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学谦 || 《装台》：“蚂蚁”的现实意义和时代内涵

“他（刁顺子）就坐下来，一边听鸣虫叫，一边看蚂蚁忙活。蚂蚁们托举着比自己身体还沉重几倍的东西，在有条不紊地行进的。”

“他突然觉得，他们行进得很自尊、很庄严，尤其很坚定。要是靳导看见了，说不定还会让他顺子给他们打追光呢。”

这是《装台》最后两段，看到这里我就想到了这样的题目。《装台》既有典型现象，也有哲学意义。我们很多人，设计者或者建设者，前台的或者装台的，都像蚂蚁。这些劳作者给别人忙，在最苦的环境里，挣很微薄的工资，干很重的活，用自己的汗水装点别人，装点整个世界，他们才是最美的风景，才是最值得尊敬和歌颂的。换一句话说，顺子是为主角装台的，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的主角。

1、热火朝天

读《装台》，正是炎炎的夏日，房间的窗子全部打开，轻如薄翼的床单做了被子，汗水依然在流，窗外来来往往的大车早早就开始了繁忙。我想到了一个词语“热火朝天”。正是热火朝天的时候，我拿起了陈彦老师的《装台》。

这本书一下子使我安静了下来。装台是大多数人非常陌生的行业。光鲜亮丽的舞台背后竟然是这么一个鲜活的、庞大的、复杂的世界。这本书在认识性上大大地拓展了我们的视野，因为阅读，使我们见识了不曾见识的生活。

开头和白鹿原有异曲同工之妙，刁顺子在火急火燎的工作中，火急火燎地娶回了他的第三个老婆——蔡素芬，这个善良、美丽、勤劳的女人，嫁给了一个生在大城市、长在大城市，做最苦的活、过非常清贫日子，一味迎合、性格懦弱的包工头刁顺子，蔡素芬是自愿嫁过来的——这个男人难道也充满了魅力？

文章有两条线索，一条是刁顺子作为包工头的“装台”工作，一条是以女儿刁菊花为导火索的家庭生活。

顺子总是一马当先，他不像一般的包工头，他总是冲在最前。似乎很懦弱的顺子，在“做官”上却是非常爷们的，他是忍着痔疮的疼在工作，不叫苦不叫累；他是弯尽了腰，说尽了软话，不怕丢人，不好面子，只要能给农民工讨回工资，只要能解决眼前的问题，男儿膝下有黄金，他跪下了，但是那一跪有千斤重，有男儿的另一种豪气，豪气干云，这是我想到的最确切的词语。好男儿能忍常人不能忍受之事，能担当常人不能担当之责，能吃常人不能吃之苦，能爱常人不能爱之人。刁顺子的内心里是一片江湖，是情义无价，浩浩荡荡的江湖，亦是不声不响却又轰轰烈烈的事业。

刁菊花总会在任何时候打破生活的平静，使任何的美好都能在一瞬间化为灰烬。刁顺子一味地忍让并没有带来菊花的成长，她在拜金主义的影响下，一路向下，价值观扭曲，甚至于毫无人性，继母去世前留下了一条狗，这狗是父亲的伴，更是妹妹韩梅对母亲的思念寄托，刁菊花竟然残忍地将它杀死，还把它高高地挂起来，她其实毁灭的不是一条狗，而是在拜金下人性的全部泯灭，这样的人人性扭曲到了极点，心中的美不再是美，心中的爱不再是爱，最终用美容的方式将自己彻底变丑。

而与之产生矛盾的就是一味忍她、爱她、拿她一点办法都没有的刁顺子。家庭矛盾水深火热，就如同刁菊花播放的音乐，一直在家的上空盘旋，在每一个听者的耳朵里聒噪。

这样的氛围和装台的场面有点相似，那种热火朝天的场面描写是作者所擅长的，他调动了各种感官。这种描写恰到好处，给人以身临其境的感觉。也不得不承认这种场面的真实，来自真实的生活，来自真实的体验，程序、动作、语言、氛围都让我们如同来到了装台现场。

这样的感觉，像欣赏一首进行曲，像唱《我们走在大路上》，小说塑造了一群前行者，也是一群建设者。

致敬装台人！

2、极致利他

总之，第一点要说的是“认识性”，文章不仅向我们介绍了一个从未知晓的行业，也塑造了非常成功的典型的人物形象，这是评价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方面，下来谈谈“教育性”。

说到“教育性”似乎显得有些功利，好的教育不在于说教，不拘于形式，或以身作则，或潜移默化，或黑白对比，都能让人猛醒的，有一种“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感觉。《装台》属于后者，作者似乎一直在冷静地叙说、安静地塑造，陈彦老师的确是一个成功的讲述者。而这一个个故事背后所展示出来的“对比”“隐喻”“象征”，是让人警醒的，是直击社会弊病、人性昏暗的。其实再弱小者，只要内心有情有义，都是一道光，能照亮我们的世界。

