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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卢欣
在大兴这片历史底蕴厚重的热土上，上了年岁的老人们，对明清凤河流域移民文化并不陌生。从明初洪武到永乐初年的44年间，数十万山西人（主要是晋南、晋中、晋东南人），伴随着上党梆子、晋剧以及《苏三起解》悲戚的旋律，他们走出祖祖辈辈经营的家园，千里奔波辗转在京南大兴，在凤河流域水草丰美的两岸，揭开了生存博弈的序幕。
明清凤河流域文化变迁是一个巨大的社会转型同构，凤河流域（主要以现在的青云店镇、长子营镇、采育镇为主体）的山西移民们，以其特有的精神风格、文化意义、个体行为和信仰等伦理态度，逐渐生成了全新的文化秩序，共同构成移民们普遍的行为范式和生活方式。“描绘”了一幅绚丽多彩的凤河村落文化与地域社会百态图。
至今，青云店镇、采育镇、长子营镇许多村落的百姓，没有明晰的家族谱牒用以说明自己的根脉，但他们不会否认自己的山西情结。明清凤河流域的山西移民基本分为四种类型：一是朝廷号令军事屯垦，集体行为动辄万户、多则数万户；二是屯垦农民以地设营。民间流传着两种说法，一是“山西多少县，大兴多少营”；二是明初洪武至永乐年间，先后18次自山西向外移民：从1373年到1417年，共组织移民18次之多，约60万许。尤其是明成祖朱棣(燕王)通过“靖难之役”夺得皇位后，又迁都北京，在位21年，从山西移民8次，其中有6次移往北京。沿大兴凤河两岸，沁水、长子、河津、黎城、潞城、蒲州、绛州等落地成村；三是触犯刑律的囚徒和贬为庶民的革职官员，四是商人群体。由于山西在明清时期已经成为中国十大商帮之首，京城商号林立，血缘、情缘使部分商人与大兴的山西移民聚集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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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河文化历史演化过程极其复杂，原长子营乡位于现镇域的北部，旧属东安县(今河北廊坊市安次区)，清乾隆年间划入大兴县，属顺天府大兴县采育巡检司，1958年属采育乡(后改人民公社)，2000年长子营乡与朱庄乡合并为长子营镇。长子营与采育是凤河流域的一个文化共同体，二者之间文化与地域的结合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流经大兴东南的凤河则是一条母亲河，像一条飘带将采育与长子营缠到一块儿，同时也将晋南、晋东南的文化与今天的长子营区域文化紧紧维系在一块儿。
蕴含厚重历史感的“七十二连营”西北起解州营，东南到凤河营，流经大兴东南的凤河全长20里，72个自然村因此都以“营”冠名。凤河以长子营为中心，逆河而上有沁水、解州、霍州……顺流而下有黎城、河津、蒲州、绛县……山西这些县份在地域结构上，以尧都（尧都平阳，即今山西的临汾）为文化纽带，形成中国历史上移民迁徙的融合习惯，这种习惯又有其深远的历史渊源，这一点从尧舜的多重定都说可以看出：《帝王世纪》载：“帝尧氏始封于唐，今中山唐县(河北唐县)。”《元和郡县志》又云：“定陶故城，尧所居也。”同样关于舜，也有生于诸冯(山东菏泽)、都于蒲坂、卒于鸣条或九嶷之说。禹有建都平阳、安邑、阳城等地之说。种种岐说莫衷一是，概而统之，可以说与这些县份移民文化的流动性、整合性有关。《汉书——扬雄传》扬雄自叙的谱牒就可作一例证。
形成今天凤河流域独特的移民格局有其苦涩的政治背景和社会背景。元末明初，战乱频繁，民不聊生。华北平原荒草遍野，“积骸成丘，居民鲜少”，缓慢的社会发展使整个国家好似一台笨重的老式纺车。据《古今图书集成·赋役考》载，清军入关后，旗民多编入军籍，关外更是空虚，田畴荒芜，为了恢复生产，清政府奖励由关内向关外移民，“顺治十年……有能招至一百名者，文授知县、武授守备……招民数多者，每百名加一级”。《明太祖实录》卷193载：“洪武二十一年八月户部郎中刘九皋言：今河北诸处，自兵后田多荒芜居民显少……户部侍郎杨靖曰：“山西民众，宜如其言。于是迁山西泽潞二州民之无田者……今自便置屯耕种，免其赋役三年，仍给钞二十锭以备农具。”因此发展生产，移民屯田成为朝廷首要任务。
