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青妙笔，金石匠心，艺术之华光闪耀于兹，文化之血脉承继于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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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神人
石家河文化（公元前24世纪——前20世纪）
圆雕，青玉质，晶莹剔透且保存完整，制造工艺非常高超。玉神人面部造型奇特，斜橄榄形眼，蒜头大鼻，阔嘴紧闭，表情庄严，头戴平顶冠，耳戴一对耳环，双手放在胸前，被认为是古代巫师正在做法、通神的形象。是海内外同类传世玉器中最为精美的一件，曾为上海博物馆的标识性玉件。
神像飞鸟纹玉琮
良渚文化（公元前31世纪——前22世纪）
上海青浦福泉山出土
玉琮是一个外方内圆的综合体，体现古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
本件玉琮玉质纯净，呈青绿色，分为两节，以四角为中线，用浅浮雕刻一组神人兽面纹，表达神人骑在神兽身上升天入地的情景，为良渚文化最具特点的纹饰。玉琮两侧各饰飞鸟，作为沟通人神的使者。另有细密云纹和横直线的几何形图案作为装饰，纤细流畅，为良渚文化中最为精美的典型代表。
父乙觥
商代晚期
长31.5厘米，高29.5厘米，底部纵长12厘米，横长16.7厘米
觥盖前端是幻想中的动物头部，有一对长颈鹿的角和兔子的耳朵，双目圆睁，两角后各有一条屈体小蛇，中脊浮雕一条细长卷尾小龙，盖后端是一只牛头，双角突出，长舌上翘，与器尾的牛头把手形成对应。腹部饰大凤纹，体态雍容华贵，神情肃穆，其余诸凤鸟装饰在圈足、主凤背上及器盖各部位，各具形态，错落有致。整体铸工精湛，纹饰华美，造型庄重，有浓烈的神秘色彩。觥器、盖相对对铭刻“
草书上虞帖
东晋 王羲之
纸本 纵23.5厘米，横26 厘米
是帖为王羲之写给亲友的一通草书手札，系唐代摹本，因帖中有“今在上虞”之句而得名。帖中较多运用中锋运笔，体式超逸，灵动绰约，法度森严。不少字中尚可见章草余韵，但是与章草相比，笔画中隶篆意渐失，字体间连贯流畅，这体现出在前人基础上的创新，为羲之中年以后的草书风貌。
玉龙
战国
战国时期的龙千姿百态，往往作为组玉佩中的组件出现，可以说是古代玉龙的黄金时代。
本件玉器片雕，玉质通透并有玻璃光质感，龙身呈 “C”形弯曲，尾部末端处回折，躯体部分以“人”字纹装饰，每毫米有五至四根线条，工艺十分精湛，令人惊叹。
鹰攫人首玉佩
石家河文化（公元前24世纪——前20世纪）
透雕二鹰，其中形体稍小者立于大者背上，方向相背，身上均装饰阳文线条，羽冠呈一蛇形。大鹰爪下攫一人头。“人兽母题”在新石器乃至其后相当长的时段内都是先民常采用的艺术题材，铜器中有“虎食人”，而在玉器中则有“神人兽面”、“鹰攫人首”。
根据学者研究，在史前社会有一种杀祭的风俗，在氏族兼并战争之中，往往是战胜方将失败方的俘虏首级砍下，用以祭祀自己的图腾神。鹰可能为当时某一氏族的供奉神，本件玉佩很有可能表现了这个上古的传统习俗。
