界者不一定被世界所认可。装台人是世界的装点者这是事实,只要浅浅思考就能得出的答案。文章所说的装台,承担者主要是农民工,装台是舞台的装点,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的,与满足物质需求相比,高了一个层次,但是即使做文化的装点者,却不得不被物质所累。不得不承认,物质的发展和精神的发展不是齐头并进的,也不是先物质后精神,先精神后物质的,他们的发展总要有一些特殊的契机,《装台》所塑造的一种极端环境,正是一种契机。比如说在轴心时代,物质普遍匮乏,精神却达到了高峰。再比如,那就是刁顺子和刁大军,刁菊花和蔡素芬,可见一斑。装台人是舞台的装点者,是显而易见的美好的装点者。推而广之,则可以认为是对世界的装点者的歌颂,再推而广之,谁又不是装台人?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却装饰了别人的梦。所以,《装台》是真实的、切肤的、诚挚的劳动者的赞歌。但世界的装点者往往不被世界所认可,尤其那种最基层、最辛苦、最危险的装点,虽然他们异常重要,但千百年来,都处于卑微之中,少有尊严。他们工资不高、待遇不好,甚至于遭人白眼、冷嘲,而他们却为了可怜的回报日日不息、年年不停,甚至于代代相传,守着情怀,守着被现代化代替的手工技艺艰难生活,他们是值得赞美、必须记住的。他们曾经是世界之光、人类之暖。唯有改变目光,我们才能更懂得感恩。二是“饭碗”心态。这是一种普遍的心态,大多数人称工作为“饭碗”,大概几千年来,人们所为的就是“有一口饭吃”,只要有一口饭吃,大概就会满足。因为要吃好这一口饭,所以还应该努力地、全心全意地去做。但普遍的心态是干一行不爱一行,譬如刁顺子,在装台与不装台之间,道出了一种常态,不爱却干了一辈子,讨厌却养育了一代又一代人。所以让我们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的,可能不仅仅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可能不仅仅是源于内心的热爱,而更多的则是人与人之间所负的责任,人与人之间因爱而生的责任,或者因责任而生的爱,这点我们在小说中感受最为深切:刁顺子对于刁菊花所负的责任,大吊、周桂荣对残疾女儿所负的责任,一群装台人对舞台所负的责任。“家国情怀”“仁义礼智信”就是一种秩序,比法律更恒定,比时空更宏大。智者会让这种“饭碗”变得优雅或者精彩。论语讲: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商业的本质》也说,人生有两条高速路,一条就是做自己擅长的事情,一条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当“饭碗”成为职业,我们就能收获人生、人性的双重跨越。刁顺子最终又开始装台,因为在不知不觉中,他已成为最优秀、最专业的装台人。三是实践教育。作为教育工作者,读任何书,看任何事,都想从教育的角度去解读。《装台》在表面上省去了教育的内容。所幸,有了刁顺子对朱老师的一些情节。包括给朱老师拜年、给朱老师办后事,尤其让我感动的是朱老师所立的遗嘱,以及刁顺子的处理办法。毋庸置疑,刁顺子是朱老师最引以为豪的学生,亦可换句话说,朱老师包括那个艰难的时代对刁顺子的教育都是非常成功的。教育的关键在育人,刁顺子是真实的、平凡的人中的人格高人。而刁菊花的蜕变、韩梅的无情,让我们一直恐慌于教育的缺失。《论语》言:“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教育先育人,“有余力”再学文,这是先后顺序,教育的本末倒置,酿成了教育最大的悲剧。刁菊花就是功利教育的悲剧。好在“双减”来了,正在以政治的手段,努力改变这种现状,这是值得庆幸的。以“育人”为先的教育是急需快速推广的。这也就是总书记讲的“坚持立德树人”。当人格树立起来后,育智、育才华、育技能,就变得扎实而无限可能。装台人,不是在学生阶段学习的装台技能,而他们最终却拥有了一流的装台技能,甚至于跟着剧团到北京演出《人面桃花》。能让他们不游离于体制之外的原因就是他们的坚持、任劳任怨,和一流的装台水平。“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他们是在实践中成长起来的。装台的活总是很紧,一敲定就到了节骨眼上,多是没日没夜地干,人在汗水中打滚,而且还有难度极高的工作。刁顺子理解所有眼神,他的手是尺子,眼是称。猴子就是特别专业的,职业把人逼成了一只能够上蹿下跳,举重若轻的猴子。只有生活的压力才能不断地打磨人、塑造人,只有不断地实践才能成就高超的技术。《装台》很美,以上所读,只能窥其一斑。而后看戏,秦腔或者京剧或者话剧,或者现在的文艺演出,越正式的演出越需要华美的舞台,舞台之上的事情就如人生,舞台背后的事情更加精彩。而人生没有背景音乐,也永远不会给我们彩排的机会。《装台》,告诉我们的,更应该是一种大气的装台。作者简介:郭学谦,白水县教学研究室语文教研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陕西省作协会员。著有散文集《你是我今生最美的相遇》《过往》,诗集《这莫不是一次错的相遇》,入选《长安诗风十人选》《长安风诗选中国当代诗人卷》《难忘的时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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