我们查阅了《明太祖实录》《明史·食货志》《李善长传》以及民国新纂《云南通志》等文献，确切的文史资料表明，明清洪洞迁移活动分别是：洪武二十一年，迁往真定；二十二年迁往大名和广平；二十二年又迁往北平；二十五年迁往河北；三十五年迁往北平。永乐年间8次迁民全是往京畿地区(即河北、北京、天津等地)。无论大兴区域归属怎么变化，青云店镇、长子营、采育始终在京、津、冀的三角带和连接处。
山西南部作为移民的首选目标，与其地域位置有关。山西古名晋，《释名》说：“晋，进也。其地在北，有事于中国则进而南也。”山西东有太行之险，西有吕梁之阻，南有大河之堑，北有大漠、雁门之蔽，使此地成了中国历史上的“安全岛”。“安全岛”无论从哪个方面的发展要素考虑，都最能成为先进生产力的拉动因素。
《明太祖实录》卷197载：洪武二十九年九月后军督朱荣奏，山西贫民徒居大名、广平、东昌三府者，凡给田二万六千七十二顷；洪武二十五年八月给山西民兵十万人，钞各三十锭，令量牛屯田；《明太宗实录》卷12下载：洪武三十五年九月命户部遣官核实出西太原、平阳二府，泽、潞、辽、沁、汾五州，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实北平各府州县；《明太宗实录》卷31载永乐二年九月徒山西太原、平阳、泽、潞、辽、沁、汾民一万户实北京；《明太宗实录》卷37载：永乐三年九月，徒山西太原、平阳、泽、潞、辽、沁、汾民实北京。
从以上移民史料看出，明清时期长子、沁水、解州、霍州、黎城、河津、蒲州、绛县等的县均为平阳、泽、潞、沁、汾州所辖管。移民是中国古代文化传播的主要渠道。历史学家们曾不止一次地慨叹：“山西是中国文明的摇篮之一。”探寻原委，食物是人类文明发生的支撑点，仓廪实而后知礼节。山西位于黄土高原腹地，早期人类最主要的食物是小米，而山西盛产小米。在山西晋南、晋东南一带，自然气候极其适宜小米生长，中国历史的首篇——《尧典》便从这里写起；中国文明扉页的治理洪水也从这里开始（见《禹贡》）。中国文明始点上的三个圣王尧、舜、禹在这里建都。
关于明清长子营移民背景的特殊，黄有泉，高胜恩先生归结为三个方面。“山东、北平数千里沃壤之土，自兵烫以来，尽化为蓁荒之地。土著之民，流离军伍，不存什一，地广民稀，开辟无方。”以至“道路蓁塞，田畴草莽，干村辟荔，魂哭鬼狂”，东西六七百里，面北近千里，几为丘墟焉。若不设法招来耕种，以实中原，恐日久围国用虚竭。“为今之计，莫若计复业之民肯田外，其余荒芜土田，宜责之守令，召诱流移未入籍之民。官治牛种，及时播种，外与之置仓，中分收受。若遇水旱灾伤，踏验优免……”
二是为防各地豪强做乱，朱元璋效法秦始皇、汉高祖，强迁各地豪强于京师。洪武二十四年七月，朱元璋十分坦白地告诉工部官员说：“昔汉高祖徙天下豪富于关中，联初不取。今思之，京师天下之根本，乃知事有当然，不得不尔。”明成祖朱棣建都北京后，也开始了有计划的充实北京人丁。多次迁徙山西南部的人到北京近郊一带。“州郡萧条，悉心为丘墟”，而山西却因有高山大河之阻，破坏较小。再加之山西南部人才辈出，亦利于毗邻京畿为朝廷御用。杜佑《通典》说：“山西土瘠，其人勤俭，而河东魏晋以降，文学盛兴。闾井之间，习于程法。翻开晋南各县县志，达官显贵之文人数若星辰，他们的门阀势力，加上他们与朝廷千丝万缕的关系，客观上促成家乡移居京畿地区的可能。
三是出于防守边疆、加强国防的考虑。屯田戍边，汉代以来历代政府为取得军队给养或税粮，利用兵士和农民垦种荒废的田地。历代屯田有军屯、民屯和商屯。汉武帝时在西域屯田，汉宣布时在边郡屯田，都使用驻军，是为军屯；三国时，曹操在许下屯田，开始由典农官募民开荒种地，此为民屯。应募的农民称屯田客，规定官给牛、种，收获官六民四，如农民自带耕牛则所获对分；至明代有了商屯。明行中开法，盐商在边疆募民开荒种田，以所得粮草换取盐引，即为商屯。
