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耕耘
颠覆世界，颠覆人的作用，必先从毁灭人的思想文化，垄断货币与分配，和垄断话语权开始。
在1815年，德意志仍然分裂为38个大小不等的邦国，其中最强的是奥地利和普鲁士。同年6月8日，德意志各邦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废墟上成立同盟。奥地利帝国实为欧洲反动势力的堡垒，而它的首相梅特涅亲王便是那个反动阵营中的核心人物。他豢养着1万多名秘密警察，把这些鹰犬散布在帝国的每一个角落，对一切具有自由思想的人进行迫害。举凡一切的报纸、杂志、书籍和戏剧，均须经过严格的审查，始可出版或上演。大学讲堂上也有秘密警察在监视，只要教授们有任何批评政府的言论，马上就会遭到革职的处分。奥地利帝国的一切行政措施都是违反时代潮流的。奥皇弗朗茨一世甚至反对建造铁路，因为他觉得一旦铁路建成以后，革命的思想传播就会更快了。
在权力社会，权力的存在是以牺牲民众人的属性价值与利益为条件，没有这种条件，权力就会失去存在的基础。在社会生活过程中，人的意识会逐渐苏醒，他们对权力的统治也会逐步认识。而统治者也会处于时刻防备状态。要防止人的意识苏醒与形成就必须禁止人的思想语言，禁止人的思想文化传播。
防止人的意识苏醒其手段之一就是焚书。据《韩非子·和氏》记载：“商君教秦孝公……燔《诗》、《书》而明法令……孝公行之。”商鞅是焚书的始作俑者，其后丞相李斯为杜绝“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的现象，提出“焚书”的建议。公元前213年，秦始皇接受李斯的建议，下令除《秦纪》、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外，其他如百家语、《诗》、《书》等限30天交官府烧毁，逾期不交，“黥为城旦”（脸上刺字，罚服筑城劳役四年）；还规定，有敢擅自谈论诗书者处死，有敢以古非今者灭族；严禁私学，欲学法令者，“以吏为师”。这些命令付之实行后，在全国范围发生多起焚书事件，结果无数文化典籍化为灰烬。
清乾隆皇帝“焚书”。乾隆即位后，从1773年到1782年，他组织了360多位有名的文人学者，历时10年，编纂出一部大型丛书——《四库全书》。但是，乾隆皇帝编书的根本目的在于推行文化专制主义，以巩固清王朝的统治。开始编书时，他曾两次提出：对古籍该“毁弃”的应予毁弃，该“删改”的应予删改。因此，有些书往往被弄得面目全非。据统计，在编书的10年中，仅浙江省就毁书24次，被毁书籍多达538种，13862部之多；仅在乾隆41年（公元1776年）就搜缴焚书8000多部。整个乾隆时期，共焚毁各种图书71万卷之多。可见，乾隆“焚书”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焚书。（此文于2007年5月10日发表在《齐鲁晚报》“青未了·探索”版）如果人对世界与权力的认识没有保存与传播的载体，人就无法了解历史，也就无法作用于当世，也无法作用于后人。如果人不认识世界，人的存在就会处于迷茫，人的行程也就缺少了参照。
焚书是阻碍人的意识觉醒，阻碍人认识世界的方法之一，同时权力采用经济的方法驯化人，那就是为权力说话者有利可得。今天人所看到的历史是帝王发迹史，是群氓混战史，除了宣泄人的本能之外，找不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帝王和他的奴才们已把人的作用完全引向了反面。权力通过思想文化教育将人“培养”成“民”“培养”成“工具”，而不是教人怎样做人，人的全部作用仅仅是权力的统治工具与财富，仅仅是为了权力而存在，而人的个人价值空间已经被消灭。统治者之所以能够成功，全赖奴才与小鬼们的鼎力支持。但统治者不会因此而特别感谢他们，还会举起铁链不时地抽打他们，甚至会有灭顶之灾降临到他们头上，这是他们的头脑失去了作用所致。而权力制度的形成，莫不是缘于人的意识与理性的丧失。人已不属于他们自己，不属于人的属性，他们只是权力用来实现目的利益的物种，而不是为了自己、为了人的属性而存在。人在权力文化、权力制度的空间里，人的高级属性已荡然无存。