柳鸦芦雁图卷
宋 赵佶
纸本 设色
纵34厘米，横223.2厘米
宋徽宗赵佶（1082-1135年），涿州(今属河北)人。在位25年，怠于政治，而长于书画，擅画花竹翎毛、水墨花卉，对宋代宫廷绘画的发展繁荣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传世作品较多，但相当一部分为画院名手代笔。
此图分前后两段，前段绘有四只栖息于柳树树根、枝头的白头鸦；后段绘有四只在芦苇旁临水而饮的大雁，鸦、雁神态各异，充满盎然生趣。此图生动体现了宋徽宗花鸟画的拙朴风格，设色以水墨为主，略施淡彩，墨色浓淡有致、富于变化，用笔圆润流畅，整体寓巧于拙，朴素而不失典雅。与该画题跋所说“笔法浑然天成，脱去凡格，浓淡运墨，约略如生。幽静清绝，不可模状。得江南落墨之余韵”十分相符。
此图署款“天下一人”，是为赵佶的花押。画上钤有“宣和中秘”、“御书”等印。
竹书《孔子诗论》
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 楚
竹简
纵55厘米，横0.6厘米
该《孔子诗论》是迄今发现的最早评论《诗经》的专文，完、残简有二十九支。该文字较为奇特，不为人所熟悉，关于其文字的释读尤其引人注目，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其文字奇雄，不类齐鲁，奇诘古拙，形成一种丰富多变与绚丽婉转的艺术风格。楚国文字在战国文字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从楚国文字与书法风貌，可以窥探到楚国文化“荆楚雄风”的艺术特色，此帖不仅是早期书法作品的代表，也是十分珍贵的文化研究资料。
大克鼎
西周孝王时期
高93.1厘米，口径75.6厘米，重201.5千克
潘达于捐赠
口部微收，方唇宽沿，上有粗壮的立耳，腹部略鼓，下置蹄形足，器壁厚实，形制雄伟。口沿下饰三组变形兽面纹，间以六道短棱脊，腹部饰宽大波曲纹，婉转流畅。器腹内壁铸长铭文二十八行二百九十字，内容分为两段，第一段为膳夫克用美辞颂扬文祖师华父辅协周室的功绩，第二段记录克任膳夫以来受孝王的赏赐。铭文字体特大，字迹端庄质朴，笔画均匀遒劲，上半部刻有整齐长方格，每格一字，布局规整。
周初以来的传统纹饰至此已完全变形，进入纹样转变新时期，出色地融合了当时图案及雕塑艺术的成就。大克鼎是清光绪年间陕西扶风县法门寺窖藏出土，同出土的有小克鼎、钟等器。是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更是厉见著录、举世闻名的国宝。
越窑海棠式大碗
唐
高10.8厘米，口纵23.3厘米，口横32.2厘米，足径11.4厘米
唐代瓷器中碗的口沿变化最大，尤其唐代后期出现边沿起伏、似出水荷叶的荷叶形碗，形如盛开海棠花的海棠式碗等。此碗作四棱海棠式，口微敛，外撇圆足。碗内心有支钉痕16个。灰白色胎，通体施青釉，釉微闪青色。从浙江慈溪上林湖唐代越窑窑址看，海棠式碗在当时有一定的烧造量，但无论出土品还是传世完整实物，类似这样的大碗均十分少见。
草书苦筍帖卷
