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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童年——赵金梁


我家住在静乐县最北的鱼脊岭村,毗邻宁武县,与原崞县五区、忻县原七区交界,抗日战争时期属静宁县的静三区。村子四面环山,山高林密,特别是东部山区寒冷缺水,延绵20里无人烟。这里地势险要,群众基础好,建党早,是当年静宁县巩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也是晋察冀边区通往陕甘宁边区的要道。

天降神兵  惊破敌胆

记的那是1942年春天,那天正是惊蛰,早上起来见村里村外布满岗哨,戒备森严。原来昨夜村里又住下了从东边来要到延安去的百余人,其中有一部分是干部,再就是护路的军人。静宁县县长刘震、抗联主任段晋昭也来了,站岗的都是县大队的人。本来从东边来到西边去的人经常路过鱼脊岭,不足为怪,可是这次的规模比以前都大,很引人注目。上午11点,过路的首长召开抗日形势座谈会,刘县长、段主任和我父亲赵成成都参加了。会上,首长要求谈谈农村基层最具体的问题。当时我父亲赵成成是村里的党支部书记,在这么多首长面前该说些什么好呢?他想了想决定实话实说:“眼下村里就该开始下种,可是耕牛成了大问题。”他抬头看了看首长,首长示意让他说下去,他继续说,“离我们村20多里的宁化城敌据点,去冬今春,差不多每隔两天就出发扫荡,抢粮食,抢牲口。有些耕畜被敌人杀得吃了,有些牲口因缺饲料被饿死了,有些牲口敌人抢去老百姓又托人花银元赎回来了,可是赎回来不久又被抢走了,现在宁化城里有耕牛近千头。俗话说'家有五口,一犋耕牛紧走’,农民没耕牛怎么种地?这是关系到根据地能不能巩固的大问题。”首长听了感到问题确实严重,就进一步问敌据点最近的情况。散会后,段主任说“今天老赵提出个重要问题,已引起首长的注意,看来拔除宁化据点,保卫春耕有希望了。”

刘县长说:“只是少说了一句话。老段、老赵问是什么话。刘县长说:“你们没看到吗?眼前就有精兵强将,打宁化不成问题,还等什么呢?”赵成成笑了笑说:“这是你县长该说的话,怎么能让我说呢?”刘县长说:“理是这个理,但我去说万一有难处或不符合首长意图,会给首长出难题。如果是由你提出那他们不答应也就算了。”正说到这里,通讯员来传话说,首长叫你们过去一下,于是三人立即去见首长。首长正低着头看地图,见他们进来就抬起头来若有所思地说:“我们有个想法,不知能否办到?”刘县长说:“首长有什么事尽管提出来,我们照办就是。”这时领导说:“这一时期这支部队过敌占区,过铁路封锁线,夜行军,走山路,很劳累,体质差的同志有些都支撑不住了。我想让地方上的同志给他们改善一顿伙食,也不知困难大小?同你商量。”刘县长、段主任和我父亲听了,都猜想到可能首长下决心要打宁化了,便高兴的齐声答道;“没问题,我们这就去办”。村干部忙开了,分头去买肉、买面、买油、买菜等,还请了村上会做饭的厨子,包饺子,炒盘子,请部队的同志饱饱地吃了一顿。这时有些敏感的人也觉得可能要打宁化了。到下午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果然首长下达命令:明天打宁化。并做了以下作战部署:

由护路部队主攻敌据点,县大队和部分民兵配合参战;

由鱼脊岭民兵负责把夺回的牲口全部安全转移;

由刁儿沟民兵组织力量负责拉运夺回的粮食、物资;

由县区干部带领泥河岭民兵负责烧毁敌炮楼、营房、破坏通讯设备,散发传单标语,铲除罪大恶极的铁杆汉奸。要求速战速决,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稳、准、狠,全歼守敌。

