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钮先钟，著名战略思想家、学者
来源|《中国战略思想史》
就学派成立的先后而论，法家居先秦四大家之殿。管子虽含有法家的观念，但其内容驳杂，不足以作为开宗之代表，且已在第二草论及，兹不赘述。严格的法治思想是以商鞅为起点，而韩非则集其大成。此二人不仅思想内容可观，而文献之尚存者亦最丰富，故欲论述法家思想，必须以商韩为主。
商鞅和管仲一样，是一位有机会亲自实现其理想的政治家。其生年已不可确考，大致为公元前三九〇年。他本是卫国的小贵族“庶孽公子”，但为秦孝公所赏识并以为相，获得一展抱负的机会。他在秦推行改革（变法），从秦孝公三年开始，到秦孝公二十四年病卒为止。孝公死后，其太子立为惠文王（公元前三三八年），商鞅遂被杀，但值得惊奇的是他死后并未“人亡政息”（那本是我国政治史上的通例），在其死后，秦国仍奉行没有商鞅的商鞅政策。换言之，其思想能制度化，这的确要算是一种奇迹。
在春秋战国时代，变法者很多，不仅为商鞅一人，而商鞅也并非第一人。但商鞅的变法在历史上却有其特殊地位和重要性。因为他的变法不仅成功而且还能持久，尤其是能替未来的秦帝国奠定了深远的基础。所以，在我国历史中所有的变法运动最具有决定性的即为商鞅的变法。
商鞅的思想仅凭其“立功”的记录即已足千古，“立言”似为其余事。以当时大权在握的商鞅而言，他有无时间著书立说，也颇成疑问。不过，韩非曾谓其时“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司马迁则自称尝读开塞耕战等篇，足以证明商君书是早已存在。 [ 注：分别见韩非子显学篇及史记商君传。 ] 汉书艺文志著录至二十九篇之多，今所存者共二十四篇。陈启天先生认为此书大半为商鞅自撰之论说或奏稿，小半为后人所记述、节录、推衍、伪托。 [ 注：陈启天商鞅评传（由邱来晋：先秦政治思想引述），p．143。 ] 总之，虽不一定为商鞅所自著，但其内容大致还是可以代表他的思想，而不应以伪书视之。
韩非为韩国贵族（诸公子），与李斯同为荀卿的弟子，斯自以为不如非。他看到韩国日益削弱，数以书谏韩王安，不被接纳。愤而著书十余万言。安王五年（234 B．C．）秦攻韩，韩使非使秦，颇受秦王政的赏识。于是李斯、姚贾毁之，遂下狱死。韩非生年不可考（大致为280 B．C．），死年则为秦王政十四年（232 B．C．）。论其一生，初见弃于韩，终则身殉于秦，殆为先秦诸子中政治生命最坎坷者。韩非死后，不过十二年，秦即统一六国（221 B．C．）。所以，他也是先秦诸子中的最后一位。
韩非所著之书，史记谓其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汉书艺文志著录韩子五十五篇。今本韩非子五十五篇，与汉志符合，不过这五十五篇是否全属韩非手著，似乎仍有疑问。虽然治学者的看法各有不同，但概括言之，多认为书中虽或有后人增附，仍属大体可信。
（一）商鞅
概括地说，儒、墨、道三家对于战争都是采取否定的态度。道家反对一切的战争，儒家和墨家则反对侵略的战争。墨子非攻而善守，荀子认为兵可济仁义之穷。但总结言之，他们都是和平主义，只同意用武力自卫或反侵略，而绝对不赞成用武力来从事侵略或扩张的行动。
法家最为晚出，其思想必然受到先进诸家的影响，但也自有其特点，并且形成对他家思想之反弹。试以商君为例。在他的时代，周天子之尊严早已不存在，而诸侯割据，攻战不休，旧秩序已荡然无存，而且也无法恢复；所以必须另建一新秩序，始能使天下归于太平。但新秩序之建立又不可能依赖和平的手段，而必须使用武力。所以法家的大战略构想是选择一个国家来作为权力基地（power base），然后凭藉其武力以来统一天下。因此，法家不仅不反对战争，而且提倡战争；不仅不反对扩张，而且鼓励扩张；不仅下反对暴力，而且崇尚暴力。商君书说：“国之所以重，主之所以尊者，力也”。（慎法）又说：“凡明君之治也，任其力，不任其德。”（错法）所以可说是一反前人传统之见。
既然在国际社会中一切都是凭武力，要想统一天下则更是必须发动战争，所以法家也就只有一个国家目标，即为“富国强兵”。政府的一切政策、人民的一切生活都是为了达到此一目标而设计。在农业社会中，富国必须重农，而欲强兵则必须习战，于是商鞅遂以“农战”二字为其大战略的核心观念。严格说来，这在当时也早已非新奇的观念，甚至于可以说其源头为孔子所主张的“足食足兵”。不过，有两点值得注意：（一）商鞅在秦国所推行的一切政策都是为了配合“农战”；（二）商鞅不仅只是备战或教战，而是鼓励战争，并不断地用武力来从事扩张。
