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的书法

 

 

    在中国现代文坛，沈从文先生是个很有意思的人物。由一个土著部队的上士、屠宰税收员，曲里拐弯地登上了大学中文系的讲席，最终又锤炼成一个在世界文坛上享有崇高声誉的文豪、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杰出的文物考古专家，个中情致，实在娓妮动人。关于沈先生所走过的与文学息息相关的人生足迹，在他生前身后，人们始终是不曾停止过从不同的角度而进行着的探测和研究，并已取得丰硕成果。不过就沈先生自身的文化现象而言，其灵魂或者萦绕于《边城》，而成就实在就等同于一部无尽的《长河》。多方面的惊人成就，往往若细雨熏风，滋润着一代又一代智慧的心田。本文拟以沈先生早期的一通函札为例，对其在书法上的渊源关系及风格倾向作一粗略的分析，以就正于明眼。

  如果说，沈从文先生在奔赴北京的20岁之前，其在文学创作前期所用心去读的只是社会这本“大书”，而在书法方面，他可是很早即倾情于一些在书法史上份量不轻的“小书”了。我们不妨先看看下面一段文字。

 

“听说可以过四川去，我自然十分高兴……，背了个小小包袱就上路了。我那包袱中的产业……有一本值六块钱的《云麾碑》，值五块钱的褚遂良的《圣教序》，值两块钱的《兰亭序》，值五块钱的虞世南《夫子庙堂碑》。……”             

 

  当时的沈从文是以文件“收发员“的名份随军入川的。当部队在川东的龙潭驻扎之后——

 

“差弁房中墙上挂满了大枪小枪，我房间中却贴满了自写的字。每个视线所及的角隅，我还贴了些小小字条，上面这样写着：‘胜过锺王，压倒曾李’。因为那时节我知道写字出名的，死了的有锺王两人，活着却有曾农髯和李梅庵。我以为只要赶过了他们，一定就可‘独霸一世’了。”①

 

  就凭着这点懵懂的豪气，于是在黄永玉《这些忧郁的碎屑里》就产生了一个真实的“不可思议”——

 

“去年，我从家乡怀化博物馆的热心朋友那里，得到一大张将近六尺的拓片，从文表叔为当年的内阁总理熊希龄的年轻部属的殉职书写的碑文。字体俊秀而神风透脱之极。我的好友黄苗子看了说：‘这真是不可思议；要说天才，这就是天才；这才叫做书法！’”

“书写时间是民国10年，也即是1921年，……那时（他）19岁整。” ②

 

  严格地说，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通函札是件章草，从笔致气息看，都当得起“神风透脱之极”，虽然我们一时且不得而知19岁时的沈先生的书法风貌。不过即以这件作品看，先生在《从文自传》中所述及的那几种碑帖的神韵尚依稀可见，尤于褚、虞的漫妙轻闲，经过沈先生的腕底，仍漾出温婉可人的风致。大抵真有成就的人物，不拘何种行业，必是在一个“博”的基础上来“收”，“收”出经验、成果或者说风格，于是就见出了深含与博大。须提及的是，沈先生于文学一道，当他在46岁那年因无端受到郭沫若的攻击而后被迫停笔的时候，他已经是位写了将近80本书的文坛宿将了，但他依然大大方方地告诉读者，他的那些文字只是些“习作”——一些变换地带着试验性质的“文体习作”。至于书法，先生一生从来就不承认自己是个“书法家”！记得80年代中期，国外研究沈从文的权威、哈佛大学的金介甫博士在与我言及沈先生的书法时，那份诚挚的惊讶真给我留下了一个长久的惊讶的印象。几年后，金介甫在一篇回忆沈先生的文章中写道：“不幸的是，1983年沈从文患了瘫痪，半身不遂，不能清晰地说也不能执笔写字。沈从文生命的又一部分失去了——也是一个重要部分，因为，在他的晚年，他已是一名享有世界声誉的书法大师。”③一个人在某一领域或某种技艺上达到了超脱尘埃的见地之后，为什么偏偏就不承认自己是那一方面的行家里手呢？一方面，可能有历史的原因；另外，也与个人的心性不无关系。照黄永玉转沈先生说的俏皮话说：“一个人写了一辈子小说，写得好不足为奇，写不好才真叫奇怪呢！”——他只写了半辈子小说，已经让人高山仰止；而于书法，在他被迫改行从事文物研究工作以后，手中的一支毛笔却并没有因此而停止挥动，那么，“写得好”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呢？

