荧荧灯下，寂寂窗前，摊开一本书读上几页，谁能说不是件快事？但有时遇到困惑，竟至于闹不大懂，也会皱皱眉，摇摇头，甚至于想和作者讨论一番。
闹不懂有种种原因，我说的不是文字故弄玄虚、意思故作深奥的那种，这样的书我是连翻都懒得去翻，而是指读明白了，却对内容有怀疑，感到不那么经得起推敲。近来这样的事竟碰上了几回。
就说正读着的这本《达尔文年谱》（周邦立编著）吧，其1817年（8岁）项下云：“童年的达尔文，心怀仁慈，常有恻隐之心，不忍亲手残害生物。”下面举例说，一天，他到乔赛亚·韦奇伍德舅父家去，“有人教他用盐和水杀死蚯蚓，因此他以后在钓鱼时不再用活蚯蚓刺在鱼钩上，以免看到它挣扎时的惨状。又有一次，他在户外路上打了一只小狗，后来悔恨不已，自认有罪，反而对狗十分爱护，摸熟狗性，使邻居的狗也同他亲近。”这两件事告诉我们，达尔文有一颗多么仁慈的菩萨心肠，连蚯蚓这样低等的环节动物都不愿伤害。但隔了几页，在1823年（14岁）项下，却有了这样的记载：“姑父沙米尔·特铁斯·高尔顿带领达尔文到野外去打猎，送给他猎枪去射击。达尔文不明枪法，向树上鸟类射击，都未命中。”“回到蒙特的家中以后，他决心勤奋练习射击技术，很快就百发百中。”在1826年（17岁）项下又说：“8月，到欧文家和舅父家附近山地去打猎。由于判断敏锐，射击准确，猎获鸟类很多，并且对鸟类做了精确的记述。”这又是一个嗜杀的达尔文。两者哪个是真实的，这就让我不懂了。难道童年的达尔文是仁慈的，从少年起就变得残忍了吗？难道他只对狗和蚯蚓友善，对鸟类就格杀勿论吗？难道几年之间他的变化就如此之大，以致我们无法对他善良与否做出正确评判了吗？真让我莫之所从。我只好说，达尔文的嗜杀，是姑父教唆的结果，不这样解释就太奇怪了。
还有前些日子读过的《曹雪芹新传》（周汝昌著），第314页写雪芹与敦诚到“大酒缸”喝酒，这样写道：“雪芹最爱这种小酒馆，像他自己在西郊开过的一样。数杯下肚，雪芹的诗就被酒激荡起来。他用筷子敲着石板盖，敲得那瓮缸嗡嗡响亮。”这又叫我不懂了，区区一双筷子不过是竹木制作的两根细棍，又不是木棒和铁锤，怎能把瓮缸敲得嗡嗡作响呢？难道曹雪芹是笑傲江湖的武林高手，有何内功绝学，赋予了筷子不可思议的神力？不通！不通！我可以大胆地说，周先生在这里显然是过分地依赖想象了，他觉得这样写方才有声有色，却忽略了曹雪芹本是一介穷儒，手无缚鸡之力，是不可能用筷子把缸敲得嗡嗡作响的，这样写显然背离了生活的真实。
都是作者之过吗？也不尽然，也有我理解上的失误。已故女作家茹志鹃的短篇小说《三走严庄》中，有这样一个情节：“我”第三次到严庄，天已大黑，在村口遇到端着枪站岗的来全的爹，“一转身，看见旁边大槐树上，还绑着一个人，这是给我们枪毙了的恶霸地主独眼狼的婆娘，她面对庄里，垂着头。”显然，这个婆娘是一具死尸。但翻过这页，再往下看，“我”与收黎子（小说的女主人公）正在说话，“恰好这时挡风的草帘子掀开，钻进来一个老头，问道：‘来全家的，那婆娘讨口水喝，给不给？’”读到此处，我不由一怔，谁要喝水？是那个绑着的地主婆吗？她不是已经被枪毙了吗，怎么还能喝水呢？我翻过来掉过去地看，越看越糊涂，确信这是茹志鹃的一个笔误，而且是严重的笔误。直到写这篇文章，把小说拿出来重看，才恍然大悟，原来错的是我，不是茹志鹃，我对“这是给我们枪毙了的恶霸地主独眼狼的婆娘”这句话，理解有误。茹的原意是“枪毙的是恶霸地主独眼狼”，我的理解是“枪毙的是恶霸地主独眼狼的婆娘”。这也难怪我读错，这句话确有这么两层意思，怎么理解都对，就如同“咬死了猎人的狗”，可以理解成“猎人被狗咬死了”，也可以理解成“被咬死的是猎人的狗”那样。
《达尔文年谱》是本好书，厚达536页，材料非常详实。作者周邦立1981年完成此书，科学出版社1982年3月出版，4月发售，旋即售完，1983年8月又予重印。我看的即是重印本。作者为重印本还写了一段附记，时间为1982年7月1日。但书印出时，作者已不在人世，本书责编特地写了这样一段告白：“编者周邦立同志于1982年7月初患病，8月1日经上海瑞金医院确诊为肝癌症，8月31日逝世。特此附志。”短短几十个字，包含了多少忧伤，多少生离死别！一个人的成功和破灭、快乐和绝望搭得这样紧，来得这样快，除了让人感叹人生无常外，还能说什么呢？
谭宗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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