唐 怀素
绢本
纵25.1厘米，横12 厘米
怀素（737—799年后），唐代书法家，僧人。俗姓钱，法名藏真，长沙（今属湖南）人，工书，尤擅狂草。有“张颠素狂”或“颠张醉素”之称，与张旭齐名。
《苦笋帖》为怀素代表作，草书二行，释文为：“苦筍及茗异常佳，乃可迳来。怀素上。”十四字书法俊秀，墨彩如新，草、行间出，蕴真于草，笔法精妙，用笔圆转灵动，藏正于奇，笔势左揖右让，疏密有致。兴到笔运，如骤雨旋风，圆转飞动，虽变化而法度具备；书风丰腴遒美，含有“飞鸟出林，惊蛇入草”的天趣。
该帖标志了他的中年以后直至晚年的基本风貌。清吴其贞《书画记》评：“书法秀健，结构舒畅，为素师超妙入神之书。”是帖经宋宣和、绍兴内府递藏，为传世稀有的怀素手迹。
鸭头丸帖卷
东晋 王献之
绢本
纵26.1厘米，横26.9厘米
《鸭头丸帖》为王献之行草代表作，唐代摹写的善本，系王献之给友人的便札，全帖共15字：“鸭头丸，故不佳。明当必集，当与君相见。”内中所及“鸭头丸”，是一味利尿消肿的丸药。该帖整体风格俊逸爽迈，超逸优游。帖中十余字曲直结合，刚劲又不失遒婉；用笔娴熟，笔画灵动劲利，风神散逸；用墨枯润有致，墨色分明，由润而枯，由浓而淡，变化丰富；章法上行距较宽，有萧散舒朗之韵。笔法上，笔意多取“外拓”，与王羲之的“内擫”相对，行笔流畅舒展，结体妍美自然。明末清初的书画鉴藏大家吴其贞称此帖“书法雅正，雄秀惊人，得天然妙趣，为无上神品也”。
彩绘彩色釉陶骑马女俑
唐
通高39.2厘米，长38.7厘米
唐代彩色釉陶通常被称为唐三彩，以黄、绿、白三色最为常见，这件三彩骑马女俑，造型准确，形象生动，写实逼真。马的头部略小，脖颈粗壮强健，眼睛炯炯有神，臀部精壮浑圆，腿颈细长。马的毛色雪白，马鬃梳剪整齐，马尾挽成一个小髻，鞍勒装饰更极尽豪华。头部微微靠左，富有动感，活脱脱一匹栩栩如生、神行兼备的神骏宝马。整件陶俑色彩丰富，工艺精湛，代表了唐三彩制作的高度水准。
白玉龙纹鲜卑头
晋
鲜卑头，即胡语所言的带钩或带扣。《汉书·匈奴传》颜师古注：“犀毗，胡带之钩也，亦曰鲜卑，亦谓师比，总一物也，语有轻重耳。”
本件玉器采用新疆和田羊脂白玉，通体透雕一条蜷曲的蟠龙，龙身上部曾嵌有宝石，现已全部脱失。器背两侧有铭文两行：“庚午，御府造白玉衮带鲜卑头，其年十二月丙辰就，用工七百”，“将臣范许、奉车都尉臣程泾、令奉车都尉关内侯臣张余”。记录了制作时间、制作机构、器物名称、用工人数、监造者姓名等非常有价值的内容：
据文字而考，此白玉带钩为“御府”所造，应当为皇室用具，一般认为系晋代某位皇帝的御用之物。此外，上古玉器一般很少雕刻铭文，明清时才较多出现，在魏晋时期就出现如此多铭文，弥足珍贵。
龙纹玉玦
春秋早期
玦，“佩如环而有缺”，为最早出现的玉器之一，往往作为耳饰成对使用。
早期玉玦一般素面无纹，商周以后开始出现纹样装饰。春秋战国时期，龙纹玉玦较为流行。本件作品采用阴刻的手法，在玉玦缺口两端对称琢制双龙首，且共用一身，形成“双龙一身”的形象，线条古朴圆润，有着较高的艺术价值。
白釉镂雕宫殿人物枕
五代
高13.6厘米，长22.9厘米，宽18.4厘米
