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岗十五年：荣耀已成往事

文图：周守静

　　电影《钢的琴》里，东北某厂下岗工人陈桂林面临离婚与失去孩子抚养权的双重打击。类似的现实，用沈阳市铁西区工人村街坊的话说是“多了去了。”

　　“有本事的人都搬走了，就剩下我们这样的没用的，五六口人挤一间小屋子。”一位曾经的技术工人说。

　　根据中国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监测中心数据显示：1998年至2000年，全国国有企业共发生下岗职工2137万人。下岗职工主要集中在老工业基地和经济欠发达地区，东北三省占25%。作为全国老工业基地的沈阳有一大批国营企业倒闭破产，或转卖给私人，与此同时也造成了大量的下岗工人。

　　在这一批下岗工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下岗的时候已经是40岁左右。这批人在工厂里是专项工人，在离岗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不得不为生计重新学习新技能，逐渐适应社会的节奏与需求。其中有人再次走上岗位，也有人靠低保和救济金度日。

　　据工人村新丽社区的工作人员介绍，在沈阳，下岗职工只要交齐15年的养老保险就能领到退休金，现在总费用是8.9万，平均每月月缴纳的最低额度是500元，退休后每月领取至少800元。60岁以上未缴纳社保人员只能领取到90块的救济金。

　　然而，缴纳养老保险金这笔费用对那些还在为生存努力的下岗工人来说，真是难上加难。

　　多年前，那些能搬进工人村住苏式楼房的人内心无比光荣，那意味着有本事。而当下留守在这些老房子中的下岗工人盼望着似有似无的拆迁，期待那笔钱可以支付养老和医疗保险，或者为孩子存着。

　　王永文 53岁 2001年下岗

　　王永文是沈阳胶管厂车间工人，下岗证是2001年2月19日发的，29年工龄被一次性买断，安置费是11000元。妻子在2000年得知他即将下岗后，便与他办了离婚手续。离婚证里面写到：“孩子抚养权归女方所有，男方不需要支付抚养费。”

　　下岗后的王永文干的最多的是保安。因为身体原因，王永文已经难以承受过于繁重的体力活儿。他与母亲一起住沈阳西边的回迁房，母亲1800元退休金加他450块左右的低保，支撑着两个人的日常开销。

　　王永文的父亲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离开，母亲也于2013年10月去世。房间内，母亲的床被收拾得干净整齐，但是家中只剩下他自己了。

　　翻开他的相册，他看着女儿的照片轻轻地说，想她了。离婚后，女儿跟了她妈妈，现在远在日本，父女之间只是偶尔通个电话。

　　王永文说起女儿，内心是矛盾的。孩子能出国，他认为是有出息。可是他觉得孩子在日本生活不容易，不想去打搅她。

　　安明 2006年下岗

　　安明，原沈阳第四橡胶厂技术员，2006年下岗。

　　“别人干不了的活儿，我都能干”，安明这样谈论自己的手艺。因为有技术，外加身体又不错，下岗后的他在郊外租了个小作坊，自己制作皮划艇和救生圈等橡胶制品。

　　安明说，2006年下岗的时候工资才700块，出来干一年怎么都能挣个两万，他顿了顿补充说，“前几年还好，现在的物价涨得厉害，日子也就那样了。”

　　相对于别人，安明是幸运的。他的妻子从农村来到城市务工，早就习惯了社会的节奏，因此家里没有被他下岗这事儿冲击太重。

　　现在靠自己解决了各种保险费用。

　　像安明这样有着自己事业的下岗工人并非少数，他的邻居不少都选择了出租车司机这个职业，一个月稳定收入在4000多块。但不少人每天十二个小时坐在车里，身体多少都有些毛病，但相比没有收入来源还是强太多。

　　殷淮民 48岁 1997年下岗

　　殷怀民刚刚从妻子离世的悲伤中缓过来。他原工作单位是沈阳电缆厂，下岗前工资只有200多块。按照320元一年的工龄，他一共领了6000元左右安置费。1997年，他正直壮年，却与妻子一起下岗。他患有高血压，无法从事繁重的工作，妻子为家庭付出了很多。