当天晚上我们的队伍神不知鬼不觉地越过宁化城、汾河公路一道封锁线。部队完成护送首长的任务后,悄悄隐蔽在宁化城附近。第二天拂晓,宁化城日伪军照常出发扫荡,开进大西山沟、芦芽山一带。早饭后,寨子门开了,敌岗哨正在盘查出入行人。突然寨子内外我军同时向敌人发起攻击,弹无虚发,打得敌人非死即伤。敌人根本没想到寨门未开,里面已有了不少八路,炮楼虽有深沟、吊桥,但上面也有了县大队的人。里应外合,内外夹攻,战斗打的得心应手。敌人的机枪、大炮还没派上用场,就已经成了我军的战利品。炮楼烧着了,警备队营房起火了,前后不到一个小时,战斗就胜利结束了。我护路部队指战员全是从东边区部队中挑选酌久经沙场的精兵强将,打宁化对他们来说不过是小菜一碟。仗刚打完,他们就不见了,谁也没看清他们的去向,当地人他们是“飞行军”、“神八路”。外出扫荡的鬼子、汉奸闻讯赶回来时什么都没有了。在据点留守的日伪军没有了,库房的武器弹药没有了,炮楼营房没有了,粮食牲畜没有了。鬼子吃了大亏企图报复,就命令汉奸张还贵和警备队长邱长厚查这支八路的来龙去脉,结果什么也没查到。敌人盲目地到刁儿沟报复一次,群众受害不小。又到泥河岭报复一次,但也未找到目标。最后敌人终于找到一点线索,企图来鱼脊岭报复。鱼脊岭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模范村,敌人也不敢轻易来犯。但敌人贼心不死,总想伺机报复。

血泪仇  千古恨

就在那年秋,白露已过,秋分将至,那天清早,儿童团长派我和赵润福到村口站岗、放哨、盘查行人、要路条。另外还有几个放牛的小伙伴也一起去了。我们扛着红缨枪,背着大砍刀,跳着跑着唱着军歌,威武雄壮地上岗去了。一早上一群孩子打山雀、挖圪狸,在庙坡玩的很开心。眼看吃饭时间到了,润福和他们赶着牛群吃早饭去了,只留下我坚守岗位等待饭后换哨。这时,忽然发现不远处上来五个人,前面两个,后面三个,这些人鬼头鬼脑,挎着手枪,穿着便衣,看起来很不正派。这时我虽然有些害怕,但还是鼓足勇气喝道:“站住。”那些人果然站住不动了。我问:“哪个部分的?

“牺盟会。”

“有路条吗?

“有。”

我上去看路条,冷不防一个重重的大耳光扇来,我眼冒金星,倒在了地上。敌人随手卡着我的脖子,半推半提向村里走去。

这时村里已有了鬼子,原来敌人早从另一条小路进了村,他们首先包围了村公所院。(村公所和学校在村前的一个大院里)。鬼子正在院里四处搜查,砸开存放武器、粮油及物资的几个库房,把东西扔得满地都是。学校已到校的十几个学生,哭着要跑,被鬼子堵在教室里不让动。院里已经捆绑了许多人,哭声、叫声、骂声、打声混成一片,乱作一团。这时我趁敌人稍一松手的机会,逃脱出来钻人人群,但左右一看出不去了,就返回教室和同学们挤在一块,把身上的破棉袄脱掉,把帽子也扔了,这时听远处喊:“小哨兵跑了小哨兵不见了。”有个坏家伙到教室里查看,但没认出我来。

