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李零则认为,其所以“依托”,乃由于“家法不明,往往假借黄帝君臣或其他古代圣贤相互问对的形式写成”,“如汉代流行的数术方技之书就是如此(黄老之术中的‘黄’就是如此)”。所谓“家法”,是指“或父子相传,或师弟相授,如六艺经传及诸子”(《待兔轩文存·读史卷》),而纵观《黄帝内经》这部著作,是不具备这种“家法”的。依托既不是伪造,更不是伪书。“古代的技术传授习惯采用‘依托’的形式”,“是古代实用之书表达其技术传统的一种特殊形式,不同于伪造”(《待兔轩文存·读史卷》)。李零说:“技术传统都是累世积淀……古人为各门技术寻根,追上去都相当古老。它不可能像诸子之学有晚近的‘宗师’,当然只好依托。……其来源是《世本·作篇》这样的东西……《世本·作篇》把大多数发明都归于黄帝君臣的名下。”(《待兔轩文存·读史卷》)李零先生的观点,是有道理的。现在不会有人再认为《内经》是黄帝咨于岐伯所作了吧!
一、内经其书
《黄帝内经》是托名黄帝的著作之一。司马迁所著《史记》不曾收录,故一般认为系此后的作品。近代有人指出其中个别章节有东汉晚期的痕迹,疑该书为东汉作品,这两种猜测均不无道理,但并不充分。因为《史记》未曾言及的医书未必不存在。有文物为证: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大量医学著作,如《脉法》、《五十二病方》、《阴阳脉死候》、《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脉灸经》和导引学有关文献《却谷食气》、《导引图》、《养生方》,以及张家山274号汉墓出土的《引书》、《脉经》等,《史记》都没有记载,而两处汉墓下葬时间都早于《史记》发表时间七八十年。相反,上述出土医书与《黄帝内经》密切相关,有些内容甚至十分相似。如《素问·上古天真论》同张家山汉墓《引书》的第三部分;《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与马王堆汉墓之《养生方》、张家山汉墓《引书》之第一部分之要义不仅相通,有些地方连表达方式都十分相似。可见以《史记》是否录入作为《黄帝内经》成书年限的唯一评判标准是不妥当的。当然,《史记》的不录起码可以证明西汉初年《黄帝内经》并未形成今日所见的鸿篇巨制。否则以司马迁的卓绝才识和对中国原创医学的深刻理解,不会对《黄帝内经》视而不见的。《史记》未录《内经》可能还有另一个原因:以《内经》为依托的岐黄学派尚未成熟,而自战国以降直至有汉一代,医学界的主流是扁鹊学派,影响极大。司马迁说:“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张家山汉墓所出土之医书有《脉书》、《脉法》而无岐黄之作也就顺理成章了。《黄帝内经》作为医学书籍始载于《汉书·艺文志》。其中医经类图书216卷,经方类图书274卷。自西汉至六朝,经过五次文化浩劫,只有内经十八卷幸免于难,其他已不见踪影。其实就是这仅存的十八卷也并非旧时原貌。经过东汉乃至隋唐众多医家的努力修补,才有今日比较完整的模样。因此,书中自战国、两汉至六朝之修补遗痕历历在目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就全文而言,当以战国末年文献为主。或许已经绝迹的《扁鹊内外经》二十一卷、《白氏医经》三十八卷等的部分精华也有可能在历次修撰《内经》时融入其中。因此,作为先秦硕果仅存的医学经典《黄帝内经》的价值是不容置疑的。
《黄帝内经》成书于西汉中期以后,而盛行于隋唐。汉末著名文学家王充在《论衡》中写到:“今方技之书在竹帛,无主名所从生出,见者忽然,不御服也。如题曰某甲某子之方,若言‘已验’‘尝试’,人争刻写,以为珍秘。”医家属“方技”,王充说的是医书传播的“名人效应”。古代流传下来的竹简或帛书,如果上面没有标明是某名人之作或者“验过”,那就没有人去理会。如果一旦标上是名人所作就会争相传播。王充把《内经》等一批著作冠之以“黄帝”的时代心理,刻画得入木三分。事实表明,内经的命运比其他古医书要好的多,这
或许是原因之一。
虽然如此,《黄帝内经》在此后的1800年的传播中仍是命运多舛。自从南北朝全元起第一次注《内经》后,隋唐之际,杨上善将《素问》重新编写成30卷,定名为《黄帝内经太素》。然而不久就已经残缺,直至19世纪末在日本重新发现才补齐全书。而原本之《内经素问》经唐太仆王冰重新整编时,发现全书九卷却已缺第七卷。后虽精勤博访,历时十二载而得旧藏之卷据以补足。然某些内容却因“惧所传非人”而不著。王冰所秘的究竟是那些,至今不清楚。五代之后,北宋一统。重新整理古籍,发现《内经》仅存《素问》,而《灵枢》则残缺。经过