　　殷淮民的父亲担任过厂里的会计师，据街坊说，老头生前退休时说起，厂子天天给工人放假都还能撑几年，没想到却以令人意想不到的速度垮掉了。厂房里再也看不见过往堆积成山的原材料，只有空荡荡的厂区，老头没几年便郁而抑终。

　　相对于老苏式楼里的其他居民来说，48平米算是很宽敞，这里曾经住着一家8个人。下岗后殷淮民偶尔为别人演奏乐器，得到一些收入。现在女儿上学需要开支，自己身体也需要药物调理，他根本就没有钱置办一架属于自己的乐器。

　　他为自己即将大学毕业的女儿感到欣慰，女儿乖巧懂事，并没让他过多操心，只是未来他希望自己的高血压能够稳定一些，有一份工作，减轻家人的负担。

   陈广志  61岁 2002年下岗

　　陈广志，同样是沈阳第四橡胶厂的工人，1974年参加工作，2002年，39年工龄被一次性被买断。下岗后，他当起了保安这，现在收入1200多元一个月。他已经退休，工资加上2300多退休金，日子还能凑合过。

　　他和妻子、女儿、女婿、外孙一起住在十几平的老房子里，妻子是农村来的，一直没工作过，在家照顾家人；女儿三十岁还未找到合适的工作，黑龙江来的女婿靠给人铺地板维持生活，女婿的收入并不稳定，一家人的日常开销还是让陈广志发愁；外孙五岁，刚刚上幼儿园，白白净净的小家伙把玩具铺满地。

　　陈广志曾经为交齐养老和医疗保险，一共花费四万多。以前的取暖费都是厂里给交，今年开始自己去交这项费用。

　　郑日宇 57岁 2002年下岗

　　郑日宇，原沈阳第四橡胶厂第五车间技术工人。曾经，他的手被卷进车床中，险些变成残疾。下岗前，他每月只有200多块的工资。他与前妻在2000年办理了离婚手续，孩子跟随母亲去了韩国。

　　郑日宇的工作环境有毒，对身体伤害严重，他身上又有工伤，厂里便安排他55岁退休。然而现在他57岁了，却因为无法补齐未交的养老保险金，至今也没能领上退休金。他的日子过得异常艰难，身上患有“三高”、糖尿病及脑血栓，干的最多最久的工作是小区的保安。

　　他家的墙上挂着一张全家福，照片拍摄的时候，他和兄弟姐妹们意气风发，谁也没想到下岗后几乎家破人亡。他的弟弟前些年身患癌症去世，妻子和孩子远在韩国，母亲前些日子也离开人世。

　　他数次提起女儿，感叹她在国外生活不容易，希望她能找到合适的对象结婚，有个安定的日子。他专门为了看望女儿办的护照一直没机会用上，他不想给女儿添麻烦。

沈阳市铁西区曾经为中国重工业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然而，在1998-2000年国企工人下岗大潮中，东北三省工人下岗人数占全国的25%。铁西区很多工人没能逃脱下岗的命运。图为挂在中国工业博物馆内的一幅油画，往日荣耀历历在目。

2014年3月，博物馆里展出的当年“工人村”宿舍内景。铁西区工人曾是中国最幸福的人，住着最早的工人住宅楼群——143栋苏式风格建筑，当年投资1200万元建成。如今，这些建筑早已破旧不堪。那些正值壮年情愿或不情愿离开岗位的工人，很少有人能够重拾往日的荣耀了。

王永文，原沈阳胶管厂车间工人，2001年下岗。他在工作两年后结婚，当年有稳定的收入和住房，以及一个幸福的家庭。得知他即将下岗后，妻子与他办了离婚手续。离婚证里写到：“孩子抚养权归女方所有，男方不需要支付抚养费。”

如今，女儿已经长大成人，在日本工作。王永文为女儿能出国而自豪，也因为父女联系太少而失落。他不想给女儿添任何麻烦，“她在国外的生活肯定很辛苦。”王永文说道。

下岗后的一段时间，他与母亲一起住沈阳西边杨士乡的回迁房，母亲1800元退休金加他450块左右的低保，支撑着两个人的日常开销。母亲已于去年10月过世。王永文平常总会整理一下母亲的床，以表达对母亲的思念。