敌人全部进村了,我走出学校呆呆的站在墙底下,看着满街的日伪军,当官的骑着高头大洋马,指挥着汉奸们四处赶着人群抓人、打人。

父亲知道我今早放哨,还未回来,担心怕出事,就担上水桶溜出来到河滩找我,一看红缨枪丢在地上,还有打闹的痕迹,但没人也没血,儿子是死是活下落不明。他挑了一担水回村沿街察看,突然,眼前一亮,儿子找到了。他喊了一声:“金梁,快回家吃饭。”父子俩一块往家赶,想叫上母亲一起到村外躲避。路上引起了汉奸怀疑,两个便衣尾随上来盘问,一直跟到家门上。院墙边,母亲看见我们回来了,也看到了跟来的那两个汉奸,就跑回家在地上洒了好些水,弄了一屋子柴烟,并往自己脸上抹了一把灰,并站在院里骂槐的喊叫。这时两个汉奸进了院进不了家。父亲假意讨好那两个汉奸:“老总,回家喝口水吧。”那两家伙把父亲上下打量了一番,大概看到我们不像牺盟会的人,也不像当兵的人,又是破房烂院子,一看就是个穷到底的农民。汉奸走了,父亲对母亲和我说:“今天看来情况很严重,我得在敌人派出岗哨前逃出,你们也到庄稼地躲起来吧。”说完,扛上犁,赶上牛就要走,这时母亲说:“把你的帐包子拿上(其实是党内文件)”。父亲把文件藏好出了村,顺沟到了南洼。那里已经有逃出来的一些村民,有民兵,也有干部。这时父亲很快派人将敌人到了鱼脊岭的消息,告诉了南面的七泉坪、苏家堡,北面的庙岭、南沟子,东面的孔龙滩、大小开化等村庄的干部,叫他们提高警惕。同时,派人将这一情况报告了县委、县政府。中午时分,县区干部、各村干部、县大队和联防民兵的负责人都先后来到了南洼,研究决定晚上调动部队和民兵打击敌人、搭救被捕人员。

鬼子在鱼脊岭整整折腾了一天,在我家搜查过三次。汉奸特务们按他们掌握的名册抓人,一个牺盟会的同志被他们抓去了,村长赵福太,农会干部赵福生,通讯员李治,还有民兵郑龙年、李富海都被他们抓住了。村公所、学校、还有许多民房给烧着了。牛羊猪鸡杀了许多。天黑了鬼子怕住在鱼脊岭村吃大亏,就离开村子向东面山上小心翼翼地慢慢爬行。就在这时,我游击队和民兵向敌人开火了,敌人目标大,好打,我军游击队和民兵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边打边走,敌人枪炮打得很猛,但都是给自己助威,根本打不伤我军。天快亮了,在一个叫黄毛林的地方,敌人进入我军大部队的射程之内,我方在树林里,敌人在开阔地,双方对阵,战斗打得很激烈,敌人伤亡很大。狡猾的鬼子感到再打下去要吃大亏,就杀害了赵福太等四人,扔下重伤的郑龙年、李富海两人,狼狈地从上官庄返回宁化城。人们把四位烈士和两个重伤员都抬回村里。不几天,两个重伤员也死了。大部分房屋被烧了,牲畜也被宰杀了许多;粮食财物被抢劫一空。全村人人戴孝,处处哭声,家家遭难,户户损,村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常言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不久我病倒了,整天昏迷醒,不吃不喝,发高烧、喘粗气、说胡话。看来是凶多吉少,刚从鬼门关出来,又上了阎王路,父母为此操断心肠,恨不替儿度过此关。村里好心的婶子、大娘也来看望。有的说,孩子本来就经不起重打,很可能是惊吓着了,给招魂吧。我父母不信这一套,请来了我的老师贺长更,贺老师不但学问高,还是个好医生。他看了说:“孩子得的是伤寒,须出了水才能好。这次瘟疫来势猛,病人死亡不少,就是治愈了也得精心调养一个多月才行。”老师让父亲上山采了些药,母亲在家护理。我出了大汗,烧退了,神志也清醒了,也想吃饭了。但父母都被我给传染上了,而且病情同样严重,我身体尚未复原,就得忙着照顾双亲。因这种病恶性传染,既不能拉扯亲朋,也不能拖累乡邻,只能酸甜苦辣自己承担。村上这样的病人越来越多,死亡率很高。后来,机关上来人说,这是日寇对根据地用的细菌战。有鼠疫、疥疮、霍乱、伤寒,还有更厉害的一种叫血汗病的病毒。得了这种病的人大多吐血身亡。这些瘟疫铺天盖地而来,到处蔓延,对人民危害极大,死亡者不计其数,光鱼脊岭死亡就有20多人。村上又添了新坟墓,毁了许多欢乐的家庭,增加了不少孤寡老少,真是雪上加霜。

