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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刚:大清亡国,亡于光绪皇帝操之过急

我们治中国近代史的人,每谈到戊戌变法,总是过分地突出康有为,光绪皇帝似乎只是个次要角色。这个印象是与历史事实不符合的。


其实戊戌变法的中心人物还是光绪皇帝。康有为只是他看中的一个变法顾问而已。

但是康派之毕其功于一役的过激作风,却颇能说服那急于求治的年轻皇帝。皇帝既有过激倾向,乃激起保守派和投机派的联合阵线和反击。而康派的教条主义和过激作风,也拒斥了开明而强大的中间派。开明派和中间派靠边站,剩下的过激派和顽固派两极分化,势均力敌,就短兵相接了。在这两派较劲之时,过激派——也就是所谓帝党吧,原是个纸老虎、空架子。一旦临阵交锋,其结果如何,就不言可知了。现在且让我们搜搜根,看看光绪皇帝是怎样搞起维新变法的:

光绪爱新觉罗·载湉(1871—1908)原是道光皇帝的孙子、咸丰皇帝奕的胞侄、同治皇帝载淳的堂弟、醇亲王奕和西太后妹妹的儿子。慈禧是他的亲姨妈。

当同治皇帝于1875年驾崩之时,西太后已当政十余年,权势已立。她不想为自己的儿子载淳立后,因清法太皇太后不能听政,所以她就选择了既是胞侄也是姨侄的载湉来承继咸丰。如此,她就又可以继续去“垂帘听政”了。

载湉四岁即位。自此便受教于深宫之中,成长于妇人之手。慈禧原是一位干练而无知的满族老妇,个性又泼辣凶狠,残酷无情。她不是个好妈妈。所以光绪帝自孩提时代起,就畏之如虎。偶遭斥责,便跪地颤抖,齿牙撞击作声,至年长亲政时,亦不能改。但载湉是个聪明俊秀,有见识有良心而爱国的佳子弟。在一个状元老师的教导之下,熟读儒家礼教的诗书。知识渐开,自知为一国之主,也颇想做个明皇圣主,至少不能做“亡国之君”。

1887年2月光绪帝17岁行“亲政”礼,实习做皇帝。1889年1月“大婚”。册立一后(叶赫那拉氏)二妃——瑾妃15岁、珍妃13岁。二妃为亲姊妹(他他拉氏)。载湉不喜皇后而爱二妃,尤其是聪明美丽的珍妃。但在那太后独裁、宗法礼教下的皇家,他哪里能享有爱情的自由呢!同年3月,太后依法“归政”,迁往新近完工的颐和园去颐养晚年。按法理,载湉这时就是真正的皇帝了。但是在任何专制政体之内,哪儿有不死就退休的独裁者呢?不管他是男是女。所以西太后也坦白承认她身在园中、心在宫内。日常政务,不妨由儿皇帝去管;军政大权,她是一寸不放的。这时的王公大臣、军头疆吏,原都是她当政40年一手栽培的。他们被她管得俯首贴耳,也视为当然。

在这种母后专政的压制之下做儿皇帝,最好的方式便是做个鞠躬尽瘁的诸葛亮。要有野心,则做个日积月累,奉命操劳,慢慢培植自己肱股的蒋经国,以待天降大任。接班人富于春秋,水到渠成,是急不得的。最下策则是做个荒淫酒色的昏君,也可避祸。


所幸光绪亲政之后,国无大故,而李鸿章等所主持的侧重路矿、海军的所谓“洋务”“新政”(也可说是“科技现代化”或“四个现代化”吧),表面看来,实颇有可观。至少不在日本之下,而北洋海军在吨位和炮力上说,且超过日本。——事实上中国这时也真是个海军大国,所以西太后才看上了海军。她之所以不顾国情民意,挪用海军经费数百万两去修造颐和园,可能就是出自她自觉当家数十年,历尽艰辛,如今国家承平,海军强大,她自己退休了、“归政”了,理应造个好的花园来享享清福。

可是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亦在向西方帝国主义急起直追。到1894年它居然插足朝鲜,抢夺中国主权,做个后来居上的东方帝国主义。为对付日本,那时的朝中老臣如久涉洋务的恭亲王和一手创造北洋海军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均知国际战争不可轻易发动。透过总理衙门,他们条陈“东事三策”:上策是“郡县化”,把属国朝鲜变成一省;中策“国际化”,开放朝鲜,制造国际均势,以夷制夷;下策“用兵”,以武力驱逐日寇。

当时李恭诸老成分子均主采上中二策,而缺乏实际主政经验但是清望颇高的翁同龢,那些清议制造者的各省名士和“公车”,以及许多李鸿章的政敌御史等人,则力主用兵。

其时亲政未几而求胜心切的青年皇帝,在心理上原来就是个主战派。再加上个有“独对”(可以单独向皇帝说话)特权的状元老师之不断怂恿,也就主张用兵。至于那个有最后否决权的西太后,她老人家原是个村妇出身的姨太太,她恐“洋”,但不一定恐“日”。所以在多数朝臣谏诤之下,她也就批准了儿子的要求,“下诏宣战”。一战至全军尽墨,举国惶惶之时,他们又把这战败责任,一古脑放在李鸿章头上,把李氏骂成“汉奸”——“汉奸”一词后来之流通全国,就是从骂李鸿章开始的——使鸿章百口莫辩。

老实说,大清帝国之亡国,并非亡于辛亥革命,而是亡于甲午战争。


甲午之败把我国现代化运动的第一阶段,历时50年,尤其是其后期的25年(所谓“同治中兴”之后)的“科技现代化”的总成绩,给冤枉地报废了。甲午之败也拆穿了大清帝国50年科技建设的纸老虎,而使新(德日)旧(英法俄)帝国主义加紧进逼,从而形成1898年的瓜分危机。甲午之败也使那个有见识有权力,集中兴名臣于一朝的官僚集团,胆战心寒而全部自动或被迫地靠边站,对变法图强丧失了信心。这一集团的隔岸观火,乃导致上述朝政之走向“两极分化”。皇帝与太后既然不能靠边站,乃各趋极端,一分为二。林肯说:“一个分裂的房屋,是不能站立的。”大清皇朝这座“房屋”哪儿能例外呢? 《从晚清到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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