这件瓷枕通体施白釉，釉面滋润，聚釉处呈淡水绿色，玻璃质光很强，胎体细腻洁白。枕面作如意头形，其上刻满密而流畅的缠枝花卉纹，两侧微上翘，下承仿木结构建筑的宫殿形平座，门窗门拱、基址台阶均雕刻得形象逼真，殿宇前门紧闭，后门半开，一人侧立于门前，造型别致，独具匠心。方座底部无釉，附着有褐色细砂，中央有一小孔。瓷枕在唐代已有所见，宋、金时广为流行，而如此镂雕殿宇式人物的瓷枕，则较为罕见。其胎质、釉色和精湛的雕塑技艺与五代至北宋早期的定窑瓷器的特征一致。国内收藏中仅见此一件。
高逸图卷
唐 孙位
绢本 设色
纵45.3厘米，横169.1厘米
孙位（约公元9世纪，生卒年不详），唐代著名宫廷画家，一名遇，号会稽山人，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擅画龙水、人物、松石墨竹和佛道。《高逸图》是其存世的唯一一件真迹。
粉彩蝠桃纹瓶
清 雍正
口径10.0厘米，足径12.5厘米，高39.5厘米
张永珍捐赠
粉彩是在清代康熙五彩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釉上彩新品种。始于康熙晚期，完美而盛行于雍正时期。粉彩出现后便取代了五彩的地位，成为清代釉上彩的主流。粉彩瓷器以雍正、乾隆两朝制品最为精美，乾隆粉彩主要以造型变化多姿、色彩艳丽富贵、装饰新颖令人叹为观止，雍正粉彩则以胎洁釉润、造型秀丽、色彩柔丽、图案典雅而更胜一筹。此瓶呈橄榄形，器壁所绘粉彩桃树蝙蝠纹精细流畅，蝠、桃喻有“福寿”之吉意，此类题材的图案多见于大小盘，橄榄瓶上极为罕见，粉彩蝠桃纹橄榄瓶传世稀少，目前仅见此一件。
镶嵌十字纹方钺
夏代晚期
通长35.6厘米，刃宽33.2厘米，厚9毫米，重5.16千克
体形厚实，器身上有精致秀美的镶嵌装饰，大部分保存完好。中心圆孔直径6.1厘米，周围环列两圈用绿松石嵌成的十字纹，因此命名。镶嵌十字纹内外又环列绿松石圈，深度约2毫米，用胶质黏合。钺身上开两个长方形孔，用于安装木柄时穿过皮条。
夏代青铜器模仿了陶器的各种几何纹类型，其中十字纹并不多见,仅在夏代晚期二里头遗址中发现过此种镶嵌方法。此钺的十字纹、圆圈纹与中心镂孔形成方圆，排列整齐有序又富于变化，体现了虚实融合的和谐形式感。
兽面纹斝
商代中期
高31.3厘米，口径18.4厘米
斝是一种用于祭祀礼仪的盛酒器。从其外底的烟炱痕迹和腹内的白色水锈分析，斝也是一种可以用来受热温酒的器皿。青铜斝出现在夏代晚期，发展到商代中期时，器形已趋成熟。商代中期的青铜斝，一般为平底，形制为颈、腹分段，因此这种袋腹颇为少见。
豇豆红柳叶瓶
清 康熙
高15.3厘米，口径3.4厘米，腹径5.4厘米
敝口，细颈，圆肩，长腹，小底，深圈足，足露胎，底内白釉，有青花六字“大清康熙年制”楷书款。釉面呈现淡雅的桃红色，还能在其上看到散缀的深红色斑点和苹果绿色苔点，精美异常。釉面薄而细腻，造型优美，制作精细。豇豆红的烧制，必须巧妙地处理铜在器身各个部分的形态，恰到好处地掌握铜元素的氧化和还原气氛，烧成十分不易，因此，豇豆红瓷器多见于清代康熙一朝，极其珍贵稀有。
哥窑五足洗
南宋
高9.2厘米，口径18.8厘米