静宁根据地  模范实验村

抗日民主政府帮助村里掩埋烈士,慰问死难家属,扑灭瘟疫;重建家园。推选地下党支部书记我的父亲赵成成担任村长,主持村里工作,重新建立了村政权。领导生产,坚持抗战。父亲赵成成,出身农民,上过二年小学,后因生活困难辍学在家劳动,长大后给地主扛长工。1938年和庄车坪王海生一起在苏家堡宣誓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介绍人是共产党县长刘震。从此他开始一心为党工作。1939年鱼脊岭、庙岭选村长,阎锡山政府要选乡绅阎成根。牺盟会共产党要选赵记云,竞选很激烈,会上双方演讲,唱歌,呼口号,此起彼伏,父亲赵成成等出力使劲,赵记云多得几票,但阎政府已经给阎成根发了委任状。为了巩固统一战线,共产党让了步。1940年新旧军事变,决死队胜利了,把阎锡山势力赶到了汾、平、介、孝,晋西北成了八路军根据地,伪村长阎成根没了靠山。日寇占了羊圈岭后,阎成根暗中和日寇勾结并纠集社会上的一些地痞流氓投靠日伪,组合了维持会。父亲赵成成与牺盟会联系并抽调军队力量,一举端掉维持会。活捉了阎成根并送交后方,以汉奸村长的罪名将其枪毙。

父亲赵成成是种地的好把式,下种、施肥、锄、搂、收、打样样在行。为人忠厚,能为群众办事。在鱼脊岭群众最困难的时候,政府和群众推举他为主要负责人,这是大家对他的高度信任和重托。同时,母亲郝二兰当选为妇救会主任。母亲勤劳、勇敢,对抗日热心,纺纱、织布、做军鞋、救护伤员、下地劳动,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在妇女中享有很高的威信。我也当上了儿童团长。当时父亲曾向老师提出金梁年纪还小,怕不能胜任儿童团长。可老师说:“金梁学习好,学生听他的,他勇敢,面对拿枪的敌人喊:'站住,哪个部分的?’敌人扇了耳光他也没哭,没求饶,临危不惧,这是他的坚强。在混乱中他能逃脱敌人的魔爪跑出来,竟然会想到混在学生群中,脱了棉袄,甩掉帽子,这是他的机智。这孩子有出息,他一定会是个好儿童团长。”在这次重新组建村政权时,村里其它的地下党员也都当选了,弓狗兰当了农会干事,白厚当了民兵队长。

村政权和各抗日群众组织建立健全后,大家紧密团结,共渡难关,自力更生,生产自救,出色地抓了以下工作:第一,实行劳武结合,既搞生产,又打鬼子。农忙时种田,闲时练兵、投弹、埋雷。因这是山区,群众多有土枪、土炮,会做火药,会打野兽。现在打鬼子就能派上用场。第二,组织互助组,变工队,实行减租减息,清理旧债,回赎土地,合理负担,没收汉奸地主的财产。第三,配合军队打击敌人,割电线,挖铁轨,杀鬼子,捉汉奸。第四,站岗放哨盘查行人护地方治安,除奸反特,改造二流子,批评坏人坏事。第五,表彰先进,奖励模范。鱼脊岭村是县委书记冯凯同志包的点,他是四川人,老红军,地委委员,忻崞支队副政委。县委把鱼脊岭村确立为新民主主义实验村。许多经验都是这里先行一步。《晋绥日报》上经常发表来自鱼脊岭的报道,好多大干部都来这里总结经验,指导工作。这里已实现了毛主席说边区的十个没有: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等等。

鱼脊岭政治条件好,既没有汉奸投敌分子,也没有不守法的地主恶霸,军民团结如一家。地理条件也好,离敌人据点远,山多、沟深、林茂、地广。这是打游击消灭敌人保存自己最理想的地方。县委人员来了,给这里请来许多能人,如:山东逃难来的苟小夫妻,他们一家三口人都是纺织能手,可帮助妇女纺花织布。高手铁匠季季,可以造枪、造炮,打农具。文化水平高的李保林,可教全村人学文化,上冬学,讲课,唱歌。冯政委的爱人薛芬能歌善舞,从兴县柏村实验学校回来,对村里工作也出力不小。

