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哲学史上，道、儒、法等三家学派对社会政治制度的理论建设方面都各自有不同的观点存在，如道家主张“无为而治”，儒家主张在“仁义”的基础上进行等级森严地统治，而法家则主张制定法则给予少数人来利用以统治之，即将公众人的神圣而公正的法律沦落为统治阶级的私人统治工具矣。平心而论，中国的这三家学派在各自关于社会政治制度方面的理论当中，他们都各具有优缺点的。但是，以余之观点认为，这三家学说中唯道家的真理性较大些；儒家与法家理论的合理性很差。下面，余就来评点他们每一家中的社会政治制度方面的理论思想吧。
道家的“无为而治”思想实则为现代的自由民主制理论思想，只是其中缺少了法治规则因素；因而说，“无为而治”的没有人统治人与没有人掠夺人以及社会秩序自然自律运作发展的社会理念是道家的真知灼见所在。而缺乏法治因素的“无为而治”的社会制度理论，却往往容易沦化为无政府主义，这就是道家在关于社会政治制度主张上的缺陷。如果加入法家的制定法律来规范众人行为与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法制因素的话，那么，道家与法家结合起来的社会就是一个自由民主的法治社会了。因此，道家的“无为而治”实则为自由民主的社会政治理论观点，这是人类社会自由民主思想智慧的先见和开端，与古希腊的民主社会制理论如同一澈。在人类社会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制度当中，只有民主制方是适合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制度；因为只有平等与自由才是合理和健康的制度，才是充分调动和发挥人主观动能性的社会制度，才是保障人根本权利的人道的社会制度。专制则是人压迫人和人掠夺人的不平等、无自由的不合理社会制度，也是毁灭人性的无人道的野蛮社会制度，更别说要发挥出人的聪明才智了。
法家的制法定天下思想，他认知到在一个社会之中规则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这是法家的正确思想。法家的错误则在于将公众人的平等法律沦丧为私人的统治工具了。在专制的统治下，法律却成了保护少数人利益的私法而非保护公众人平等自由的公法。因此说来，法家思想其中存在着对神圣法律的精神的污渎和扭曲。只有在清除专制的少数人统治的制度之下的法律，才是公平的真正法律。而这一条件只有在道家的“无为而治”思想中才有可能得以现实的这个法的精神。应当知道，一个不平等的法律对一个社会并无有多大的益处和作用，它只是暂时性的起到了保护和稳定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罢了。不公平的法律只是一部规定了公众人痛苦的备受压迫与掠夺的法规。
儒家的等级森严的“仁义”思想，这是训服民众接受统治与压迫的奴性思想。它的“父父子子、君君臣臣”早就偷梁换柱了真正意义上父子的伦理观念。它的“三从四德”与“三纲五常”早就规定了社会的不平等性。因此，在一个不平等的不合理社会里头，纵然要真正地提倡与实践“仁义”亦难。因为不平等的社会本身就是一个恶的社会性质所在，什么仁？什么义？都是一种虚伪的说法罢了。按儒家的说法，君王须以“仁义”来治天下。以余观点却认为，此为施舍下的虚伪上的“仁义”。专制统治者本身就是一种侵占了天下人权利的不道德的无仁义的思想行为所在，此又何来“仁义”之有？历朝历代的统治阶级基本上玩弄的是“外儒内法”伎俩，表面上仁义道德，内在实为盗贼，残暴而严厉地动用野蛮私家法则来强制民众。或者说，统治阶级要呼民众“仁义道德”，而自己则是不仁义和不道德的。只有在平等的民主社会制度下讲“仁义”，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仁”与“义”的实质所在。
因此说，历观此三家的社会政治制度理论，衡量其标准的科学性应为：以取消人为的等级制度，是衡量每一个社会是否是合理性的重要标准，也是衡量每一个社会政治制度理论科学性与否的关键因素。也即是说，保障平等的社会关系的社会制度及理论才是合乎人道的，因而才是科学和合理的社会制度与理论。这是一个社会制度中最根本的东西和实质。所以，将儒家的“仁义”思想融入道家的“无为而治”与法家的“法制”社会制度思想之中，共同形成一种全面而合理的社会制度却是现实与科学的。如在现代自由民主的法治社会之中加入“仁义”的道德论理思想，就能很好体现现今国际社会上的人权与人道的理念，亦即是说，这实际上是一个自由、博爱及平等的社会制度及理论。亦即是一个自由、平等、民主及法治的世界普遍价值观所在了。所以说，道家、法家及儒家思想的精髓整合起来的社会制度就是一个自由、平等、民主及法治的社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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