我最想说得功利一点：“极致利他就是利己”。

刁顺子是极致利他型的，他放下了自己的面子，放下了自己的疼痛，放下了自己的艰难，满眼满心的都是别人：大家工资拿不到手怎么办？台不能按时高质量装好，会不会影响演出？韩梅去了哪里，过得好不好？菊花为什么离家出走，生活怎么样，会不会受伤？刁大军病倒谁来照顾？大吊的媳妇周桂荣和孩子怎么办？朱老师的后事怎么办？猴子犯错了怎么办？不装台了装台人怎么生活？要生活总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问题逼着他坚强，牵着他前进。这些问题似乎又很少有自己的问题，他很少考虑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收入，自己的身体，他都在想别人，为了别人他能豁出去。让他能豁出去的有女儿、妻子、同事。所以这样的利他，应该也是做领导的至高境界。我们称之为“公仆”，刁顺子是有公仆精神的人。

这个“公仆”做得很是窝囊，他为了要回同事的工资，是可以下跪的。男儿膝下有黄金，他跪下的那一刻我的心也跟着战栗了。顺子的窝囊，是因为他心里想的是那些农民工，农民工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名词，他们背负着家庭的责任，那里边有父母，有孩子，有油盐酱醋，有生老病死，这是他们义无反顾、不怕苦累工作的关键所在。顺子懂这个，他心里是骂的，却要赔着笑与那些拖欠工资的小人、伪君子打交道。穿得冠冕堂皇的不一定内心光彩，低声下气的不一定境界卑微。

顺子会怎么样？似乎没有人知道，也是小说故意要隐去的。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结局的，不是每一个好人都会有好的结局的。生活并不容易，也更难如意。在这不如意中才能更好看出人的高低，才能读懂生命的真谛。

与刁顺子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刁菊花和刁大军，刁菊花的故事前文已提过，此处不再赘述，她是极度自私型的，是极端的拜金主义者。有一处，我是看哭了的。刁顺子在与她的争吵中，无奈、恐慌、悲愤地竟然为她跪下了。但愿世间没有这样的情节，但愿这只是“戏中”的说辞。我，真正的旁观者，却因此不能平静、不能入睡，我甚至于谴责自己，作为一个教育人，刁菊花也该有教育的缺失。这就是他的教育性。

再说刁大军。当顺子带着工人们在寒风中、在野外，不顾生命地装台的时候，刁大军却在洗浴中心快活，他把钱不当钱，就像是大风刮来的，可是，这次竟然要顺子给他去结账，竟然一张口就要5000元，这些钱里有两三千元是要当作小费给人的。顺子掏完了身上的所有钱——这些钱他计划了好多用处，都是紧要的用处；这些钱里都是血汗、都是委屈、都是痛苦，可就算这样依然给了刁大军。作者没有说什么，却让每一个读者义愤填膺，知道什么是丑，什么是美，抨击力度之大让人惊叹。

还有善的书写，刁顺子用自己的善良拯救了四个女人：田苗、赵兰香、蔡素芬、周桂荣，除田苗外，后边遇到的三位女人，如长得像观世音菩萨的赵兰香，如任劳任怨、美丽动人的蔡素芬，体贴勤劳、善良豪爽的周桂荣，让我们觉得内心一阵一阵的温暖，似乎在悠悠千年的黑夜与苍茫中看到了光明与绿洲。人性之善是世界更迭不怠的种子，唯有大善者才能如水般澄明，才能突破世俗的目光，合着人性的光辉，与时空共存。

3、时代书写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装台》有着非常深刻的时代话题：农民工大量进城的现象，人们在经济快速膨胀中的自我迷失，文化匮乏下人们内心深处的呼喊，从农民工到工匠的另类实践等等。

装台，是顺子自己的选择。他生在大都市，长在大都市，朋友多，老师好，人实诚，为什么要选择这天底下“最苦最累”的活？为什么要做一群农民工的包工头？为什么某一个即使特别有想法有能力的农民工都牵不了这个头？专业成长的路上最主要的是什么？是教育还是实践？怎样的激励才拥有更大的激励效果？

“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装台》不是哲学论著，甚至很少哲学视角，但是却向我们提供了哲学研究的素材，因素材的真实性，也往往有一种“一叶知秋”“一斑窥豹”的效果。我浅谈几点认识：

一是装点世界者不一定被世界所认可。装台人是世界的装点者这是事实，只要浅浅思考就能得出的答案。文章所说的装台，承担者主要是农民工，装台是舞台的装点，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的，与满足物质需求相比，高了一个层次，但是即使做文化的装点者，却不得不被物质所累。不得不承认，物质的发展和精神的发展不是齐头并进的，也不是先物质后精神，先精神后物质的，他们的发展总要有一些特殊的契机，《装台》所塑造的一种极端环境，正是一种契机。比如说在轴心时代，物质普遍匮乏，精神却达到了高峰。再比如，那就是刁顺子和刁大军，刁菊花和蔡素芬，可见一斑。