圆唇，直腹，平底，内有矮圈足不着地。口沿饰乳钉五枚，下承五个如意形扁足，内心有六个支钉痕。胎厚釉润，釉呈米黄色，釉面密布大小开片。黑色大开片和黄色小开片纵横交织，称为“金丝铁线”。整件器物制作规整，造型端庄典雅，是一件典型的哥窑传世品。哥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也是其中唯一未发现窑址的名窑，是我国陶瓷史上是一大悬案。
牺尊
春秋晚期
高33.7厘米，长58.7厘米，重10.76千克
尊作水牛形，牛腹中空，牛颈和背脊上有三孔，中间一孔套有一个锅形器，可以取出。从其结构看，这是一件温酒器，牛背上的锅形器可以盛酒，空穴注水装于尊腹用来温酒。用动物形态设计成酒器尊的外形，为中国青铜器的一个特点。
尊是盛酒器，从商代早期开始使用。直至战国时期，是青铜器中使用时间较长的一种器形。基本形制是：大敞口、有肩、高圈足，以圆形为主，亦有方形尊。
崧泽文化黑陶刻纹盖罐
公元前38世纪-前32世纪
高26.2厘米，口径15.2厘米
1974年上海青浦崧泽遗址出土
崧泽文化是以上海青浦崧泽村命名的一种新时期时代文化。这件盖罐为泥质黑衣灰陶。器表打磨光滑，乌黑发亮。直口，矮颈，弧肩，折腹，平底矮圈足。近口部有一圈凸棱，棱下有十二个小孔，以三孔为一组，对称排列。腹上部刻划一周由二十二个单元组成勾连形图案，中部饰一周锯齿形堆纹堆纹，有盖，作覆盘形。整器造型美观，纹饰秀丽。
神面纹玉琮
良渚文化（公元前31世纪——前22世纪）
良渚文化玉琮多由手镯演变而来，一般自短小向高大演变，形制多为上大下小。此件玉琮高近40厘米，分为十五节，在国内外同类型玉琮中，其高度也是名列前茅的。琮上以四角为中心对称，饰有极尽简化的神面纹，用几何形的突棱来表现神人的神秘面孔，为良渚文化晚期玉琮最为典型的图案。另，玉琮上端射口部位有个飞翔的鸟纹，作为人神沟通的使者，在良渚玉琮里非常少见，因此十分珍贵。
吴王光剑
春秋晚期
全长77.3厘米，剑体长65厘米，剑格宽4.8厘米，剑体宽4.5厘米，重1千克
剑身修长，剑刃锋芒犀利，剑格饰变形兽面纹，镶嵌物已脱落。铸造精良，剑体铸铭文为鸟虫书，字体很大，每字长度为2.5-3.2厘米不等，共二行八字：
攻吾王光
自作用僉（剑）
意思是它是吴王光，即吴王阖(hé)闾(lǚ)所使用的剑，也因此而得名。
凤纹卣
西周早期
高27.6厘米，口纵长8.8厘米，横长10.8厘米，底纵长10.8厘米，横长12.6厘米，重4.89千克
卣是盛放珍贵酒的器具，流行于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此器提梁纹饰奇异，腹部突出粗大棱脊，仅见于西周初期的个别青铜器，是陕西宝鸡地区的特色。
子仲姜盘
春秋早期器物
高18厘米，口径45厘米，重12.4千克
盘内装饰了浮雕和立雕的各种水生生物，共四周，鱼、龟、蛙、水鸟一应俱全，俨然一副水族聚息图。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每个圆雕动物均能原地作平面360度的旋转，当水注入之时，鱼禽如游弋其间，是前所未有的绝妙创造。
内壁铸有铭文六行三十二字，大意为：在六月初七，大师为夫人仲姜所做的盥洗用的盘，此盘既大切好。
钧窑鼓钉洗
北宋
高9厘米，口径24.3厘米，底径17.2厘米
