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为政1》，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孔子说：“以德行来治理国家，就像北极星一样，安坐在它的位置上，其他星辰环绕着它而展布。”
本章很简单，就阐述了四个字“为政以德”，即要用德行来治理国家。后面是比喻，说明用德行来治理国家的正中和重要性。这个理论延续了几千年，大家也都认识到它的先进性和合理性，但不论是中国，还是其它国家，历史告诉我们，它仅仅只是以理想化的状态存在。那么既然它合理又先进，我们治理国家到底是把它当作理想口号还是付诸实践？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为政以德”的理想根本没有实现，即使尧舜禹汤这样的圣王，他们治理时“天下大和，百姓无事”，然而他们也只是实现了善政，而非孔子所推崇的纯粹意义上的德政。何谓德政？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篇第二·三》）德政就是以德行来治理教化，以礼制来约束，能够让百姓知道羞耻还能走上正途。
这样看来，德政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主动践行的结果，不仅社会有德的氛围，而且全民有德的品行。不仅圣王自己有德，他还要教化和感化民众，让德政从上到下毫无阻滞，一路畅通，而且民众“有耻且格”。姑且看上去很难，但不是没有实现的可能。
实现德政，首先治理者的德行宏大，功绩崇高，这样才能施政得当，民众信服。其次治理者还需要有独特的人格魅力，讲使命，讲担当，有责任，民众自然追随。德政的具体内容就是儒家讲的仁义，《大学》曰：“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未有好义，而事不终者也。”如果领导者施行仁义，民众也必会成为有德之人。这样上下有德，施行德政还有什么问题！
然而理想丰满，现实骨感，中国历史上不乏明君圣主，他们德行不可谓不高，功绩不可谓不大，也创建了一定时期的太平盛世。但他们无一不被历史淘汰，湮灭在历史的尘埃。所以“为政以德”并不能保证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和繁荣昌盛，它只是在一定程度上造福了国家，造福了人民。
但我们也不能由此就证明历史的变迁与“为政以德”没有关系，历史固然有其变化发展的规律，但“为政以德”和“为政不以德”对历史的影响差异是巨大的，特别是对政治的清明产生的影响迥然不同。
“为政以德”对政治的清明，社会的教化作用毋庸置疑，它难以实施不是对其思想的怀疑和否定，而是现实操作的艰难。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雍也篇第六·二七》）孔子说：“中庸这种德行，实在是最高的了！长期以来，百姓很少有能做到的。” 子曰：“由！知德者鲜矣。”（《卫灵公篇第十五·三》）孔子说：“由，了解德行修养的意义的人很少啊！”都是说有德行修养的人太少太少。
一个人固然可以影响社会，影响人们的道德修养，前面也讲过了，要实现德政需要上下齐心协力共同努力。有德行修养的人太少当然会影响和阻碍德政的施行，因此孔子也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述而篇第七·三》）孔子说：“德行不好好修养，学问不好好讲习，听到该做的事却不能跟着去做，自己有缺失却不能立刻改正：这些都是我的忧虑啊。”这是孔子的担心，同时也是各个时代有志于德政的人的担忧，没有多少人愿意好好修养自己的德行。
因此，“为政以德”人们把它看作“水中花”、“镜中月”，当作高不可攀的理想，有其现实的困境，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篇第七·六》）相反立志追求人生理想，确实把握德行修养，绝不背离人生正途的人很少，说到底，就是人们很难树立起仁的思想。仁是儒家思想的本质，也是德行产生的根源。没有了仁，谈何修德？谈什么“为政以德”？
放到今天来说，我们不放弃“为政以德”的思想，但施政的重点不是为了德政而德政，而是要通过引导和教化，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道德的重要性，认识修德的必要性，让全社会的道德水平得到加强和提高，让全人类的道德素质得到加强和提高。
老子说，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辍。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
翻译过来就是，善于建立道德的人，不容易被拔去。善于抱住道德的人，不容易脱落。力行道德的人，死后有社稷宗庙，让子子孙孙祭祀不绝。他的德行实行于身，所以他的善，才如此完美。一个有道德的人，修德充实于身，必能使家人得到德的余荫。有德望的人，德化于乡里之间，则乡里之间必然能够得到教化上的长处。如果德化于国家，这个国家也必然会得到兴旺。如果德化于天下，也一样能够感召天下。这不是不可能的，只要我们致力道德。所以孔子也说“德不孤，必有邻。”（《里仁篇第四·二五》）有德行的人是不会孤单的，他必定得到人们的亲近与支持。长此以往，也许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为政以德”就水到渠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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