装台人是舞台的装点者，是显而易见的美好的装点者。推而广之，则可以认为是对世界的装点者的歌颂，再推而广之，谁又不是装台人？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却装饰了别人的梦。所以，《装台》是真实的、切肤的、诚挚的劳动者的赞歌。但世界的装点者往往不被世界所认可，尤其那种最基层、最辛苦、最危险的装点，虽然他们异常重要，但千百年来，都处于卑微之中，少有尊严。他们工资不高、待遇不好，甚至于遭人白眼、冷嘲，而他们却为了可怜的回报日日不息、年年不停，甚至于代代相传，守着情怀，守着被现代化代替的手工技艺艰难生活，他们是值得赞美、必须记住的。他们曾经是世界之光、人类之暖。唯有改变目光，我们才能更懂得感恩。

二是“饭碗”心态。这是一种普遍的心态，大多数人称工作为“饭碗”，大概几千年来，人们所为的就是“有一口饭吃”，只要有一口饭吃，大概就会满足。因为要吃好这一口饭，所以还应该努力地、全心全意地去做。但普遍的心态是干一行不爱一行，譬如刁顺子，在装台与不装台之间，道出了一种常态，不爱却干了一辈子，讨厌却养育了一代又一代人。所以让我们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的，可能不仅仅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可能不仅仅是源于内心的热爱，而更多的则是人与人之间所负的责任，人与人之间因爱而生的责任，或者因责任而生的爱，这点我们在小说中感受最为深切：刁顺子对于刁菊花所负的责任，大吊、周桂荣对残疾女儿所负的责任，一群装台人对舞台所负的责任。“家国情怀”“仁义礼智信”就是一种秩序，比法律更恒定，比时空更宏大。

智者会让这种“饭碗”变得优雅或者精彩。论语讲：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商业的本质》也说，人生有两条高速路，一条就是做自己擅长的事情，一条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当“饭碗”成为职业，我们就能收获人生、人性的双重跨越。刁顺子最终又开始装台，因为在不知不觉中，他已成为最优秀、最专业的装台人。

三是实践教育。作为教育工作者，读任何书，看任何事，都想从教育的角度去解读。《装台》在表面上省去了教育的内容。所幸，有了刁顺子对朱老师的一些情节。包括给朱老师拜年、给朱老师办后事，尤其让我感动的是朱老师所立的遗嘱，以及刁顺子的处理办法。毋庸置疑，刁顺子是朱老师最引以为豪的学生，亦可换句话说，朱老师包括那个艰难的时代对刁顺子的教育都是非常成功的。教育的关键在育人，刁顺子是真实的、平凡的人中的人格高人。而刁菊花的蜕变、韩梅的无情，让我们一直恐慌于教育的缺失。《论语》言：“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教育先育人，“有余力”再学文，这是先后顺序，教育的本末倒置，酿成了教育最大的悲剧。刁菊花就是功利教育的悲剧。好在“双减”来了，正在以政治的手段，努力改变这种现状，这是值得庆幸的。

以“育人”为先的教育是急需快速推广的。这也就是总书记讲的“坚持立德树人”。当人格树立起来后，育智、育才华、育技能，就变得扎实而无限可能。装台人，不是在学生阶段学习的装台技能，而他们最终却拥有了一流的装台技能，甚至于跟着剧团到北京演出《人面桃花》。能让他们不游离于体制之外的原因就是他们的坚持、任劳任怨，和一流的装台水平。“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他们是在实践中成长起来的。装台的活总是很紧，一敲定就到了节骨眼上，多是没日没夜地干，人在汗水中打滚，而且还有难度极高的工作。刁顺子理解所有眼神，他的手是尺子，眼是称。猴子就是特别专业的，职业把人逼成了一只能够上蹿下跳，举重若轻的猴子。

只有生活的压力才能不断地打磨人、塑造人，只有不断地实践才能成就高超的技术。

《装台》很美，以上所读，只能窥其一斑。而后看戏，秦腔或者京剧或者话剧，或者现在的文艺演出，越正式的演出越需要华美的舞台，舞台之上的事情就如人生，舞台背后的事情更加精彩。而人生没有背景音乐，也永远不会给我们彩排的机会。《装台》，告诉我们的，更应该是一种大气的装台。

作者简介：郭学谦，白水县教学研究室语文教研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陕西省作协会员。著有散文集《你是我今生最美的相遇》《过往》，诗集《这莫不是一次错的相遇》，入选《长安诗风十人选》《长安风诗选中国当代诗人卷》《难忘的时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