该器物内壁施天蓝色釉，外壁呈玫瑰紫色。器身以鼓钉和弦纹作装饰。下承如意式三扁足。为宫廷用器。钧窑是北宋及金代的著名瓷窑之一，有官钧和民钧之分，官钧瓷窑址在现在的河南禹县，当地因古属钧州而得名。钧窑器釉色以蛋白石光泽的蓝色为基调，具有乳浊状和不透明的感觉。在此基础上，有多种变化，主要色调是月白、天蓝和玫瑰紫。
管流爵
夏代晚期
残高20.6厘米，口长16.3厘米，重0.89千克
此爵有以陶爵为原型的痕迹，是现存夏代晚期少数青铜容器中最为奇特的器形，十分罕见。管流爵容量很小，流的作用是倾注而非吮饮，因此是注酒器，不是饮酒器。
四灵玉胜
东汉
《三辅黄图》卷三有载：“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灵，以正四方。”四灵纹为东汉较为流行的纹饰。
此件玉器十分罕见，中央上端以透雕手法雕刻“朱雀”，下方则为龟蛇相交的“玄武”，外侧两边各琢刻苍龙和白虎各一。隔柱上浅刻“长宜子孙，延寿万年”篆书八字。“四灵”象征“东、西、南、北”四方位，有辟邪压胜，拂除不祥之意。两汉的墓葬壁画中也常见“四灵”的身影，代表了古人升仙谶纬的思想。四灵玉胜仅此一见，因此有着较高的研究价值。
黄觚
商代晚期
高27.3厘米，口径16厘米，重1.04千克
喇叭口，高圈足外撇，细腰，有四道棱脊。通体以云雷纹衬地，口部、颈部饰三角形变形兽纹，形似蕉叶，细腰部饰两组对称的龙纹，龙口向下，腰与足相接处有四个十字形镂空，圈足透雕曲角龙纹，应为范铸法铸成。圈足内铭有“黄”字，是作器者的氏称，因此命名。
觚是一种饮酒器。此器造型精巧，装饰华丽，显示出极高的铸造技术和设计造型水平。圈足透雕的觚极为罕见，是商代青铜觚中的珍品。
彩色釉陶骆驼
隋
高47.3厘米，长50.9厘米
这件作品制作非常精美，骆驼的形态十分生动。这件作品早年在河南洛阳出土，当时出土了两件，这一件被带到北京，由于这件陶骆驼被打成了碎片，所以就由上海博物馆老的修复师傅来修复，修复师完美地复原了陶骆驼的神韵。这件作品制作水平非常高，我们都知道唐三彩十分有名，但是在隋代已经有了这么高的制作水平了，这件作品就是当时的佼佼者。
龙纹扁足鼎
商代晚期
高31.1厘米，口径24.2厘米，重4.85千克
口沿外折，上立环形耳，耳廓颇大。腹浅较直，圆底，饰有卷尾的长鼻兽纹，以雷纹衬托。下置三条宽阔的扁足，呈三龙上腾状，张口托住鼎体，龙体描绘鳞、角、鳍，填补雷纹，精致优美，怪异瑰丽，有力而有动感。
亚其爵
商代晚期
高20.1厘米，通长16.8厘米，重0.625千克
流与尾上翘，流根部有较高的菌形柱，深腹圆底，腹部两侧有棱脊，一侧有兽首把手，三个棱形足向外撇。流与尾及口下饰有蕉叶纹，腹部饰有分解的兽面纹，颈饰三角形纹。主要纹饰分为三层，以雷纹为底纹，突起的主纹上面还饰有细雷纹，极为精致。把手内侧铸铭文“亚其”两字，因此命名，“亚”为职官名,“其”为家族名。
釉里红三鱼纹高足杯
明 宣德
高8.8厘米，口径9.9厘米，足径4.5厘米
此杯口沿外撇，薄唇，平腹，高足，足沿呈喇叭口，胎体较厚，致密坚硬，触摸有润滑感。杯腹部用釉里红装饰了三条鳜鱼。胎白釉润，红白相映，显得简洁朴实，典雅鲜明，极有情趣。杯心内有青花双圈“大明宣德年制”楷书款。是明代釉里红器中少有佳作。