在四五十岁这个年龄段的下岗工人中，很多人都从事过保安这份对技能要求不高的工作。王永文也不例外，他的制服总是洗得干干净净。

失业证、离婚证、再就业优惠证这三本证件算是王永文这些年的总结，一个证一个坎，对于曾经是专项技工的他来说，回到社会上与年轻人竞争太难了，没工作的时候只能靠救济金过日子。

安明，原沈阳第四橡胶厂工人，2006年下岗。这是当年安明结婚时候的照片，他的妻子来自农村。安明的家在工人村的新丽社区，社区现有居民12000多人，在册登记的下岗工人大概1600多人。

因为有技术，下岗后的安明在郊外租了个小作坊，自己制作皮划艇和救生圈等橡胶制品。安明拿着自己做的救生圈站在屋内，日子过的还不错。

家被妻子被收拾得干净整齐，在工人村50年代的老楼中是比较温馨的了。安明和妻子已经度过了下岗最初那段艰难的日子。

殷淮民，原沈阳电缆厂工人，1997年下岗。曾经的殷淮民一家，他抱着女儿坐在中间，左边的大哥如今也是下岗工人，右边的二哥在学校当体育老师。他的父母都是电缆厂的职工，父亲是援建干部。

母亲是位坚强的女人，用不到2000块钱的退休金帮助收入微薄的一大家人。殷淮民和母亲一起摆弄缝纫机，他们准备为二哥改良的体育教学器具缝一些魔术贴。

失业救济金领取本上，盖着殷怀淮最近的领取记录。他一个月的固定收入是223块。患高血压的他是沈阳电缆厂第一批下岗的，1996年没有了工作，妻子随后也下岗。他偶尔为别人演奏赚点儿钱，和妻子一起支撑起生活。孰料妻子一个月前离世，留下他，还有即将大学毕业的女儿。

因为殷淮民的父亲是干部，他们家住的是两居室。他与母亲住在这个房间，另一个房间里住着他二哥一家。孩子们都在大学住校。

陈广志，原沈阳第四橡胶厂工人，2002年下岗。在曾经的工作证上，照片中的他透出一股当年工人特有的英气。

陈广志现在一家物业做保安，一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与同事轮班。他站在走廊中吸烟，屋里还有女儿和外孙。

在一间十四平米的房间内住了祖孙三代人，左边是她女儿，刚刚五岁的外孙正在和他玩耍。平常他和妻子抱着外孙睡大床，门旁边的小床是女儿和女婿睡的。女婿是装修工人，他们没钱买房，只能盼着拆迁后的回迁，可是拆迁的事儿八字还没一撇。

郑日宇，原沈阳第四橡胶厂第五车间技术工人，2002年下岗。他屋内的墙上挂着曾经还能聚在一起的一家人，现在因为各种原因，只剩下他一个人留在工人村的老房子里，房子是父母留下的。

失业证上的照片是郑日宇刚刚下岗时拍摄的。更早的照片他已经找不着，都忘记放在哪儿了。曾经，他的手被卷进车床中，险些变成残疾。他与前妻在2000年办理了离婚手续，孩子跟随母亲去了韩国。

郑日宇的工作环境有毒，对身体伤害大，厂里安排他55岁退休。然而现在他57岁了，却因为无法补齐未交的养老保险金，至今没能领上退休金。他患有脑血栓、高血压和糖尿病，连收拾屋子都有困难，更指望不上找份工作了。屋内的柴米油盐还是春节期间，抚顺的志愿者来献爱心时帮着置办的。

比工人村离市中心更远的公相屯已经有新的楼盘陆续盖好，工人村的老宿舍显得更老旧不堪。昔日的荣耀早已远去，当下留守在工人村老房子中的下岗工人都在盼望着似有似无的拆迁，期待着用那笔拆迁费支付养老金和医疗保险，或者为孩子存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