  回过头我们再来看这件章草，由于书写的时间距那个“不可思议”的“19岁整”又过了整19岁，以功力、内蕴以及形式等方面可以说都已经十分成熟。沈先生的书风一如其文，亦如其诗，温婉而敦厚，洒洒脱脱，情致特别动人。他不归属于以风格示人的人，或者说刻意求“新”，他是在行为与艺术上一致追求“经久”与“深”厚的山民艺术家。他的诗笔、文笔和书笔充满了山野的素朴与散淡的作风。换句话说，他是将某种忧伤、急越甚或亢奋概以平淡之笔出之，结果就形成了真实的沈从文的面目——一种不同于某些没有深度的平淡和种种缺乏节制的宣泄的面目。40年代初期，沈先生在一篇批评徐志摩、闻一多等人的诗歌艺术的文章中，就曾明确地表述了这一观点：“这些人作品虽不怎么‘新’，却比较‘深’，且很可能比并世其他作品经久些。”④而数年后，他在《谈写字（二）》一文中，又将这一观点作为一个尺度用以直接衡量时人的书法：“……南海先生个人用笔结体，虽努力在点画间求苍莽雄奇效果，无如笔不从心，手不逮意，终不免给人芜杂现象。一生到处题名，写字无数……启近代‘伟人派’一格。反不如梁任公、胡展堂同样是广东人，却能谨守一家法度，不失古人步骤，转而耐看。”⑤如若结合沈先生自身的书法风格而言，我们就不难看出，他感慨梁启超的“法度”，是无奈于康有为的“笔不从心”；或者反过来说，比较于一种“芜杂”，实在就缺些“耐看”。作为现代乡土文学的一代宗师和填补我国物质文化史研究领域一大空白的伟大学者，沈先生的一生无疑都是付诸创造（求“新”）的过程当中，但是通过沈先生的努力的结果，却提示了我们一个创造的方向——“新”，一定要建立在——“深”、“经久”与“耐看”的基础之上。从这个意义上讲，沈先生不仅无奈于康南海的汲汲于“自成一体”，也一定无多欣赏于梁启超的“谨守一家”，只是相对于拚却了美的内蕴的“芜杂印象”，反而不如尚保留着某种美的程式“转而耐看”。从沈先生的这件作品我们即可看出，一些魏晋的笔法，糅合着明人的形式，出之以30年代的一位温文尔雅的文人的情怀与精神，便是一个纯如自由的沈从文。

  末了顺便提一下这通函札的书写背景。

  1938年的晚春，沈从文挟着战乱的风尘，辗转来到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主讲现代文学。为避日机轰炸，先生一家搬到了距昆明呈贡县10余里的乡下——龙街杨家大院。这期间，先生除了与朱自清等人一起编撰国文教科书而外，不少时间就用于应接远近朋友的来访（包括书信往返），此函札中的向晓辉先生，与沈先生既有同乡之谊，并且少年时期又同时服役于湘西土著部队。其时向晓辉先生正当安徽屯溪交通运输大队队长的任上，与沈先生有诗书之雅、过从甚密。据继沈先生之后驾鹤西去的向晓辉先生生前回忆，沈先生的这通函札大约是写于1940年的岁首。

 

 

     注释：①《沈从文散文选 · 从文自传》P104、108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②《黄永玉散文》P52页，花城出版社1998年版。

         ③《长河不尽流》P324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

         ④《沈从文文集》第十一卷P358页，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

         ⑤《沈从文文集》第十二卷P231页，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

 

        （原文以“沈从文致友人的一封信”为标题登载于《书法杂志》创刊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