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同治五年(1866年),徽州府歙县昌溪乡一位名叫吴炽甫的年轻人,从父亲手中接过一个茶庄,开始了他贩卖茶叶的历程。从这年开始到民国十年(1921年),他用账本记录下了一笔笔生意进出账。黄山市档案馆通过民间征集的方式,从收藏者手中将这套账本收集进馆,共计177本。今天,我们在这些账本上,不仅能够看到吴炽甫经营的茶叶帝国是如何渐渐壮大的,也能看到清末徽州茶商的发展之路。
清末茶商账单记录贩茶历程
黄山市档案馆保存着堆积成册的徽商账本,这些账本由毛边纸装订而成,其中毛笔记录着每个商号的一笔笔收支记录,并盖有每个商户的印戳。这177本徽州茶商账本,是黄山市档案馆近期从一位收藏家手中征集而来。入馆时,部分账单因虫吃鼠咬已经残破不堪。
这177本徽州茶商账本记录的时间跨越56年,最早开始于清同治五年,最晚到民国十年(1921年),分属于不同的十几个商号。但这些商号的共同老板,都是一位名叫吴炽甫的徽州茶商。
在古代徽州,徽商大都从事四大主业:盐、典当、茶、木材。其中,茶叶这一行因为徽州独特的地理优势,让产自皖南山区的茶叶成为当时徽州享誉全国的商品,徽州茶商也大都富可敌国,而吴炽甫也是清代末年徽州最具有代表性的茶商。
这套账本完整地记录了吴炽甫经营茶叶生意的路线、商号名称、日常收支,也记录了他如何从老百姓手中将茶叶收过来,加工后再卖出去,赚取巨额差价,通过渐渐的资本积累,最终成为数一数二的大资本家的过程。整个账本时间跨越吴炽甫经商生涯的56年,可谓一部系统的徽州茶商发展史。
账本的主人是徽州茶叶大亨
作为177本账本主人的吴炽甫,是歙县昌溪乡人。吴炽甫的家族,早在清中后期,就已经成为一个赫赫有名的徽商家族。此前,吴炽甫的远祖在北京经营茶叶生意,又兼顾日用百货,生意已经做得很大。
吴家的茶叶生意名气之大,甚至以“吴茶”一词来专指。当时在徽州地区,曾经广泛流传着一句俗语:“吴茶周漆潘酱园。”这句俗语说的就是徽州特色商业的代表,其中的“吴茶”,便指的是吴炽甫和他的祖辈们,用茶叶构建起的庞大的商业帝国。
当吴氏家族传到父亲吴亦炜这一代时,已拥有一定资产,吴氏家族也成为歙县南部的首富。当时,吴亦炜的茶叶生意以京都为基地,向全国各地辐射,产业遍及北京、武汉、扬州、福州等地,在张家口设有吴德祥茶庄,在河北宣化设有吴德裕茶庄,在北京西单设有吴恒瑞、吴祥瑞茶庄。
1866年,吴炽甫18岁,当时吴亦炜家中有5个儿子,作为长子的吴炽甫分得一处名叫“吴恒瑞”的茶庄。随后,吴炽甫凭借着这个茶庄起家,继承了父业,走上了茶叶经营的道路。而吴亦炜也没有想到,此后的几十年里,吴炽甫会凭借着自己过人的商业智慧,将吴家的茶叶产业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据《歙县志》等史料记载,从清同治五年开始,吴炽甫不断拓展业务,在全国各地逐步形成茶叶收购、加工、批发、销售一条龙经营。同时,他在各主要产茶区设立茶号收购茶叶,其中在徽州设有“吴介号”“泰昌发”等,收购黄山毛峰、屯绿等徽州名茶。这177本账本中,就有不少是“吴介号”“泰昌发”的收、发货的账单。
用歙县方言记账,保护商业机密
在这些已经残缺不全的账本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账本中不仅笔迹龙飞凤舞,而且还运用了不少“内行话”,如果用现代汉语的意思理解,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写什么。比如,记录茶叶的收购价格时,账单上就用了“元茶、副元茶、亨茶、水前茶”等术语。
其实这些账本上记载的都是徽商们的秘密语言,一般人看不懂。当这些账本征集至黄山市档案馆后,为了弄清账本上的文字意思,专门请来黄山市、歙县本土民俗专家、语言专家、历史学家对这些账本上的记录进行解读。发现“元茶、副元茶、亨茶”是当时记录者用《易经》中的一段文字“元亨利贞”的排列顺序,为茶叶的质量进行排序。即首次采摘的茶叶为元茶,采摘日期差一两天,就会被排为亨茶……如果不熟悉《易经》的人,很难知道这些茶叶的品质排序,而水前茶则是当时歙县人对现在常说的清明雨前茶的称呼。至于账本中存在的大量歙县方言,特别是收支银钱时所用的动词,只有熟悉歙县本地方言的人才能够看懂。
歙县方言很多词汇都是独特的,如果是一个外乡人,或者是本乡人对徽州茶商行业没有深入的研究,即使有机会拿起这个账本翻看,也根本看不懂账本上在记录些什么,或者看到的只是错误的信息。档案部门研究后认为,这些账本在记录时之所以如此“不通文理”,是出于保密考虑:徽商常年在外地经商,商业机密的保护也是他们不得不考虑的一个现实。由于徽州地区方言自古以来保持着独特性,非本地人根本无法理解,徽商们便借助这一特点,创造了他们独有的“商业密码”。
