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声明,这句话不是我说的,是王蒙老先生说的。说他老,他可能不高兴,因为他虽然年纪大,但我感觉他一点也不老。他驰骋文坛几十年,著作丰硕,现在又转向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兴致勃勃,神采奕奕,好像很年轻,充满着活力与激情。
这是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的一句话,是关于《论语》和儒学的。在谈到国学热时,他说:“儒学就像我说的,是一种理想主义,像孔子,强调的是心性,天下归仁,咱们大家都变成好人,只要你想变好你就能变好。最后官是好官,民是好民,男是好男,女是好女,这种观点很容易被接受,所以孔子被接受和普及的程度特别高。”
从宏观来说,王蒙的这个观点是对的。因为孔子宣扬的就是天下归仁,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理想主义者。但我们学儒学,不能因为它理想化而不付诸实践。从《论语》来看,孔子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行动,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能不能做到?当然能。好了,如果每个人都能按照孔子的要求去说,去做,长此以往,理想不就成为现实了吗?难就难在不是所有人,也不是所有人都能一如既往这样贯彻执行下去。
因此,当我们在接触儒学时,我们要这样想,别人做不到,我暂且不管,我先把自己管好。在行有余力的情况下,再去帮助别人做好。这样既避免了儒学的理想、空洞,又能让自己和他人在修身的同时完成儒学思想的最终目标。
在谈到新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冲击时,他说:“因此,恰恰是“五四”运动挽救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不能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五四”后的新文化对立起来,要看到没有新文化,就挽救不了传统文化,社会不发展,传统文化就彻底完蛋。”
是的,我们不能因为我们有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而抵制新文化的吸收和传播,时代在变化,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不断变化。我们在继承和传扬传统文化的同时,应当积极尝试对新文化的接受。一个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与社会的变革息息相关,当传统文化不能适应一个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时,新的文化必将产生。
所以,王蒙先生接着在谈到今天读《论语》、学儒学的意义时,他说:“在现代,既从传统中汲取营养,也从西方的、现代化的东西里头汲取营养的人其实是更多的。”这是现实,也是现实的需要。搞学术,搞研究,我们可以沉浸在原有文化中发掘和发扬,但现代生活必将要求我们在原有文化的基础上创新和创造。
他说:“实际上,文化时时刻刻都在丢失,比如很多老的东西现在都没了。但文化又时时刻刻在积累,你想跟一种文化说拜拜,也不容易。”我们在试着接受新文化的同时,看似旧文化在逐渐丢失,很多老的东西都消失了,但新文化的产生也不是空穴来风,不会完全否决旧文化的基础和积淀。它是一种哲学上的扬弃,是辩证的否定,有抛弃,也有发展。
像《论语》和它体现出来的儒家思想,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全盘否定的年代,然而,时至今日,《论语》和儒家思想仍熠熠生辉。不是新文化不能深入人心,而是我们的传统文化因为有着几千年的传承和发展有其顽强的生命力。它的生命力在哪?就是在它能够将我们最基本人性中的善认识和体现出来。
王蒙说:“现在老百姓办事,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我就会想起我们有一个词叫面目可憎,非常生动。但我们至今还没有完成孔子给我们的嘱托——把那些面目可憎的人和事物变得可爱一点。”
正如孔子在《子罕第九·一三》,子欲居九夷。或日:“陋,如之何?”子日:“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为什么君子迁居九夷,就一改其“陋”呢?马融注:“九夷,东方之夷,有九种。君子所居则化。”就是说,君子是文明的承载与传播者。他们每到一个地方,并不满足于独善其身,必然会以优越的文化影响当地的族群,移风易俗,提升其文明程度。
是啊!这就是君子的任务,这也是儒学的任务,是儒学的责任,是儒学的目标。我们今天学儒学,读《论语》为了什么?不就是通过学习和实践,把那些面目可憎的人和事物变得可爱一点,让这些人懂得“克己复礼”,懂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懂得“爱人”,懂得“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只有这样,社会的团结、发展、稳定、和谐才有可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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