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一篇很适合中国人阅读的文章，德鲁克的愿意是想通过他自己和他儿子的上学和职业经历，以说明时代在变迁，知识社会已经到来，我们应该采取的管理革命。如果回头看我们的历史，从回复高考以来，子女上大学对于每一个中国家庭很重要，因为上大学确实会得到很好的工作；后来扩招，我们上大学的机会多了，但是从现在来看，即便是博士、硕士毕业谋求到更好职位和收入的可能性也很小，这究竟是为什么？当然，还发生了很多我们想不明白的事，这些都和德鲁克所说的《后资本主义社会》有关，一点一点去领悟和思考吧，如果你确实意识到了后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来临，那就赶紧行动吧，你有可能成为下一个阶段的强者。
1926年，我从高中毕业后，决定不去念大学，跑去工作，父亲相当气恼，因为我们的家族一直都是律师、医生之流的。但他并没有叫我“滚蛋”，没要我改变主意，也没有说过我一定永远不会有出息之类的话。当时，我觉得我已成年了，应该负起成年人的责任，去找工作。
30年后，我儿子18岁了，我却逼他上大学。就像我当年一样，他到这个年纪也想要当个真正的成年人，负起成年人的责任。他觉得在学校蹲了12年，也没学到什么，况且大学4年的学习机会也没有什么特别了不得的。就跟当年的我一样，他重视实际经验，甚于学校课程。
然而，从我高中毕业去一家贸易公司当文员，32年后，也就是在1958年，大学文凭已成为求职的必备条件，实际上已经成为职业生涯的一张通行证。在那个年代，对于一个出身富裕家庭，高中成绩优异的年轻人来说，没去念大学等于被逐出上流社会。30年前，我父亲不费吹灰之力就为我找到一家声誉不错的公司的文员职位。可是，30年后，这些公司肯定不会聘用只有高中学历的求职者从事文员工作。他们肯定会对高中毕业的求职者说，“去去去，去念大学，4年后再来；可能的话，你应该再念个硕士、博士。”
我父亲是在1876年出生的。在他那一代能上大学的，不是有钱人的儿子，就是极少数出身清寒的优异生（像我父亲就是如此）。
在19世纪美国企业家当中，只有一个人念过大学，他就是大银行家摩根。他曾去德国哥廷根大学攻读数学，但念了一年就被退学。至于其他人，甚至连念过一两年高中课程的都很少，更别说有高中毕业文凭。在华顿（Fedith Wharton）小说中（这本小说的时代背景是设在大约1910年到1920年的美国社会），几个出身纽约州豪门望族的公子哥们去念哈佛大学与哈佛法律研究班。但是，他们后来没有人真的从事这一行，对他们来说，高等教育不过是一种炫耀、装饰的工具罢了。
到了我这一代，上大学已经不那么遥不可及，而是可以实现的目标。有无大学文凭可以影响我们日后会属于那种社会阶级，但并不是绝对的，这对我们日后的生活与生涯只有部分的影响力。当我在20世纪40年代第一次对通用汽车公司做调查研究时，该公司的公关部门一再向我点明，他们公司的高级经理有很多人读过大学。那时，一般人的想法是，最稳当的方式是从基层干起，然后一路升迁到高级经理。到了五六十年代，在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国家，上大学并不保证将来一定有很好的收入，最务实的做法是在16岁就赶紧去有工会组织的大制造厂工作。在那个地方，几个月后就有很好的收入，这也就是生产力革命后的结果。但是，这种机会现在已经没有了。现在想要有中上等收入的机会，如果没有一张正式文凭证明你有必备知识（获得这种知识只能在学校接受有系统的学习），那是不行的。
这种从250年前就开始发生的知识意义的改变，现在已经使得社会与经济产生了改变。如今，正式知识被视为最关键的个人资源及经济资源。传统的生产要素如土地（自然资源）、劳动力与资本，虽然现在还没有消失，但已经不那么重要了。现在，只要有知识，土地、劳动力与资本自然就跟着来。在这种新的意义上，知识被作为一种“效用”，也就是能够生产社会与经济利益的资料。
姑且不论这些发展是好是坏，它们都是某种无可抗拒的改变所带来的结果。这种现在正在发生的变化，就是知识正运用在知识本身上。这是知识运用的第三次（或许也是最后一次）变动。事实上，运用知识去找出现有知识最有效的运用方法，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管理”。但是，知识现在也被运用于有系统、有计划地去界定将来需要什么新知识，不论它是否可行，也不论必须怎么办才能使它有效用。换句话说，知识也正被应用在有系统的创新。