茶叶加工后价格翻数倍
尽管这177本账本字迹潦草,加上运用大量方言“密码”记录,但从歙县的“吴介号”茶庄的账单中,还是可以算出当年收购茶叶的价格,再参照出售成品茶叶的价格,便可算出当年吴氏家族贩运茶叶时获得的利润。
在宣统三年“吴介号”茶庄出货账单中,记录了当时茶庄从茶农手中分别收购零散茶叶的价格。其中一位茶农卖出元茶四两,茶庄付大洋九分;另一位农民卖出副元茶九两,茶庄支付大洋三分。如此算来,从茶农手中收购的新茶,即使是品相最好的元茶,也只是在每斤大洋两角左右,副元茶的价格则在四分钱左右一斤。
在另一本民国元年(1912年)位于歙县的“吴介号”茶庄出货账单中,记录了当时吴氏茶叶产业中一个茶庄一天的出货价格。其中三月的一天,“吴介号”卖出元茶二十斤,收入大洋二十元零七角,折合每斤元茶的价格为大洋一元;到了民国七年,同样是这个茶庄,出售的账目中显示,当时售出副元茶一千零十七斤,得现大洋四百八十四元,平均下来,当年每斤副元茶的价格折合现大洋四角八分左右。这样算来,新鲜的茶叶从农民手中收购,出售时价格被翻了五到十倍左右,如果抛去加工时茶叶水分蒸发重量的损失,利润也十分可观。
如果说不同时期茶叶收购与出售的价格对比不能说明问题,那另一本民国元年,位于歙县的“吴介号”三月十八日的总流水账,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茶庄一天究竟能够收支多少钱。那一天,该号收大洋三百元,小洋一百四十角,另外还有铜钱一千文,此外还有收兑洋十角。而这一天的支出则为大洋二百零一十三元,小洋十九角,铜钱七十九文,并在最后注明这些支出为收茶所用。可以看出,位于歙县的一个小分号茶庄,仅仅是一天时间,就有约一百块大洋的净利润。
人工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在茶叶加工、贩卖过程中,还需考虑到人工成本。但在这些账本上显示,在清末民初,劳动力的成本极为便宜,相对于动辄数百元现大洋的售茶款来说,这笔钱少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在“吴介号”的记录中,记载了从樟村茶场雇佣工人的账目。由于歙县樟村茶山位于该县南部山区,山中的鲜茶从山上采摘后,需要雇佣杂工将茶叶挑往茶厂加工,随后分拣等级、炒制、晾晒。在宣统三年歙县“吴介号”茶庄账单记录中,记录了给每个工人发一个记录工时的竹牌,工种分为杂工、粗工、捡工等工种。
但在记录中,这些工人的工资却始终不高。其中一天,一位肩夫挑了十个来回,才得到三百三十二文的工钱,再加上茶叶加工时,粗工、杂工、捡工的支出八百四十三文的工钱,按照当时的币值,这里一天支付给工人的工钱,按照铜钱和银元的兑换,仅仅只是一块现大洋的价格。
巨额利润使吴氏茶叶帝国崛起
正是由于这丰厚的利润,吴炽甫的茶叶生意越做越大,很快他利用茶叶生意,在全国造就了一个巨大的商业帝国。在这177本账本中,不乏有位于京城的商号“恒瑞”“介号京庄”“源成”等商号的名称,在账单的背后,还记录了雇佣工人的情况,仅仅是京城的“源成”一个商号就雇佣了50多人。
根据《歙县志》等史料记载,到了光绪、宣统年间,吴炽甫的生意已经遍布京城等北方城市。除了“吴介号”茶庄在北京城开设的分店外,主要的茶叶店号还有北京西单北大街“恒瑞”“存瑞”茶庄,东四北大街“星聚”茶庄,西四北大街“源成”商号,菜市口大街“德润”茶庄,地安门外“肇祥”商号。此外在河北张家口还设有“德祥”、宣化设有“德裕”等商号。
随后,在茶叶生意上赚得大笔资金的吴炽甫,又出资10万两白银,到湖北经营房地产生意。他在汉口的福像里、太和里和松荫里,购置了三处房产,并且雇佣了四个人在那里收租。紧接着胃口越来越大的吴炽甫,又在汉口办起了牙刷厂和百货公司,进军工商业。
到了民国初年,吴炽甫又涉足了另一个高利润行业,他在扬州开设“协和”和“利通”两家盐行,经营起了一本万利的盐业生意。到了上世纪20年代,在吴炽甫去世的前夕,他一手打造的吴家商业帝国的资产已经约200万银元,成为当时赫赫有名的民族资本家。据《歙县志》记载,吴炽甫发达后,并没有忘记家乡,他热心家乡的公益事业,曾捐4000银元重修家乡的昌溪石桥,又资助昌溪复兴小学,还在昌溪置田地100亩,以地租资助族内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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