多方努力,才从高丽国请回补足,时元佑八年(公元1096年)。此后,版本相对才较为稳定。虽然,光绪年间曾有武陵顾姓者献《灵素补遗篇》,但并不影响版本的完整性。
我们无意在本文对《黄帝内经》的形成及发展史作全面而严谨的考证。只希望通过这些简单的回顾,能更客观的从中认识《内经》对中华医学文明发展未来的真正意义。上述回顾表明:
1.《黄帝内经》并非黄帝所作,但全书主体应为战国后期之作。确为硕果仅存的先秦医学文献集合,反映了古代中华医学的辉煌成就。不应因发现书中残留东汉及其之后的整理痕迹而贬低其历史地位;
2.没有必要将《内经》置于“圣经”至高无上的历史地位。因为战国以降的数百年时间里,是中华医学文明辉煌的历史时期。作为此时医学主流的扁鹊学派根本没有在本书得到反映。司马迁说:“扁鹊言医,为方者宗,守数精明,后世循序,弗能易也。”也就是说司马迁认为当时医学的宗师是扁鹊,而不是岐黄。汉初《淮南子》也指出:“昔者冯夷得道,以潜大川;钳且得道,以处昆仑。扁鹊以治病,造父以御马;羿以之射,垂以之斫。所为者各异,而所道者一也。”冯夷、钳且、造父、羿、垂等均为当时各行各业登峰造极而“得道”的领军人物。扁鹊被认为是“治病”行业的最高代表。刘安的评价,同样未提及“岐黄”。扬雄是西汉末年极负盛名的学问家,他在《法言》一书中评价《黄帝始终》这本书时说:“或问《黄帝终始》,曰:托也。昔者姒氏治水土,而巫步多禹。扁鹊,卢人也,而医多卢。夫欲售伪者,必假真。禹乎!卢乎!终始乎!”有人问起《黄帝终始》这本书,扬雄非常干脆地告诉他说,这是“托”。大禹姓姒,传说其于舜时治水居功至伟,因此,后世巫师作法时要“踏罡步斗”,行走的步伐也都托名是“禹步”。而扁鹊是“卢”这个地方的人,因此,在外行医者也大都自称是“卢人”,希望借老乡之名以自重。《终始》这本书也是想借黄帝之威名以传世。这说明扬雄所处的西汉末年仍然知道扁鹊医道之高明,因此业医者大都以“扁鹊”为托,而不见有以“岐黄”为托者。欲售伪者,必假真。卖假货的都要借助于“真名牌”。可见此时扁鹊仍然是公认的“真名牌”,而“岐黄”还不是。
反观内经的编集者,明显地回避了这一点,甚至有顾左右而言他之嫌。诚如前述,《史记》还明确地指出扁鹊是脉学之创始人。我们相信《内经》编辑者不会没有看到这一史料。但是《内经》说脉学的创始人是一位神话人物“僦贷季”。书中的岐伯不敢说自己色脉所学的出处,只是含糊地称是“先师之所传也”。据班固《汉书》记载,战国至两汉,医学流派除岐黄、扁鹊之外尚有“白氏医经”等大家,文献极为丰富,而内经均只字未提。
3.近半个世纪以来,随着先秦文献的大量出土,许多医学史料得以重见天日。对照之下我们发现内经编辑者对古代医学成就的收录,选择标准带有某种明显的倾向性。以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十五种医学文献为例,素问的某些章节不仅内容与之相同,而且有的地方连文字结构及表达方式都丝毫不差。这说明内经素材和出土文献之间极有可能是同一源头。如果我们的猜测不错,那么,可明显看出,汉墓某些出土文献,内经编者不仅看过,而且是有意删节,甚至弃置的。《养生方》是马王堆汉墓医书的重要组成,共有竹简二百余枚。分《十问》《合阴阳》《杂禁方》《天下至道谈》四部分,多为性医学养生内容。以《天下至道谈》为例,其中“七损八益”专讲健康的性生活防早衰的意义和价值。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黄帝与岐伯论及由于“阴阳更胜之衰”而引起的疾病。黄帝问道:如何能做到阴阳的协调呢?歧伯回答说:“能知七损八益,则二者可调。不知用此则早衰之节也。”言至此则戛然而止。“七损”是什么?“八益”是什么?基本未做交待。“早衰之节”也表达的极为含糊。反观《天下至道谈》,却极为明确地指出“不能用‘八益’而去‘七损’,则行年四十而阴气自半也,五十而起居衰,六十而耳目不聪明,七十下枯上脱,阴气不用,淉泣流出。”叙述得非常清楚(参看本书第七章第二节“马王堆汉墓书简帛画”)。
《内经》编辑者显然出于某种考虑而把这些必不可少的内容有意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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