这场知识运用的第三次变动，可以称为“管理革命”。正如前两次的变动（知识运用在工具、流程、产品上，以及知识运用在工作上），这场管理革命现在也已经横扫全世界。现代工业革命成为主导性力量，扩散到全世界，这个过程有100年之久（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生产力革命历经这个过程，大约花去70年（从1880年到二次大战结束）。而管理革命不到50年（从1945年到1990年），就已成为主导力量，扩及全世界了。
现在大部分人听到“管理”这个字眼，还是会把它想作“企业管理”的意思。管理目前的形态的确是在大企业里最先出现的。大约50年前，我刚开始研究管理时，也是着重在商业管理这方面。但我很快就了解到，无论是商业性的或是非商业性的，所有的现代组织都需要管理。事实上，我们很快就会了解到，非商业性组织，不论是非营利性的民间机构，或是政府机构，甚至比商业性组织更需要管理。这些非商业性组织之所以最需要管理，正是因为它们缺乏像商业组织那种“盈亏底线”的监督。最先认清管理并非局限于商业组织是在美国，但现在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接受了这种观念。
我们现在知道，管理是所有组织通通都有的机能，不论它们各有什么特定目标。总之，管理是知识社会的普遍机能。
经常有人问我，谁是最优秀或最伟大的管理者。我总是回答：“是4 000多前年古埃及那些构思、设计、建造第一座金字塔的人，那金字塔至今仍屹立不摇。”但是，一直到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管理才被视为一种专门工作（而且那时只有少数人才有这种观念）。管理被视为一门学科，更是二次大战以后的事。直到20世纪50年代，世界银行开始贷款给若干国家去发展经济，也没用过“管理”这个字眼。事实上，管理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出现了，但是，一直要到二次大战以后才为人所认识。
对于管理的认识，部分原因是来自二次大战本身的经验，尤其是那时美国工业的成就。但是，跟这同样重要的是，自20世纪50年代起，由于日本的成就，管理因而被普遍接受了。日本在二次大战刚结束后，虽然不是所谓的“欠发达”国家，不过，其工业与经济几乎已完全被摧毁，所以实际上没有什么科技可言。这个国家的主要资源是其愿意采用、并改良美国在二次大战期间发展出来的管理模式（特别是在训练方面）。在美军占领的20年当中（从50年代到70年代），日本终于成为世界第二的经济强权，与数一数二的科技领导国家。
20世纪50年代初，朝鲜战争刚刚结束后，韩国受到战争摧毁的程度，甚至超过二次大战后的日本。而且，韩国以前从来就是一个落后国家，尤其在受日本殖民统治的那35年当中，其企业与高等教育受到有系统的压制，就显得更落后了。但是，韩国在战后采用美国式的高等教育来教育年轻人，并吸收、应用美国式管理，结果在25年内就成为发达国家。
随着这些管理所带来的经济扩张，我们也逐渐了解到管理的真正含义。我刚开始研究管理这门学问时，是在二次大战期间以及结束后没多久。那时，经理人被定义为“负责指挥工作的人”（responsible for the work of subordinates）。换句话说，经理人就是“老板”的意思，而管理代表着上下层级与权力。直到今天，提到经理人与管理时，可能很多人还是想成这种意思。
但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经理人的定义已经改变为“负责执行的人”（responsible for the performance of people）。现在，我们知道这种定义太狭窄了，正确的定义是“负责运用与执行知识的人”（responsible for the application and performance of knowledge）。
这种改变表示我们已把知识视为最关键的资源，而土地、劳动力与资本的重要性则受到一些条件限制。但如果缺乏那三者，光有知识也没法生产，光有管理也没有成果出来。如果有了有效用的管理，也就是说运用知识于知识上，土地、劳动力与资本等其他资源往往就跟着来。
知识成为最关键的资源，是我们的社会之所以为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因。它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的结构，创造出新的社会动力、经济动力，以及新的政体。
本文摘自《后资本主义社会》（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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