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在中国文化界红极一时，到五六十年代也未受到冷落
陆建德
今年是19世纪唯美主义的代表人物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逝世110周年，英语国家自然又会谈起这位挑战世俗的爱尔兰才俊。王尔德同时代人萧伯纳、哈代、叶芝和詹姆斯在英国文学史上应该占有比他更多的篇幅，但他作为19世纪末最重要的剧作家之一的地位是无可争议的。
没有美名也有恶名
王尔德1854年生于爱尔兰都柏林。其父威廉姆·怀尔德爵士是都柏林闻名遐迩的眼耳科医生，其母是诗人、翻译家。王尔德在母亲的文学沙龙里耳濡目染，自幼喜爱古典文学。他在都柏林三一学院就读时因希腊文成绩优秀获得伯克利金质奖章，并一生以此自豪。三年后，王尔德获奖学金赴牛津大学深造。
1878年，王尔德以考试优等的资格从牛津毕业。他以“美学教授、艺术批评家”自居，并说，“我总是要出名的，没有美名也有恶名”。大英帝国的心脏伦敦是这位爱尔兰青年意欲征服的对象。要征服伦敦必须首先为伦敦上流社会的价值观所征服。王尔德衣着考究入时，举止温文得体，说起话来妙语连珠，那带有拖腔的牛津口音十分地道，慵惰中透出高傲。伦敦的社交圈子很快就把这位风流倜傥的才子奉为上宾。
1881年的圣诞前夜，王尔德登上游轮“亚利桑那号”赴美，1882年元月2日抵达纽约。据说王尔德在过海关时曾轻浮地说，他需要申报的只有他的天才。在他与美方歌剧制作人议定的合同上，对其着装有具体的规定。唯美主义谴责丑恶的拜物教以及商业精神对文化的侵蚀，但王尔德本人却成了精心包装起来的商品。王尔德的美洲之行历时一年，大西洋两岸报刊的追踪报道使其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
为上流社会举起哈哈镜
王尔德要改变自己秀而不实的形象还需要好几年工夫。回到英国后，他口吐珠玑的本领使他稳坐伦敦餐桌上霸主的位置。1887年至1889年王尔德屈就《妇女世界》杂志编辑之职，此时他已将主要精力投入散文体写作。1888年《快乐王子童话集》的出版标志着王尔德文学生涯中一个新时期的开始。在短短的7年里，《阿瑟·塞维尔勋爵的罪恶及其他故事》、小说《道连·葛雷的画像》、评论集《意向》、童话集《石榴之家》以及喜剧《温德米尔太太的扇子》、《一个无足轻重的女人》、《理想的丈夫》和《认真的重要》相继问世。尤其是描写上流社会的4部喜剧至今仍有强劲活力，是大西洋两岸不少剧团的保留剧目。
萧伯纳说，在19世纪90年代，剧场代替了教堂在社会中的地位。王尔德的喜剧在当时大获成功，它们的社会影响可想而知。伦敦的达官贵人饶有兴致地聚集在一起，对着王尔德为他们举起的哈哈镜大笑，一阵开心后他们又以宽容的傲慢步出剧场。
唯美主义的恶之花
王尔德长期以来负才任气，有时好像故意要与社会习俗和流行的伦理观念作对，这几乎是波德莱尔笔下“浪荡子”的崇高使命。1891年，结婚两年并已有孩子的王尔德认识了还在牛津求学、比他小16岁的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勋爵，后者对其刚出版的《道连·葛雷的画像》爱不释手，于是就和作者两人色授魂与，陷入所谓的“不敢言明之爱”（见道格拉斯的《两种爱情》）。
道格拉斯的父亲昆士伯雷侯爵对两人的行为非常反感，但对从小就率性而为的道格拉斯毫无办法。1895年2月28日，亦即《认真的重要》在伦敦首演成功后两周，王尔德在俱乐部收到昆士伯雷侯爵留给他的名片，上面写道：“致奥斯卡·王尔德，装模作样的好男色者。”
王尔德以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文学作品对爱虚荣的维多利亚社会百般嘲弄，此时他却从所谓个人尊严的原则出发，要求为他所鄙视的社会提供法律保护。他毫不费力地以诽谤的罪名把昆士伯雷侯爵带到被告席上，而被告要证实其确系“好男色者”易如反掌。4月初，经开庭审讯，昆士伯雷侯爵无罪开释，而王尔德反因有伤风化的行为被捕。经过两次审问，伦敦的中央刑事法院根据1885年通过的一条针对男性同性恋的刑罚修正案判处王尔德两年徒刑。