商鞅说：“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又说：“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农战）他又强调富与强之间的互赖关系：“强者必富！富者必强”。（立本）国家欲求富强，则必须增加农业生产，所以：
百人农一人居者王，十人农一人居者强，半农半居者危。故治国欲民之农也。国不农则诸侯争权，不能自持也，则众力不足也。（农战）
简言之，国内农业人口愈多则愈富强，非农业人口愈多则愈贫弱。
商鞅主张用各种手段以来鼓励农民增加生产，他说：“官属少、徵不烦、民不劳，则农多日。农多日、徵不烦、业不败，则草必垦矣”。“垦令”由于重农，遂进而轻商：
欲农富其国者，境内之食必贵，而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则民不得无田。无田不得不易其食，食贵则田者利，田者利则事者众。食贵耀食不利，而又加重征，则民不得无去其商贾技巧而事地利矣。故民之力尽在于地利矣。（内外）
商鞅不仅主张贵粟以勉农，重税以苦商，而且对于一切可能妨害农业的事物也都无不反对。于是遂又反对一切学问，主张愚民政策：
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皆怠于农战矣。农战之民百人，而有技艺者一人焉，百人皆怠于农战矣。（农战）
其理由为“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国勉农而不偷”。（垦令）
以农立国，则寓兵于农乃理所当然。“故圣人之为国也，入令民为属农，出令民以计战”。（算地）强兵之道与富国之道是基于同一原则，其关键即为“利”，所以必须“边利尽归于兵，市利尽归于农”。（外内）
民勇者战胜，民不勇者战败，能壹民于战者民勇，不能壹民于战者民不勇……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则民用矣。凡战者，民之所恶也，能使民乐战者王。（画策）
此即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但商鞅又不仅用重赏来使民好战，而且又用严刑来使民不敢不战。简言之：
民勇则赏之以其所欲，民怯则刑之以其所恶，故怯民使之以刑则勇，勇民使之以赏则死。怯民勇，勇民死，国无敌者必王。（说民）
商鞅曾定军功之爵，爵二十级，斩一首者赐爵一级，而赏爵一级者，田宅亦随之增加。秦民欲得田宅奴婢，须先得爵；而欲得爵，须有军功。欲得军功，又须有战争，故“民闻战而相贺”，此即所谓“壹赏，利禄官爵专出于兵，无有异施也”。（赏刑）
任何改革都必然有人反对，商鞅认为对于反对者必须加以严厉的制压。他说：“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故胜民之本在制民”。（画策）欲制民则又必须禁止言论自由。
国去言则民朴，民朴则不淫。民见上利之从壹空出也则作壹，作壹则民不偷营，民不偷营则多力，多力则国强。（农战）
在变法之始他就告诉秦孝公：“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故“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更法）
以上所云为商鞅战略思想的理论部分。此外，在其实际措施方面还有三点特别值得注意：
（一）商鞅了解统计数字的重要，他认为施政必须以数据为基础，这与孙子的意见可谓不谋而合，他指出：
疆国知十三数：竟内仓口之数，壮男壮女之数，老弱之数，官士之数，以言说取食者之数，利民之数，马牛刍藁之数。欲强国，不知国十三数，地虽利，民虽众，国愈弱至削。（去疆）
（二）商鞅主张采取“全国皆兵”的制度，把全国人民均纳入军事编组之中，并明定其任务：
壮男为一军，壮女为一军，男女之老弱者为一军，此之谓三军也。壮男之军，使盛食厉兵陈而待敌。壮女之军，使盛食负垒，陈而待令。客至而作土以为险阻，发梁撤屋，使客无得以助攻备。老弱之军，使牧午马羊彘，草木之可食者收而食之，以获其壮男之食。（兵守）
（三）秦既以农立国，又采农兵制度。务外战则农事废，勤耕耘则又可能无余力向外扩张。对于此一两难问题，商鞅的对策是利诱三晋之民来耕秦地，而使秦民得以应敌于外：
秦之所与郊者三晋也，所欲用兵者韩魏也，彼土狭而民众……此其土之不足以生其民也，似有遇秦民之不足以实其土也。……今利其田宅，而复之三世，此必与其所欲，而不使行其所恶也。然则山东之民无不西者矣……夫秦之所患者，兴兵而伐则国家贫，安居而农则敌得休息，此王所不能两成也……今以故秦事敌，而使新民作本，兵虽百宿于外，境内不失须臾之时，此富强两成之效也。（徕民）