定窑白釉印花云龙纹盘
宋
高4.8厘米，口径23.2厘米
敝口，弧腹，圈足。釉色白中泛黄，略带粉质感，圈足满釉，为覆烧器，芒口包银边。盘内印云龙纹，云气缭绕，龙身屈曲腾越于云雾之中，龙鳞宛然，神韵飘逸，宋代定窑印花器，技法源自定州缂丝，精致而臻完美之境。此器工艺精绝，包有银口，当为宫廷御器。
三螭纹玉觚
清 乾隆
这件玉觚仿商周青铜觚而制，器身上下雕葵瓣纹，腹部浮雕三条蟠螭，底足内镌刻“乾隆年制”四字篆书款，可知为乾隆年间的宫廷用品。此觚为黄玉琢成，玉质极佳，琢工精美，代表了清代制玉的最高水准。
夏山图卷
五代 董源
绢本 设色
纵49.4厘米，横313.2厘米
董源（公元10世纪），画风“平淡天真”，与巨然均为五代宋初水墨山水江南画派的代表人物。
此卷描绘了一幅山明水秀、细腻温润的江南风光，画面中山势平缓，草木繁盛，水石交融，在辽阔浩淼的山峦沙洲之间人物、茅舍、舟桥等景象出没隐现，呈现出相当强烈的空间感，通过画面虚实与大小的对比，达到“咫尺千里”的空阔、深邃之效。
邢窑白釉穿带壶
唐
高29.5厘米，口径7.3厘米，足径13.5厘米
外翻唇口，直颈、长圆形扁腹，肩、下腹各安放穿带孔两个，腹部正背均有直凹棱两道大圈足。通体施白釉，胎体细白，釉层匀净。此器制作规整，形制浑厚稳重，胎体洁白细润，是北方白瓷上品。同类造型作品在北方邢窑、定窑中均见发现，但似此壶之精湛的器物极难见到。
亚
商代晚期
高53厘米，口纵长17.2厘米，横长20.1厘米，重30千克
罍是流行于商代晚期西周中期的大型盛酒器。商代晚期是中国青铜艺术发展的高峰时期，此罍具雄奇厚重，精美瑰丽，是典型的“三组满花器”，代表了鼎盛时期的青铜铸造工艺的最高水平。
春水玉饰
金
“春水玉”表现的是“春捺钵”的场景，常以“海东青” 穿行于荷花莲叶中捕天鹅或大雁为主。
本件春水玉饰巧用“俏色”的手法通过玉质本身的不同色彩来雕刻黑色凶猛的海东青捕食白天鹅的场景，二者形成强烈对比，具有悲剧色彩的审美意味。
明
高48厘米
头挽高髻，披帔巾，面部丰满圆润，目光向下，表情柔和。体态丰腴，颈戴项圈，上着袒胸广袖褒衣，下着宽腿长裤，两手相拱互置袖中，赤足，立于水波莲花上。衣褶线条柔润，头发丝丝毕现，刻画精细，含蓄端庄，温顺静雅，栩栩如生。背面镌刻“何朝宗印”，隐隐约约。明德化白釉釉色偏黄，呈乳白色，质感丰润，曾很受欧洲人欢迎，美称为象牙白、猪油白、中国白等。明初德化瓷通常还呈肉红色，灯光下能透见，放大镜下呈现细腻晶莹的糯米光泽。
何朝宗，又名何来，中国明代瓷塑家。格调高雅，肃穆大方，不施彩色，质感极强，以单纯的雕塑美和胎釉质地美独擅瓷坛。其作品吸收历代雕塑的长处，特别是继承了唐佛像的艺术风格，塑造的观音、达摩像极具唐韵，形象既端庄肃穆，又平易近人。此观音像是其代表作之一。
晋侯稣钟
西周厉王
该组编钟，大者高52厘米，小者高22厘米，皆为甬钟。
1992年山西省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出土，共16件，可分为两组，每组8件，大小相次，排编成两列音阶与音律相和谐的编钟。器形分两类，第一类纹饰浅而细，两铣较斜，甬上有旋无幹或有幹。第二类纹饰深而阔，铣稍斜，甬上有旋有幹。共刻铭文355字，西周青铜钟铭文以利器刻錾，此为首例。铭文记载了晋侯稣随周厉王亲征东方夙夷的时间和功烈，为史书所开载，是对西周史料的重要补充，同时也可据此推算西周历谱。