王尔德年幼时就渴望在“女王诉讼王尔德”的官司中出场，他隐隐地有一种自毁的冲动，但他又不是一个真正随心所欲、藐弃立法的人，其唯美主义思想几乎是与他对罪恶的兴趣、对堕落的意识同步发展的。《道连·葛雷的画像》中葛雷的教唆犯渥顿勋爵说，“抵制诱惑的最好办法就是向它屈服”，在诱惑中走向堕落和罪恶的葛雷或许就是王尔德的自我写照。
墓碑上仍旧印满吻痕
1897年5月王尔德刑满释放。但他未能东山再起，就于1900年11月30日因脑膜炎死于巴黎的阿尔萨斯旅馆。
王尔德的特殊遭遇使不少人为他作传。但最有权威性的当推查理·艾尔曼广受好评的《奥斯卡·王尔德》。或许是为维护家族的名誉，王尔德孙子默林·霍兰德1997年为重版的哈里斯的《奥斯卡·王尔德：生平与忏悔》作序。哈里斯想把伦敦对王尔德的审判比拟为雅典对苏格拉底的审判，在王尔德后人眼里，这样的倾向性自然优于“死气沉沉的照相式的现实主义”（暗指艾尔曼的传记）。
20世纪末，王尔德成为热门话题。由霍兰德编辑的《王尔德纪念册》分别于1996年和1997年在法英两国推出。英国在1997年上映了布莱恩·吉尔伯特根据小说家朱利安·米切尔的脚本拍摄的电影《王尔德》，由著名演员斯蒂芬·弗莱主演。1998年11月30日，由麦姬·汉姆林创作的王尔德雕像在伦敦阿德莱德街揭幕。雕像下还刻有王尔德的名言：“我们都在阴沟里，但仍有人仰望星空。”在文学研究界，王尔德的地位也日益提高。1993年6月，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聚集在摩纳哥公国的赌城蒙特卡洛首次为他举行了作品研讨会。
据说在巴黎拉雪兹神父公墓里，王尔德人气最旺，由雅各布·爱泼斯坦设计的狮身人面像墓碑上满是吻痕。王尔德逝世110周年的纪念日眼看就要来临，到时候肯定会有很多崇拜者聚集在其墓前，再次上演疯狂的一幕。（作者系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所长）
东西碰撞：90年前在中国有大批“知音”
早在1909年，王尔德童话《安乐王子》（周作人译）就被收入鲁迅和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王尔德的一些童话故事（如《安乐王子》、《忠实的朋友》、《自私的巨人》和《年轻的国王》等）显示了作者性格中敦厚善良的一面，那种与颓废文学的基调不相协调的道德的声音多年来深受我国读者喜爱。
在上世纪20年代，王尔德在中国简直如火如荼，重译现象层出不穷，他的主要文学作品已全部译出。洪深根据《温德米尔太太的扇子》改编的《少奶奶的扇子》（1924）还在剧场里获得成功。
可以说，王尔德在中国的接受过程或许更多地反映了当时中国文坛的内在逻辑。唯美主义的艺术超越道德说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正中某些年轻作家下怀。他们还打出“颓加荡”的旗号，如蝇逐臭。在那些热烘烘的宣泄本能冲动的作品里，哪里有王尔德那种雍容冷峻的智慧？不顾时间、地域和文化差异移植到中国来的“世纪末”精神，在传统的色情文学里找到归宿。说来难以置信，王尔德在喜好追逐风气的中国文化界红极一时，知音却不多，倒是为《莎乐美》插图的比亚兹莱引起了真正的共鸣。
到了五六十年代，王尔德在天翻地覆的中国并没有完全受到冷落，他的童话和喜剧依然出现在英语教材里，不过使他得以流行的饥渴纷乱的文化氛围早已逝去。经过文革的浩劫和改革开放的躁动后，我们的社会已相对成熟，文学界的视野更为宽阔，学术界对王尔德和英国唯美主义的理解、研究也大大超过了二三十年代时的水平。（陆建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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