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民间融资突破传统“小范围”、“点对点”、“单线条”、“投实体”等简单特点，转而呈现出融资中介多样化、资金来源多元化、融资链条复杂化、资金流向隐蔽化、资金运作功利化等复杂特征，形成跨地区、跨行业、跨市场的网状化模式，对宏观调控、金融稳定及实体经济发展都带来新的严峻挑战，亟待出台《放贷人条例》加以规范。
当前我国民间融资发展的新趋势
(一)融资中介多样化。一是以投资理财等名义从事民间融资的投资咨询中介快速兴起。据调查，目前川渝两地各类“投资咨询”、“投资管理”类机构就接近两万家，其民间融资余额上百亿元。二是P2P、众筹等网贷平台快速发展，成为民间融资新载体。三是专门从事民间融资的中介和个人越来越多。四是小贷公司、融资担保公司及典当行等部分持有“牌照”的准金融机构，纷纷通过账外经营涉足民间借贷。一些金融机构、准金融机构高管及工作人员，则利用其身份便利从事民间借贷。
(二)资金来源多元化。调查显示，民间融资资金来源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以家庭富余资金为主的局面，部分银行信贷资金、企业自有资金也流向民间融资市场套利。一方面，家庭部门通过个人消费贷款、信用卡等方式获取银行信贷资金后投向民间融资。据西南财大等机构测算，2013年中国家庭参与民间融资总规模达7500亿元，其中超3成来自银行贷款。另一方面，部分资金实力较强的企业逐渐减少主营业务投入，将自有资金直接投资民间融资，或者利用其实力、信誉和地位，获取银行信贷资金，然后再通过委托贷款、信托理财等形式，从事民间融资等金融投资。
(三)融资链条复杂化。传统民间融资一般为借贷双方“点对点”直接交易，而目前已发展为“多对多”网状化经营模式。从资金供给者到最终需求方的中间环节看，衍生增加众多形态各异、专门从事融资中介的机构或人员;从资金供给方看，企业、个人、准金融机构、金融机构直接或间接参与其中;从资金需求方看，除传统的将资金用于生产、生活的家庭个人外，不乏企业、准金融机构、金融机构身影;从交易方式看，除传统的双方直接借贷资金外，正规金融、准金融与民间融资之间相互渗透，大量民间资金和中介机构参与金融机构的各类理财产品或资管计划，一定程度上催生了金融机构同业和通道业务迅速发展，买入返售、第三方担保、抽屉协议、过桥操作等交易模式盛行，使传统相对分散、割裂、简单的民间融资链条，扩散为一张张纵横交错的、复杂的借贷网络。
(四)资金流向隐蔽化。一是名义上、实质上的资金提供者和资金需求者都已相互分离，企业、个人等民间资金、银行信贷资金经由企业或个人贷款，通过民间融资中介机构或个人“黑箱”运作后，投向企业、个人生产、生活甚至是投资领域，资金供求双方相互脱离，交易背景、债权债务关系、资金流动链条错综复杂。二是民间融资中介机构在资金往来中并不使用中介机构账户，主要使用代理人员(资金掮客)、中介机构财务人员、融资方股东等个人账户存取资金，操作隐蔽性强。三是随着融资中介尤其是P2P等互联网借贷平台兴起，民间融资突破传统地域、人缘限制，大量资金跨区域、跨行业、跨市场流动，流向更复杂隐蔽。
(五)资金运作功利化。传统民间融资主要作为一条融资途径，资金主要用于生产、生活。目前，民间融资演变成为融资、投资兼具的途径，资金拓展用于开展金融投资、贷款过桥、贵金属期货等投资性操作，急功近利“赚快钱”特征明显。调查显示，当前，重庆市民间融资用于“金融投资”的居首位，而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比重大幅下降，6个月期限以内的民间融资占比超过一半;温州民间融资中6个月期限以内的比重也已超过8成。
当前民间融资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法律制度缺失，发展无序，易引发社会不稳定。民间融资法律地位不明确，与非法集资界限模糊。例如，刑法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等规定较为笼统，“吴英案”就引发各界对民间融资法律边界的争议。同时，新型民间融资主体准入和退出机制、信息披露和债权维护等方面存在立法缺陷。
(二)民间融资非理性繁荣，加剧社会资金脱实向虚。一方面，民间融资本身正快速发展为一个具有相当影响力的投资市场，吸引各类资金流入并形成相对独立的循环体系和资金“黑洞”，在“钱生钱”效应驱动下，经营主体偏离主业而投向民间融资的趋势更加明显;另一方面，民间融资分流社会资金，侵蚀了正规金融体系的边界，加剧了资金脱媒趋势。
(三)推高市场利率，加剧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调查显示，民间融资中介组织放贷的年化利率普遍超过20%，民间融资利率走高，直接增加融资主体的资金成本。同时，民间融资利率优势吸引个人和企业等社会资金大量流入，推高银行吸收存款的利率水平和全社会融资成本，使银行贷款资源更加稀缺和昂贵，进一步加剧融资难和融资贵问题。
(四)监管缺失，易引发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民间融资借贷利率高、借款人信用风险大，且交易隐蔽、规范性差，本身具有显著的风险脆弱性，再加上大量融资中介和个人无人监管，极易出现风险。同时，无论是资金来源还是资金投向，民间融资与正规金融体系之间已突破风险隔离，一旦资金链断裂，风险将向正规金融体系传递，并可能引发区域性、系统性风险。
(五)流向限制性行业，削弱宏观调控效果。民间融资长期游离于正规金融体系和监管之外，融资规模难以准确统计，削弱了宏观调控基础。更重要的是，大量民间资金经过多次转手后，最终流向房地产等限制性领域，规避宏观调控，制约经济结构调整。据调查显示，在规范同业业务政策出台后，三四线房企民间融资金额快速增长，融资总量大、占比高。
民间融资发展亟待立法规范
(一)尽快出台《放贷人条例》。赋予民间融资合法地位，明确行业准入资格、参与主体权利与义务、经营范围、借贷利率、监管主体和法律责任等内容，建立民间融资登记公示制度，推动民间融资走上法治化发展轨道。
(二)依法加强监管。合理划分司法部门、地方政府和金融监管部门分工，明确监管职责和监管标准，加强跨部门监管协调和信息共享，加强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非法集资，推动民间融资规范化发展。
(三)建立隔离墙机制。对信贷资金使用实施封闭式管理和全流程监控，禁止金融机构、准金融机构及从业人员参与民间融资，并建立黑名单制度。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鼓励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民营金融机构，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盘活民间资金存量支持实体经济。建立民间融资风险事件报告制度，完善应急处置预案，防范可能引发的区域性、系统性风险。
(四)加强统计和征信体系建设。扩大覆盖面，进一步完善金融业综合统计体系建设，加强对民间融资资金来源和流向的动态监测;尽快建立民间融资备案激励机制、大额民间融资强制登记制度，完善信息披露体系，督促民间融资主体披露、报备完整借贷信息，切实提高透明度。
(作者为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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