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2月的一个冬夜,一代国学大师,曾任北大、台湾大学校长的傅斯年还在赶稿。虽然披着棉袍,可他还是被冻得瑟瑟发抖。妻子俞大彩催他早点休息。他搁下笔说:“我正在为董作宾先生办的《大陆杂志》赶文章呢。之所以如此着急,是想等钱到手后,请你尽快去买几尺粗布、一捆棉花,为我缝一条棉裤。”想到丈夫的腿一向怕冷,西装裤又太薄不足以御寒,俞大彩这才不再劝丈夫休息。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几天之后,傅斯年就因病逝世。前来悼念的好友和学生来到傅老的家中,久久不愿离去。俞大彩哽咽着回忆起丈夫的往事,讲到棉裤这一段时,含着眼泪说,丈夫积劳成疾,自己一向不忍心让他深夜赶稿。“那日他又要熬夜,若不是因为他说要换来稿费做棉裤,我也不会任由他辛劳。”
众人听了,欷歔不已。一旁的董作宾坐不住了,他掏出一个装钱的信封,塞到俞大彩手中说:“这就是那笔稿费,先生嘱托我交给你的。先生跟我讲了,自从你嫁了他,没过上舒心的日子,这篇文章的稿费,是要留给你贴补家用的。做棉裤之说,只是先生的托词。”
“不,这才是先生最后的稿费。”一个学生站起来,搁下一沓钱说。几天前,傅斯年听说学校里有个贫困学生交不起学费,就掏钱资助了他。“我们知道先生清贫,不肯收他的钱。但他说不碍事,这是刚刚得来的稿费,还不知该如何用呢。”
原来,傅斯年为了让妻子不心疼自己,才将“做棉裤”当做赶稿挣钱贴补家用的借口;为了让上不起学的贫困生安然接受他的馈赠,又撒了个善意的谎,将自己的积蓄称做不知所用的稿费。到了生命的最后,傅斯年惦念的仍是亲人和学生。这位国学大师虽然晚年生活清贫,但他对周围人的爱依然是那么丰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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