形成凤河流域移民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不能遗失，那就是明代山西相对稳定，人口稠密。《明实录》，洪武十四年即公元1381年有个权威统计，河南人口1891000人，河北人口1893000人，而山西人口4030450人，比河南、河北的人口总和还多3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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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元末明初大迁徙路径不难发现，当时由山西迁往京冀地区而形成的村落，多以姓氏命名，至于朝廷为什么恩准大兴凤河流域移民以原籍县来命名村落？后学者作出三种推测：一是明王朝禁用原籍县名命名村落，其目的是为使移民忘记迁徙“精神家园”的失落感，尽快让其落地生根，实现平衡全国人口、繁荣北方经济尤其是京畿地区的计划。然明初首批迁徙遇到的难题是，大批晋南精英团结串联，使明朝迁徙战略之路遇到挑战，适当满足这些县份移民的心理诉求，也是减少这些家乡籍政界要员对体制运营的摩擦；二是朱元璋作为开国皇帝，曾为农民起义领袖，深知民怨的后果，为了实现国家整体迁徙发展战略，在迁徙问题上，采取迂回手段，发布通告公示晋南百姓强制迁徙中原的圣谕，有特别原因者可不参加迁徙，但须本人到洪洞县申明理由，经批准后登记造册，方可留下。但申明理由的家族主要理由是故土难移，“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狗窝”，如何既消除他们对故乡的眷恋，且能淡化这种眷恋，成为朝廷户部衙门的两难。三是大批晋南政治、文化的精英们，相信了朝廷指令，申明理由的不充分反倒成为强制迁徙的首批移民。为稳定人心，明王朝除给予优厚的移民政策外，破例允许第一批移民使用原籍县名来命名落地村名。
以原籍县名命名居住村庄，构成了凤河流域文化的独特“景观”。美国学者斯图尔特对这种现象作过分析，他甚至认为：“乡土恋情几乎是中国人真正的宗教信仰”，从一定意义上这样理解明初的移民情绪也不无道理。因为凤河移民虽然故土难离，然没能形成“终极关怀”，只是一种与自己有着血缘和心理情感联系的、具有现实意义的乡土情结，终究是可以作出情感让渡的。
同源同名是故乡眷恋的表现方式，这种现象既是一种观念、心理情感和活动，同时也是既定的礼制、仪式、习俗和道德与伦理规范的汇集。错综复杂的地缘、血缘的存在与发展形成并延续着独特的宗族观念。据海联网统计，目前在移民社会村落中，地缘性组织的比重仍然较大。9000多个系统组织中，地缘性组织有1300余个，约占14%左右。各种类型的组织中，大部分地缘性组织与神缘性组织交织在一起。他们从家乡带走了具有较强地域性的寄托，这些寄托成了凝集地缘关系的精神纽带。尽管早期的凤河流域移民传统信仰出现着融合的趋势，但各个村落仍然具有强烈的地方性文化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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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问我祖地在何方，山西洪洞老鹳窝”。当我们用民俗语言对凤河区域的乡情作出心理探视时，他们的反应是柔和而亲切的。“洪洞，大槐树，老鹳窝”已经不是单纯对祖居的记忆，而是把这种记忆演化成对生命根系的执着探寻。
《东方杂志》复刊第十五卷第七期齐如山先生写道：“吾族乃于明永乐二年由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迁去的，清朝末年，有许多京冀的军官重到山西，又寻到大槐树之所在……”根据《明史》《明实录》记载，长子、沁水、解州、霍州、黎城、河津、蒲州、绛县等等今天大兴的村名，都可以找到山西南部对应的县名。
