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病了。连续几次的厄运降临，已经让她心力交瘁，筋疲力尽了。但她病的太不是时候，她怀着我才几个月，此时又是国家处在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她的丈夫还带着右派的帽子在井冈山垦殖场劳动改造着，真可谓应了冯梦龙在《醒世恒言》的那句话:屋漏偏逢连夜雨 ，船迟又遇打头风。
妈妈病得很重，已经送往吉安市人民医院，准备要动手术了。医生们担心，还在腹中的我恐怕没有希望到这个世界来体验一下人生的美好生活了。为慎重起见，动手术前最后来了一次专家会诊，情形可能是这样的:
由于妈妈患有严重的胃下垂，住院治疗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吃药打针总不见效，病情越来越严重，胃下垂越来越厉害。按照当时的医疗条件，只有动手术才能解决问题。但妈妈身体瘦弱，严重的营养不良，低血压，还有贫血。动手术风险也比较大，因此几个专家进行了会诊。在轮到一位老中医时，他要妈妈分别伸出左手和右手进行了诊脉。诊脉完毕沉思良久，对其他医生说，不能开刀，她已经怀孕几个月了，动手术非常危险，弄不好会引起大出血，不但胎儿会没有，恐怕连胎儿的母亲也有生命危险。这可是两条生命！
那怎么办？老中医接着说，只要保住了肚子里的胎儿，随着胎儿的长大就会把下垂的胃自然顶上去，胃下垂也就自然而然的治愈了。如果胎儿保不住，那么…… (说的挺玄乎，也不知我在肚子里听懂了没有)。老中医接着说，从目前来看病人的病情就是营养不良所造成的。如果现在开始增加母体的营养，使胎儿能正常发育长大就是治疗此病的最佳良方。
但妈妈却含着眼泪回答说，家里没有钱增加营养。她一个人38.5元的工资要养活四口之家，其中还有一位得了小儿麻痹症的女孩子要治疗，已经为她花了不少的钱，以前的积蓄基本用完了。而就在前两年因为穷而把三岁的大儿子送到老家高安县的湘口(溪)卢家抚养，结果得了出血热没钱治疗不幸夭折了。医生们面面相觑：“那你丈夫呢？”“丈夫原是宁冈县的新华书店经理，在1958年下半年划了右派，现在带着右派帽子，正在井冈山垦殖场宁冈白石基地劳动。我们两个都是外地人，在宁冈县没有任何亲戚。”妈妈说完掩面恸哭。
不知我怎么会在这种情况下投胎这个风雨飘摇，面临破碎的家庭，要在这样不合时宜的时代降临这个人世间。不过也难怪，还是胎儿的我，哪里知道从1960年到1962年，正是国家的三年困难时期？哪里知道这个家庭的大儿子送回老家得了出血热病无钱治疗而夭折，女儿也不幸患了小儿麻痹症？否则，我哪里愿意给这个受苦受难的家庭增加负担？哪里忍心给我可亲可敬的妈妈雪上加霜？
也许，我是弥补妈妈痛失长子又让长女留下小儿麻痹后遗症苦恼的良方，妈妈硬是让我在这无比艰难的时期投胎腹中。虽然我能不能在妈妈的肚子里生存下来还是个问题，但仅仅是个胎儿就可承担把母体下垂的胃顶上去的光荣伟大艰巨的任务，这多少可让妈妈增添几分幸福感。所以，我要与妈妈共生存。可是，在这个物资和食物非常缺乏的时代，已经有成年人及小孩被饥饿夺去了生命，妈妈能保证我生存下来并且完成此项任务吗？
要完成这个任务也不难，只要有了钱补充了妈妈的营养即可。问题是，钱从哪儿来呢？父亲就是因为寄钱回老家接济了几个自己的弟弟妹妹而被某个领导到邮局查到被划为右派的。父亲想了很久，找谁要钱呢？自己高安老家这边是不可能的，只有向妈妈的娘家那边求助了。当时妈妈的哥哥我唯一的舅舅算是一位又红又专的水利专家，政治面貌是共产党员，全国劳模，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接见，够红的吧？解放前的大学生，水利专家，据说当时该省的水利工程项目都是由舅舅立项和全面负责的，够专的吧，而且工资还挺高的。虽然妈妈其它的姐姐姐夫，妹妹妹夫们也是又红又专的，但和舅舅比起来还是没有舅舅那么红，也没有舅舅那么专。家庭经济负担也比舅舅重。这样看来舅舅是最合适的求助对象了。于是父亲写了一封信给舅舅，舅舅马上寄了一笔钱过来了。
当邮局接到我舅舅寄钱给母亲的汇票时，不知会不会感到奇怪，不知邮局报告了上面领导没有，因为以前一直都是父亲从邮局寄钱去高安老家，而且那个时候到邮局取钱必须经过单位核实并盖上单位公章才可以取到钱。反正这次舅舅寄过来的钱顺利到了妈妈手里，父亲拿到这笔钱后托人在乡下买了一只老母鸡和一只乳狗。吃了以后，妈妈的身体从此也就慢慢的好起来了。不仅母亲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父亲的状况也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在1961年10月27号，父亲结束了他劳动改造的日子，摘掉了右派帽子。政府对他的工作进行了重新分配，但行政级别降为24级，工资降为34.5元。到场部白石基地工作任助理会计、出纳和食堂管理员。在母亲肚子里呆了十个月的我，也非常辛苦的完成了把母亲下垂的胃顶上去的艰巨任务。妈妈的病好了，我也终于来到了这个人世间 。
不知这算不算是一个《胎儿救母》的佛系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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