在这样安排之下，秦人为武士阶级，晋人则为其佃户。秦人可以专心去追求军功，而晋人既获田宅，又可三代免兵役，是以双方有利，何乐而不为，于是“数年之间，国富兵强，天下无敌。” [ 注：唐杜佑通典卷一田制上。 ]
总结言之，根据商君书的记载，可以断言商鞅是有其独特的战略思想，虽然格局不免狭隘，态度不免偏激，但仍可成一家之言。当然，全书中有后人增益的部分，而且不无夸张。尤其是商鞅当时对于这些观念和构想，究竟能实行到何种程度，也无从作精确的研判。不过，无论如何，对于战国时代法家的战略思想，商君书仍不失其为代表著作。
（二）韩非
韩非为法家之殿，其学实集前人之大成。商韩之间相距百年，然其思想仍一脉相传，其渊源发展之迹还是约略可寻。韩子政治思想包括法、术、势，三大主要观念，构成相当完整的体系，在古代学人之中，应该算是非常少见。但就战略思想而言，他几乎是完全因袭商鞅的观念，并无任何新意。
韩非像商鞅一样地崇尚暴力，鼓吹战争。他说：“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显学）所以，他的战略思想也是以“农战”为核心：“富国以农，距敌恃卒”：（五蠹）他又认为必须力求实践，而不可空谈理想：
博习辩智如孔墨，孔墨不耕耨，则国何得焉？修考寡欲如曾史，曾史不战攻，则国何利马？（八说）
他又指出：
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国愈贫。言耕者众，执耒者寡也。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甲者少也。（五蠹）
韩非也主张用重赏来鼓励农战，他指出：“夫耕之用力也劳，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战之为事也危，而为之者，曰可以贵也。”（五蠹）但他的思想远较合理，他批评商鞅之法如下：
商君之法曰：斩一首者爵一级，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力相称也。今有法曰：斩首者令为医匠，则屋不成而病不已。夫匠者手巧也？而医齐药也；而以斩首之功为之，则不当其能。今治官者智能也，今斩首者勇力之所加也。以勇力之所加而治智能之官，是以斩首之功为医匠也。（定法）
由此可以看出他不仅重视智能，而且还尊重专家。
韩非虽反对学术自由，但并不赞成愚民政策，只是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而已：
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五蠹）
总结言之，韩非的战略思想实与商鞅的大同小异，不过他在此领域中又还是有一特殊贡献，那是一种真正的创见，而且也是其他学派所不曾注意的问题。在他的书中有“亡征”一篇，最足以发人深省。他说：
亡征者非曰必亡，言其可亡也。夫两尧不能相王，两桀不能相亡。亡王之机必其治乱，其强弱相踦者也。木之析也必通蠹，墙之坏也必通隙。然木虽蠹，无疾风不折；墙虽隙，无大雨不坏。万乘之主有能服术行法，以为亡征之君风雨者，其兼天下不难矣。（亡征）
所谓“亡征”就是国家可能败亡之征兆。韩非在此篇中列举出四十七种不同征兆，也就是国家在政治上已经出现的各种弊端。国家虽有这些亡征，并不一定会立即败亡，但遭遇到外来的强烈打击就一定会招架不住，正好像朽木隙墙经不起暴风雨的打击一样。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能服术行法的强国要想兼并天下并非难事。
关于韩非所列举的各种亡征，因为太琐碎而且在今天已大部分丧失其重要性，所以不拟赘述。不过，值得强调的是此种对“失败”（failure）的研究仅在最近始为西方战略学界所重视，而韩非在两千年前即早已有见及此，对于我国古代学人的智慧似乎又是一个证明。 [ 注：可参看Eliot A．Cohen and John Gooch Military Misfortunes： The Anatomy of Failure in War（Free Press 19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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