1943年秋冬之交,羊圈岭的日伪军侦察到鱼脊岭无大部队驻防,便想乘虚而入,摧毁鱼脊岭的村政权,活捉我们全家和村干部。他们组织了三十多名日伪军,晚上十点钟出发,沿路马不停蹄,直奔鱼脊岭。巧的是就在这天傍晚,忻崞支队来了三百多人,他们是从后方兴县领棉军装回来的。路过鱼脊岭夜宿。这天晚上村里群众很放心,满以为有这么多的大兵驻扎,敌人不敢来,群众可以睡一夜安稳觉了。由于日伪军不知道他们侦查的情况有变,半夜就大模大样地摸进村,我军哨兵兵发现敌情,回去报告,班长出去查看,结果班长和两个哨兵被当场打死。我大队听到枪声,马上占据了有利地形。日伪进村后发现村里驻有大部队,猛打一阵枪,扭头就跑,接着我军吹起冲锋号奋起直追,一直追了二十多里,敌人死伤过半,有的吐了血,有的跌断腿,伪军拉着牲畜驮着伤员逃回羊圈岭。

我当上儿童团长后,同学们支持我,老师培养我,群众爱护我,领导喜欢我,我经常站岗放哨,查路条,慰问伤员,当小先生,教大人识字、唱歌、读报,宣传抗日。

冯政委特别喜欢儿童团,在他的关心指导下,我们儿童团同其他各组织一样工作开展得很活跃。晋绥报上常发表鱼脊岭的先进事迹和模范人物,父亲和我的事迹经常上报。

1944年前半年,新来了个叫王斌武的教师,家庭成分是地主,对村里的事情不理不看,对儿童团工作不支持,有事连课也懒得上。有一次我看见他在姓常德地主家大吃大喝,还抽大烟,讲怪话,我带着儿童团的十几个孩子和他说理,结果他不但不认错还大骂,并要打我。群众干部实在看不惯他的这种行为。后来,民兵部队找他谈了话,要他注意自己的影响,他受到教育以后,向同学们做了检讨道了歉,并保证以后不再犯类似的错误。

1943年夏秋之际,我带领儿童团员站岗,见到一个可疑的人鬼鬼祟祟的不敢走正路进村,并想躲过哨兵。小哨兵赶上去问话时,他吞吞吐吐前言不达后语。原来他是王生元的女婿,叫张五,家住羊圈岭,日寇占了羊圈岭后再不来往。今日突然出现,感到意外,张五道出实情,说出来历。原来汉奸李鸣知道张五在鱼脊岭有亲戚,便报告了日军。日军抓了张五的妻儿老小当人质,让张五探消息。张五本身是个老实农民,在敌人的逼迫下,来鱼脊岭侦查。经研究,张五不能轻易放回,也不能当汉奸办,不然不是害了鱼脊岭,就是害了张五全家。后来,大家想了一个将计就计两全其美的主意,当时把张五捆绑起来,大张旗鼓地送后方处理,晚上却把他放回他老丈人家躲起来。先通过内线关系花钱把张五的家口赎出来,隔—段时间才放回张五。村里人都夸儿童团为村民办了一件大事,除了一场大灾难。

1943年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鱼脊岭群众武装起来了,也富裕起来了,从贫穷走向富裕,由落后变成先进。鱼脊岭定为新民主主义模范实验村,提前实现了土地还家,耕者有其田,实行了对农民有利的政策。在旧社会农民没地种,自然没饭吃,只能受压迫受剥削。比如说,挖煤有窑头剥削,砍树有山主不让,开荒有地主拦着。富人是田连阡陌,穷人无立脚之地,天下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难进来,旧社会时黑圪洞洞苦井万丈深,井底下压着我们老百姓,妇女处在最底层。

1943年、1944年,全边区都在学南泥湾,开展大生产运动,鱼脊岭、七泉坪、庙岭自然条件特别好,是大生产的好场地,是打游击的理想地方。静宁县的县委、政府、军队和县妇联,先后在这里上山开荒荒,真是欢天喜地,热火朝天,歌声不断。

