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抗日县政府设在杜家村镇的上村。上村距离任家村一里多地，我大爷（任大有）在牺盟会二大队任秘书，所以县政府常到我家开秘密会，商讨对敌的重要事情。那时，日本人驻扎在宁化城，在汉奸张三扰（井沟村人）的告密下，日军经常出发到我任家村进行包围，搜捕八路军干部和共产党员，致使我村被日军杀害61人，烧毁房子600多间。
1941年的一天早晨，天还不亮，全村人还在睡梦中忽然听到放哨的民兵呼喊：“日本人来了！快跑！日本人来了，快跑！”顿时，平静的村子慌乱起来，人们边喊边向村子后面的山沟里和山梁上跑去。我爷爷慌忙用被子裹起我背在背上拉着我姐姐向后梁上跑去，我母亲背着我哥跟着父亲也向同一个方向跑去。当我父和我母刚爬上后梁的半路上，我父亲向西面一扭头，就看见对面的山梁上（叫应子崖）日军也爬上来了，敌人看见我父母，急忙码下机枪，“不好，快跑！”我父亲的话还没落音，日军射来的一颗子弹从我母亲的奶脯上打进去穿过我哥的脑瓜，一颗子弹穿了两人，我父亲连滚带爬跳下几十丈高的崖渠，跌折来腿，后来就成了拐子。日军走后，我爷爷和村里的人在返回的路上，看见我母和我哥躺在血泊里，那时，我记得很清楚，我爬在母亲的肚子上要奶吃，弄了两手血，全家嚎啕大哭了一场。我母死后，我才刚三岁，无人照管，一天早上，我在炉子的炉炕前面烤火，不小心把炉子上的一锅水弄翻，水全部倒入炉炕，炉炕里的热气冲出来，将我的两条腿烧的脱了皮，我有死无生躺在炕上不会动，不吃不喝。幸亏舅舅把我抬到他家，在姥姥的耐心抚养下，我才逃了一条命。
日军第四次大包围我村，人们全没跑掉。日军把全村男女老少赶出来，集中到我家院子里，叫一个12岁的孩子（任兔年）爬在我家西房的窗口上认人，全村的人都认完了，留下8个人不认识，日军当场把这8个人用洋刀砍死。（这8个人全部是县政府干部和共产党员）。这时候，汉奸张三扰不知对日寇军官密语了什么，日军官发怒了，把全村人赶到我家大门口的大街上排成队，在队伍的首尾架起了寺挺机枪，要扫射全村人。在这紧急关头，日军翻译官（我东北人叫周常冈）看到了不得，就在我家房头起的一棵松树背后，暗把日寇军官用枪打死。之后，日军从人群中挑了18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抬着打死的日寇军官和抢来的鸡养猪往宁化城送，送回去后，日军把这18个人用铁丝穿起来，抬到宁化城的城墙上脆冻了一夜，第二天用机枪全部扫射。这18个人内有我的三叔和我三爷爷，在这被日军杀害的四口人的情况下，我的爷爷奶奶活活气死，我大爷（任大有）在县政府迁走时，他因病没走，留在家里养病，因无钱医治，后来病死。随后我大娘也改嫁。我父亲腿疼只好沿街讨饭，我四叔18岁给杜家村一家当长工，我姐姐9岁送到南沟村赵成兴家做童养媳，婆婆拷打的活不下去，吃大烟死去。自从我董事起，我从我父亲口中得知我们全家12口人被惨无人道的日军杀害，折磨死的仅留下父亲，四叔和我三口人。
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进了我们中国大地，侵占了中国神圣的领土，到处进行扫荡，到处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惨杀了我们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这个刻骨的仇恨是我们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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