语言文化不但传播智慧，也能传播精神病毒。人的思想文化能告诉人世界是什么，人是什么，人的目的作用是什么。权力文化使人以动物的形式存在，而人在屈辱困顿之中已经忘记了人的属性，人是在迷惑之中生存。权力文化强调物质的作用，否定人的意识精神作用，他们习惯的说法就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唯物论是让人承认客观的存在，也即承认权力制度的合理性，他们否定唯心论，就是否定人的意识力量和意识作用，让人放弃改变不合理制度的心理动机。而人的意识可以决定制度，也能改变制度，就像权力意识统治人们一样，没有权力意识就没有权力制度。只要人有了自由平等意识，自由平等就会属于人。如果说存在的即是是合理的，那么人以动物的形式甚至以物质的形式存在，是不是很荒谬？在权力制度下人被当作工具来使用，人反而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云也云，这种人是不是很愚蠢，很可笑。
人与自然属于上帝，因为上帝是人与自然的创造者。人还属于人的属性，属于他自己。国家是来源于阴谋家的欲望和利益需要。而在权力文化中把国家，权力，资源绑在一起，将这样的文化推销给民众，他们把自己当作国家的奠基人，而实质他们只是为了占有更多的自然资源与社会财富，或是为了变更自然资源与社会财富的所属权，使它们属于自己。将国家与权力捆绑在一起，在强调国家利益的时候就是在强调自己的利益，这是语言概念的捆绑与置换。权力制度的最大的受益者不是人民，而是国家的统治者。
封邦建国的实质是野心家对自然资源与人力资源和社会财富的更多占有，实际上权力并没有为人带来文明与人的生存秩序，当然为了抵御国家与权力的侵略，也必须以国家与权力的方式来应对。这就是一种行为会引发另一种行为。实质上，以统治利益为目标的权力已经对所有的人构成了实质性的危害，不管是他们处于何处。权力与国家没有推进社会的进步，而是以人的本能和欲望为目的，没有产生有价值的思想文化，而争夺权力与资源所用的付出也不是他们自己的，而是来自大众。在这种目的作用下，权力治人的手段越来越残酷，越来越严密。政治手段，经济手段，文化教育手段多管齐下，将民众置于刀俎之间，人没有了应有的自由。
人是智慧动物，既会想又会做，通过想与做就能提高人的认知，就能拓展人的生存范围，人的智能在这一过程中发生着作用，人的价值得到证实。如果没有思想文化自由，没有自由的选择权利，没有一定的财富保障，人的智能就会被限制，人的价值就不能体现。儿时人是父母的宝贝，受父母的百般爱护，长大以后，在权力社会每个人都必须经历角色的转换，他们没有自由选择，制度设计决定了他们的存在形式，一个是做奴才或武力工具，一个是做奴隶，总之都姓奴，没有本质的区别。他们都必须以服从为前提，是权力的统治工具或财富，用以维护权力的目的利益，不能有自己的思想行为。奴隶是权力统治与掠夺的对象，不能有自己的利益。他们都来源于人，但他们都愿意做奴才，而不想做奴隶，因为在权力社会财富的分配不是通过社会与市场进行，而是通过权力之手进行，奴才的利益总会高于奴隶的利益，以保证权力工具不致于缺失。他们都是权力制度的受害者，都没有自由发展的空间。做官的没有自由，做民的要忍受压迫，他们的智能都不能产生作用，人的价值无法得以体现。如果将他们还原成人，让他们在人的属性规则下作自已的选择，世界将会是完全不同的样子。
人的梦是各种各样的，有的人爱财，但在权力社会只有通过权力才能得到，其它获取财富的通道都是走不通的；有的人爱刨根问底，总要寻找事物的原理、因素、结构与规律，但他们不能自由的选择职业；有的人爱真理，但只有在思想自由的环境下才有自由说话的权利，在权力社会人是没有这种条件的，这种载体都不允许存在；有的人爱发明，但这需要有充分的时间与财力，而在权力社会实行的是贫民政策，没有自由的经济土壤，个人的财力是无法做到的……
在权力社会财富与人力供给与需求不是通过社会、市场与自由选择来进行，而是通过权力之手来执行，人的自由愿望不可能实现。无论作哪种选择，都必须经过权力的许可，对权力有利的东西才可以放行，一切不利于权力的选择与思想行为都要被禁止，这是权力一贯奉行的法则。自由发展的通道被堵死，民营经济，真理的思想文化没有存在的空间，整个社会处于权力的控制之下，存在的只有权力的目的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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