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读一本书，叫《论语集释》。大家知道，自《论语》问世以来，上至汉唐，下至今日，几乎每天都有人在研究、诠释这本书的真谛和孔子的思想，著作也可谓汗牛充栋，数不胜数。然而绝大多数版本都是一家之言，难免存在偏颇和谬误。虽然后世的学者集各家之长，作了一些汇总、权衡和折中，然而依然是百家争鸣。直到清朝程树德先生的《论语集释》问世，集考异、音读、考证、集解、集注、别解、余论、发明等之文风，“分类采辑，以为研究斯书之助”（程树德）。
程树德，1877年生，1944年卒，字郁庭，福建闽侯（今福州）人，著名法律史学家。他十岁丧母，孤苦无依；但少年有志，勤奋自学，通宵达旦，熟读经、史，博览群书。中年致力教学与研究，所任课程有中国法制史、比较宪法、九朝律考等科目。于繁重的教学之余，孜孜不倦，著述不止。著有《中国法制史》、《九朝律考》、《汉律考》、《国际私法》、《汉律考》等，一生著述约400余万字。晚年更潜心于学术研究，不事教学，于病中完成《论语集释》。
当打开书本，逐一翻看他的女儿，华东师大教授程俊英写的《前言》，程俊英的师兄蒋见元写的《后记》，还有程树德自己写的《自序》，不禁让人唏嘘泪目，又不禁让人肃然起敬。
程俊英在《前言》中写道：“'七七事变’爆发后，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陆续南迁，从此经济来源断绝。旧社会老年知识分子处境凄惨，衣食不完。日伪统治时期，（程树德）病无医药，生活无着，子女多而年幼，困窘不堪，病况日渐恶化，终至瘫痪。《论语集释》四十卷，即成书于此时。”
我们再看程树德先生的《自序》，他说：“余自癸酉冬患舌强痿痹之疾，足不能行，口不能言者七年于兹矣……夫文化者国家之生命，思想者人民之倾向，教育者立国之根本，凡爱其国者，未有不爱其国之文化。思想之鹄，教育之程，皆以是为准……著者以风烛残年，不惜汗蒸指皲之劳，穷年矻矻以为此者，亦欲以发扬吾国固有文化，间执孔子学说不合现代潮流之狂喙，期使国人之舍本逐末、徇人失己者俾废然知返。余之志如是而已。”
这下我们知道了，程树德先生他是在“目难睁不能视，手颤抖不能书”的情况下，抱病口述，由亲属笔录，历时9年，于1942年终于著成他生平最后一部重要著作。所以蒋见元先生说其为“搜罗繁富，训诂详明，是《论语》注释的集大成之作。”
这是这是何等博大的胸怀，这是何等高尚的情操，这又是何等坚强的意志，这又是何等坚韧的毅力！
这放在常人身上真的难以想像，别说心中理想、爱国情怀了，一般人在遭遇疾病和贫穷时，哪个不是呼天抢地，寻死觅活的，哪个不是百般求医，求神拜佛的，哪个不是唉声叹气，怨天怨地的？所以孔子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这是孔子思想在程树德先生身上最光辉的体现，是程树德先生对孔子一以贯之的思想最好的实践。
一部《论语》讲了什么？不就是让人跟着“学”，跟着“习”吗！在“学而时习之”中找到快乐，在“学而时习之”中让自己成为君子，在“学而时习之”中让自己成为圣人。有人说，这世上哪有什么圣人？孔子不是吗？程先生又何尝不是呢？
程树德先生说：“孔氏之言，可以为修己处世之准绳，齐家治国之方法者，当复不少。”治学者如果仅仅限于学问，品行修养得不到提高，学有何用？研究了又有何用？孔子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如果仅仅成了一句口号，那学习孔子，学习儒家，学习和宣扬中国文化又能起到什么效果？
现在流行起来的国学热，中国文化热是好事，但我们在这股潮流中不能附庸风雅，学以不致用，也许无论我们怎样努力都成不了圣人，但如果学了，把圣人装进心里，一边学，一边习，或许我们心中的圣人会像灯塔一样，一直照耀着我们，指引着我们，慢慢懂得怎样做人，怎样做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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