玉虎
商
本件玉虎为片雕，虎口微张，足部蹬地，尾部上翘并蜷曲，纹样采用双钩的方法以两条平行阴线进行刻划装饰,十分写实。商代玉器中的动物纹眼睛，以“臣”字目居多，与甲骨文和金文中的“臣”字相似，故名。此件玉虎目中穿有圆孔可供佩戴。
郘黛钟从来就为金石学家所重视。这组钟的数量已经到达了王者的制度，郘黛是大夫，其用钟数量已超越了他身份的许可范围。这是春秋晚期社会大变革过程中，旧的礼教遭到破坏，社会各个方面初现了礼坏乐崩的现象，旧等级制度消失，新等级制度出现过程的表现。
经多年搜集，上海博物馆至今已藏有十枚。
透雕蟠龙纹鼓座
春秋晚期
鼓座成半球体，圈足，正中突起的空心圆筒用来插放鼓柱。12条相互缠绕噬咬的圆雕蟠龙攀爬于半球体的鼓面上。龙首为圆雕，口衔圆环，龙体为高浮雕。十二条大龙双目圆形中空，可能原有镶嵌物，现已遗失。龙角的两端为空槽，可能也曾有类似的装饰物。
整器将圆雕、高浮雕、浅浮雕、阴刻手法融汇一体，使用了分铸、铸接、铜焊、镴接、镶嵌等工艺，以多变的形态和对称的布局构成了群龙仰首弄尾、穿插纠结的立体造型，是铸造工艺和艺术造型相结合的典范。
鼓是中国古代的主要乐器之一。
云龙纹玉环
唐
此玉环正面浅浮雕龙戏珠的图案。龙腾于空中，龙头上叉开双角。张口，上唇呈梳状，下唇有须。龙身上满布网格纹状鳞纹，背鳍排列紧密，前腿与身关节处有翼。龙爪伸展，均为三趾。龙尾蛇形，呈S形弯曲。背面则为四朵如意形云朵，中间以阴线雕成扇状。
唐宋时期的龙与现今所熟知的龙形象非常相近，它们不同于之前的蟠龙、卧龙而是腾云驾雾、张牙舞爪，彰显出横扫六阖的非凡气势。本件器物应是专供唐代帝王使用的，在前蜀皇帝王建墓中也发现过类似玉环，因此颇为珍罕。
汝窑盘
北宋
高2.9厘米，口径17.1厘米，底径9.1厘米
此盘满釉支烧，细纹开片，釉呈淡青色，素雅清丽，是传世汝窑的典型器。汝窑堪称宋代五大名窑之首，北宋徽宗时开始在汝窑烧造官窑器皿，因烧造时间短，传世器物很少。汝窑瓷器做工均极其精致。胎质细腻，多呈香灰色。釉色则有天蓝、天青、粉青等。多数盘、洗、碗等器均为裹足支烧，底部留有细小支钉痕，俗称“芝麻钉”。
祭黄几道文卷
北宋 苏轼
纸本
纵31.5厘米，横121.7厘米
此书为苏轼与弟苏辙联名悼念好友黄几道的祭文，书于元祐二年（1087年）。此书楷法精整，笔力雄健，结体谨严，墨气凝聚神采焕然；用笔恭谨沉着，凝重间有唐人笔意和汉晋遗韵，兼具丰厚凝重与简远恬淡之美。卷中用笔轻重相宜，结体倚侧不拘，布白爽畅有致，通篇严谨朴拙神采灿烂，字里行间传达出肃穆、缅怀的心境，展示了一代大文学家和书法家深厚的文学修养和高超的书写技巧。
《祭黄几道文卷》曾经多人收藏，帖上有董其昌、笪重光等题跋，卷后有一跋已经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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