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甸园之门:六十年代的美国文化》,迪克斯坦著,方晓光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10月
1959年,金斯堡等年轻的垮掉派诗人在哥伦比亚大学举行诗歌朗诵会时,《伊甸园之门》的作者莫里斯·迪克斯坦正在哥伦比亚大学上二年级。金斯堡声情并茂地朗诵炸弹般的诗句,迪克斯坦却正在城里看莎士比亚的戏。
1968年,艾伦·金斯堡再次回到哥大,和另一位哥大诗人约翰·霍兰德同台朗诵。这次,迪克斯坦亲眼目睹了这则“文化上的寓言”:金斯堡和霍兰德年轻时曾是好友,后来的生活却背道而驰。霍兰德获得耶鲁青年诗人奖,开始了辉煌的学术生涯;金斯堡成为旧金山狂放文人的代表,作品饱受批评,却成为一代青年的文化旗帜。
时移事易,霍兰德的诗歌创作逐渐转向自由和个人特色,朗诵时“熟知他们(听众)的音拴所在,能够引起他们全身共鸣”。而金斯堡虽以多年没有写诗,站在台上却“欣喜若狂,忘乎所以,全然将我们抛于脑后,当众做着他的精神俯卧撑。”他“不是为了取悦我们,而是为了改变我们的信仰。”金斯堡作为一名诗人“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而霍兰德也用诗句向他致敬:
“开拓新域远比循规蹈矩更为艰难:
随着夜幕像死亡般降临,殷红的鲜血化作珠宝灿烂。”
经过整个六十年代,金斯堡的追随者们或许因为毒品而丢了小命,或许进了精神病院,或许成了兢兢业业工作着的市民,消失在芸芸众生中。而一直处在文化运动边缘,保持亲历者身份却又不涉水太深的学院派知识分子,如迪克斯坦,于一个时代结束之后,仍然在公共话语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也是他们,最终将这个时代的文化桂冠,戴在了金斯堡这类离经叛道的艺术家头上。
十年时间,改变的不仅仅是迪克斯坦对金斯堡们的态度,正如他所言:“我们在六十年代获得了许多有益而难忘的教训,其中之一便是切勿轻信标榜客观的姿态。当我们听到至理名言时,我们想知道是谁在讲话。”金斯堡带他进入的那个文化,正是一个“把莎士比亚和金斯堡、文学和电影、贝多芬和摇滚乐全部包罗在内”的文化。在这个文化中,迪克斯坦“一半依然是五十年代的产儿,正如我的另一半在继续培植着受到挫败的六十年代的千年盛世理想。”与此同时,在这个文化形成的过程中,迪克斯坦一半是热心的参与者,一半是冷静的观察者。他的这本《伊甸园之门》中,正是从这个特殊的立场出发,对美国六十年代的文化遗产进行了梳理和总结,表达了自己对那些“开拓新域”者的致敬。
《伊甸园之门》的焦点“不是政治声明或文化宣言,而是那些揭示那个时代内心经验的具有社会想象力的作品……”从金斯堡开始,迪克斯坦先后对垮掉派的诗歌、鲍勃·迪伦等人的音乐、托马斯·品钦、约瑟夫·海勒等人的小说进行了回顾和批评。迪克斯坦尤其感兴趣的,是六十年代那种“乌托邦式的、浪漫的和宗教的倾向”。群居、摇滚、反战、吸毒……各种各样的精神狂热造就了六十年代的自由主义文化。虽然暴力冲突和道德危机被认为是这种文化的恶果,六十年代的暴风骤雨过去后,一些价值最终得以在社会生活中确立:性自由、妇女权利、对同性恋的宽容、环境保护……
1975年,金斯堡等人回到麦克米林剧院纪念他们十六年前举行的那场诗歌朗诵会。金斯堡“面带病容,显得精疲力尽的样子”。朗诵会成为一次怀旧仪式,在迪克斯坦眼中,这再一次证明六十年代早已结束。如今,六十年代长发和摇滚的时尚早已落伍,但堕胎、色情等问题仍是美国文化争论的焦点。千年盛世的理想并未实现,然而美国六十年代文化浓厚的乌托邦色彩,足以让世纪之交的一代人心生愧疚:“在一个不断原子化的世界里,自我实现成为第一美德,甚至乌托邦也已私有化。”
从这一意义上讲,如果说六十年代人的理想最终破灭,那么后人连理想都不曾拥有过。六十年代的某些旷世奇想或许“幼稚得令人瞠目结舌”,但世纪之交的人们,“对几乎所有的旷世奇想都已麻木不仁。”在迪克斯坦看来,六十年代文化最重要的意义就是“造就了一种始终超越其时代的大同和平等的崇高梦想
联系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