从历史和社会变迁的维度看，迁出地应是临汾、运城、晋东南长治和晋城等地区。从《明史》《明实录》的原始文本看，当时在山西组织迁民的地域很大，除雁北、忻州、吕梁地区外，包括整个山西中、东、南部。这些地区的迁民临行前，大部分人在洪洞大槐树下，办理迁移手续，领取户部衙门颁发的迁移证，然后各去西东。
洪洞何以具有此种战略意义呢？秦汉时置杨县，隶河东郡。隋隶临汾郡，义宁二年更名洪洞，取县北洪洞镇为名。洪洞属临汾，临汾“南通秦蜀，北达幽并，东临太岳，西控汾河”因地理位置重要，自古为河内重地，洪洞也成为山西之通衢要道。故而也成为移民迁出的聚集之地。
关于洪洞大槐树，据民国年间《洪洞县志》载，“大槐树在广济寺左”。该广济寺为唐贞观二年所建，寺院宏大，殿宇巍峨，往来香客不断。同时，这里又处南北要道，设有驿站。传闻四方的洪洞大槐树就生长在广济寺，相传为汉代所植。积年累月，树大荫深，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老鹳在此筑巢垒窝，成为大槐树独特的一景。明王朝在广济寺设局驻员，负责登记、迁散移民事宜。
移民是封建政权的绝对命令，往往带有很大的强迫性。山西俗话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老窝儿。”当百姓举家迁移时，扶老携幼的哭声震天，其声凄厉不堪卒听。今天，凤河流域一些生活用语还留有当年大迁徙时的文化密码和生活痕迹，如：解手、方便、大小便、随便等。当初山西移民的百姓们被迫登记以后，为了防止他们途中逃亡，差役们把他们用长绳串连起来。那时候，迁徙路上，到处是一串串的移民。由于长途跋涉，人们免不了要大小便，但一根绳子拴几个甚至几十个人，大小便非常不方便。于是只好向押解官兵报告说：“老爷，请解开手，我要拉屎尿尿。”这样子日复一日，人复一人，次数多了，日渐简化，只要说上一声，解手、方便、大小便专用术语就不言自明。从人类学的观点分析，文化价值同时也涵盖人们日常伦理中所表现的行为范式和价值取向。
心理学表明，身处困境的个体和弱势群体会产生一种无限的迷茫感、孤独感、困惑感。当移民们一步一回头地离开曾经养育过他们的那块热土的时候，在最后一瞥中寻找家乡最有纪念意义的标识物时，那就只有一棵大槐树了。于是，槐树从此就成了山西移民祖祖辈辈互相传递的“接力棒”，移民们明知咫尺的困境无助，只好趋向家乡寄托一线玄机，祈求冥冥的神佑心理机制，把神本与人本宗教伦理融合。
一代一代口口相传。至今，已经六百年过去了。当你走遍采育、长子营镇的每一个村落，不经意间你就会发现，房前屋后，村头地边，都种植有槐树。据老百姓说这是山西移民带来的习俗。文化应当是历史分析“当下”“此在”。
在民间，广泛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房前种上大槐树，不忘洪洞众先祖。村村槐树连成片，证明同根又同源。大槐树作为至高无上的精神象征，当“痛切感觉到人生生存重压为其特征的，对丧失自我与异化力量的默认，对任何前景的迷惘与沮丧之情都化为情感忧思的救助”（李公明著《思想守望录》，广东人民出版社）。大槐树辅助了长子营的山西移民，移民们反过来传播了大槐树情结。
“谁是古槐迁来人，脱鞋小趾验甲形”。凡是从洪洞迁来之民，脚小趾甲中有一裂缝，好像是两个指甲，不是古槐迁者，均无此特征，时至今日仍为复形指甲，这一问题还待民俗学者、遗传学者深入研究。移民们迁往各地，因一村不准一姓，所以兄弟之间为了相互照应，有一姓分为几个姓者，至今仍有“回、翟、常一个娘”“魏、梁、陈一家人”“崇、刘、顾是一户”“长子营无二郭”等说法。每个时代的现实生活毕竟受制于当下文化的规定，从任何角度观察槐树的种植，都是文化背景特定的部分和表象。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市大兴区青云店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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