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宜南门外曾有一宿庵。庵名本出于佛家典故,可民间传说却望文生义附会出故事来。说是清代乾隆皇帝南巡曾在此驻跸一宿,庵便由此改名。在封建社会里,皇帝住过的地方便是荣耀,改名以纪之,于庵庙,于地方自然是很光彩的事。是故事则有情节的枝枝叶叶。庵中有韦驮像,乾隆说:“你为何站着?坐下来吧!”后韦驮即为坐像。庵中有蚊虫叮咬,乾隆说:“此地不得蚊虫打扰!”此后这庵里就没有蚊子了。这无非是敷衍皇帝“金口玉言”之意,当然不可征信。但乾隆确实于南巡时来过宝应,而且有5次之多。爱新觉罗·弘历是个颇爱风雅的皇帝,所到之处皆有题咏。故从他的诗中直可寻找到他的足迹,而且也可触摸到他心灵的脉搏。 据史籍云,乾隆南巡,“每至城市,多舍舟乘马过之。欲以观民众,从民所愿也。”过宝应亦是如此。乾隆21年(1756年)第二次过宝应,他所赋《策马过宝应》即有言,“傍岸泊兰楫,观民扬玉镳”;乾隆27年(1762年)第三次过宝应,其所作《过宝应县》诗又云,“舍舟策马从民愿,就日观云听彼歌”。皇帝出行叫行幸,到某地则日幸某地,这一“幸”字确实妙不可言,即使之感到幸运、荣幸。皇帝贵以九五之尊,长年深居宫禁,即一般官员也不得见,至若平民百姓得一睹龙颜自然是无尚荣幸的事了。乾隆是深知庶众的心理的,舍舟登岸,虽不能步入民户,抱一二小儿抚之亲之,却也从民盼睹龙颜之所愿,而在他们陶醉在荣幸之中时,把一幅亲民明君的形象图画在百姓的心中,这颇有些政治作秀的意味。“听彼歌”便最明白不过了,观民不就是归结为接受百姓山呼万岁的颂歌,而享受那个人崇拜的快乐。当年荣幸的宝应人未必作如是想,而于今我们阅读帝王类的神话还是应该有所思的。当然,也不必完全否定一些帝王具有某种关心民命的情怀。说实在的,帝王们读孔孟的书要比我们多得多,民贵君轻,孰能无闻?乾隆的“从民愿”便有着这样的思想基础。再就诗歌而言,杜甫忧国忧民的现实主义诗风一直影响后代,关心民瘼便成为诗人们笔下常见的主题。乾隆便有时也会作出这种姿态。上述两次他经过宝应,皆为宝应遭受水灾之后,他的诗中便有了相关的休戚。“人烟依旧庶,灾疫以时消。吁祷吾虽久,还因天眷邀”。(《策马过宝应》)此时灾疫消除。人口仍然众多,他感到高兴,这自然与民相同。但其原因则是他久久呈祷上苍,而感动了老天爷,则又是帝王的别一情怀。“昨夜虽云被灾小,僻乡宁鲜向隅多。越堤罗坝原林立,蒿目修防意若何?”(《过宝应县》)应该说这次洞察较深。宝应未受重灾,却很多人向隅而泣,也便引起他的忧思和关注。虽是堤坝林立,却阻拦不了洪水。尽管时日艰难,但还是应该加以修防来保护百姓的生命财产呀!其所思所念还是比较真切的。两首诗一喜一忧,皆关民命,一个封建帝王能有这样的情怀还是应该肯定的。特别是那忧患意识,比之那些好大喜功、只报喜不报忧的人,是要高明得多的。当然帝王毕竟是帝王,若是这样问他:南巡一次所费极巨,何不省俭下来以济灾民,或修筑堤防?话不无道理,只是未免苛求古人,而有悖于历史了。
乾隆6次南巡5次经过宝应,固然宝应为必经之地,恐怕也与他对唐上元三年真如献宝,安宜易县名为宝应一事有点兴趣相关。乾隆45年(1780年)第5次南巡,他亦写下了一首五言律诗《过宝应县》,其后四年,第6次南巡,他又写下了一首七言绝句《宝应县咏事》,均对真如献宝事发表了议论。“上元获宝县改名、其宝而难定假真”,“上元因得宝,改县属荒唐”。他对“天降祥瑞”断然否定,而自有见地:“欲得万民宴,慎选有司良,”百姓的安居乐业则在天慎选良吏。如此有胆有识,对于一个封建帝王来说是难能可贵的。由此推想乾隆盛世之说,也并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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