晋绥边区的续范亭主任告诉我们说,老百姓要多垦山沟地,多打粮食给军队,吃饱饭好去打鬼子。村里的农民、民兵、妇女都上山了。儿童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再三要求上山开荒。农会以儿童年龄小、有学习任务、怕生病、路程远等为原因不让儿童上山。后来经过协商同意儿童团在村附近边学习边开荒。儿童们开的荒地是古坟地、古庙地、河畔地、旧房舍地等。老爷子贤元宝给儿童团当顾问,修理工具,指导下种等。老师也参加,还在地里讲课,地塄是凳子,膝盖是桌子,野地是课堂,很有趣。民兵看不起儿童团垦荒,说你们开垦的地是“狗扯羊皮”,说他们开的荒正规,是“四门斗底”。儿童团员们说,我们歌唱得比你们强,你们是“七声八气”,我们唱得是“整齐划一”。民兵打仗勇敢,开荒好,妇女比不上,儿童更比不上,但秋后儿童们种的庄稼长得并不差,收了两万斤山药,两千斤粮食,山药粮食没处放,就挖了几个地窖。冯凯政委问儿童团,你们产了这么多的粮食,这么多的山药打算怎么办?大家一致要求支援八路军抗日。粮食拉走了,山药也拉走了,冯政委从武委会给儿童奖回十颗地雷,十颗手榴弹,让儿童学埋雷,练投弹。鱼脊岭是边区的模范村,《晋绥日报》经常有记者采访报道,我也成了边区出名的儿童团长,经常开会演讲。

群英大联合  盛况喜空前

194411月初,父亲赵成成、母亲郝二兰和我都被推选出席了晋绥边区第四届群英大会,会上父亲被评为特等英雄,母亲和我被评为甲等英雄,我们一家被大会称为“全家英雄”,誉满边区。

群英大会的会址在陕西省神木县王家庄。那时已是冬季,天气寒冷,首长担心我衣服单寒,给我特制了一套军装,新里新面新棉花,三面新,这是我出生以来第一次穿这样好的衣服。边区政府对这次会议特别重视,为了保证把会开好,不惜集中人力物力财力为大会服务,还调来“七月剧社”“战斗剧社”“绥蒙剧社”等几个剧团为大会演出,我们每天晚上都可以看到精彩的表演。

这次群英大会,是抗日战争以来晋绥边区规模最大的一次会议,参加人员有一千多人,其中英模八百多人,会期近两个月。英模来自工、农、商、学、兵等各个方面,其中有80岁的军队爸爸任万生,军队妈妈王补梅,有14岁的儿童团长赵金梁我。特别是在战斗英雄中,忻崞支队特第一名、七连连长山东人邓朝贵,他身高体壮,威武英俊;特等第二名任德胜,才18岁,已杀死日军多人,自己的耳朵让敌人给割了。会上民兵英雄有二百多人,特等民兵英雄有静乐的赵尚高,宁武的邢四娃,忻县的巩新维。两个月来和我最投缘的就是战斗英雄和民兵英雄,他们是我的好哥哥,好叔叔。我喜欢他们,他们更喜欢我,给我讲战斗故事,教我打枪、刺杀,他们成了我终生难忘的好朋友。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战斗英雄、民兵英雄这些杀敌英雄和鬼子伪军,枪对枪,刀对刀,面对面,血换血,命拼命地冲锋陷阵。群英会结束时已是19451月底了,离抗战胜利仅有半年多的时间,可是就在这短短的几个月中,特等战斗英雄邓朝贵同志牺牲了,任胜德同志也牺牲了,特等民兵英雄赵尚高同志牺牲了,解放忻州蒲阁寨的特等民兵英雄巩新维同志也牺牲了。还有宁武石家庄的甲等英雄刘通明、刘通顺兄弟二人也牺牲了。他们用自己的生命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忆往昔,感慨万千。六十多年过去了,那个时代的人和事,已成为历史的沉淀,几乎要被人们忘记了。然而,那个时代的精神,却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值得我们学习,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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