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岁月，文化教育成了弘扬民族精神，团结鼓舞抗日军民，打击消灭日寇的强有力的武器。晋绥根据地民主政府建立以后，恢复和发展国民教育，兴办冬学，扫除文盲。
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指出：“一切文化教育事业，均应使之适应战争的需要，实行如下的教育政策。第一，改订学制，废除不急需与不必要的课程。改革管理制度，以教授战争所必须的课程及发扬学生的积极性为原则。第二，创设并扩大增强各种干部学校，培养大批的抗日干部。第三，广泛发展民众教育。第四，办立义务的小学教育，以民族精神教育新后代。”还指出：“伟大的抗战必须有伟大的抗战教育与之配合，二者间的不配合现象亟应免除。
晋绥边区根据地由于经济落后和反动统治阶级的长期压榨，过去文化 教育事业相当落后。新政权建立后，为了提高民族的自信心和自尊心，培养大量的抗战建国人材，即十分重视了文化教育事业。为此，行署和各级政权根据“以革命的三民主义、抗战建国纲领、六大施政纲领为准则”的文化教育政策，不仅配合群众团体开展社会教育，推广冬学运动及乡村文化娱乐活动，通过组织读报组、识字班、民众剧团、大众补习学校等形式，向群众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教育；健全并增设农村的小学、中学和中等专业学校，加强对青少年的培养，而且，为了给文化教育事业的开展创造一个更为有利的条件，行署还在财力上予以积极支援。1941年5月行署颁布的免费公费生条例，即确定初小为国民义务教育，政府发课本不收书籍费，以使各阶层都有平等受教育的机会。1942年1 月又颁布了管理教育基金暂行办法，切实整理教育基金，使文化教育工作的开展更得到物质保证。在政府的关怀和支持下，边区的文化教育事业迅速开展。到1942年，全边区已有高小34所．初小2，102所，小学学生达87，980人，女生占l／3。中等学校和师范学校学生有879人。
静宁县设置之前，辖区内由于日伪连年的“扫荡”，致使原来各村的学校停办，本该上学的适龄儿童得不到应有的文化教育。
1940年9月21日，晋西区党委书记林枫在第二次游击行政区第二次行政会议上提出了“教育正规划”的口号后，晋西区根据地各县着手筹建各种学校。静宁县人口较多群众基础较好的村子里，在县政府的倡导和教育科科长王凤山、科员杜宝珍的亲自指导下陆续办起了一些学校，明确村级小学校是村公所领导下的一个单位，各区各村依据自己实际情况，开展适合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文化教育内容。并要求教师学习群众工作经验，帮助自己进步，改进群众思想提高儿童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教师任免属县政府，区政府提出具体意见，区公所直接领导、检查、督促、催要报告教育申诉等，村公所直接领导、检查、督促、批评教师。实行义务教育，扩大学校吸收儿童范围，要求教员开学前下村动员儿童，行政人员配合工作，并因战时特殊情况（迁居小村人多），集中建校，并具体规定寄宿儿童的食宿问题。并规定每年6月6日为教师节。
总之，政府竭尽全力搞好文化教育，下属各级政府因地制宜采取各种措施进行积极响应。新解放区某村群众，集体破袭一次，收入五万四千元创立了民办小学。二十二个儿童白天生产 ，晚上或下午放学，学校订大众报一份作教材，附设的农民夜校也是读大众报，共有三十四人参加。在该村影响下，附近某村也创立了民办小学，办法是由儿童的家长帮教员耕种。
1941年6月1日，边区政府又公布了《山西省第二游击行政区教育宗旨和实施方针》，确立了“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宗旨。具体实施方针是实施免费的义务教育、恢复健全并增加乡村小学、开展各级干部教育、奖励优秀私立学校、以小学为中心，与群众团体密切配合，开展社会教育。
中国共产党作为冬学运动的倡导者和政策的制定者，其对冬学有宏观的视角，但是在地处偏僻，政治、经济、文化均不发达的山区进行一场文化、政治的教育， 难度是可想而知的，最主要的是教员的缺乏。由于历史的原因，乡村中受过教育的人员多是经济上较为富裕的阶层，中农以下的知识分子数量较少。在教员的选择上，文化程度与政治觉悟两者很难同时兼顾，这在很人程度上增大了冬学开展的难度。
为了提高教师教学积极性，晋绥边区根据地政府当教师可免除个人公粮负担、抗勤任务，优待变工生产，允许课余种地，从物质生活上保证了教师能安心教学，而且要求教师每天坚持两小时学习时间，假期集体组织到外地学校进修参观。但是对于政治立场不稳，师德师风存在严重问题的教师，群众和政府同时监督并施行相应的奖惩机制。
静宁县第三区白道底村，县里没有派教员之前，由全村暂时聘请了本村的一位读书人担任教员，虽然该村民有不良嗜好，是破产富农出身，在群众中没有威信，但由于群众一时找不到好的教员就只好暂时先让其担任，结果该教员不负责任，群众非常不满意。之后，县里派来一名女教员，毕业于太原友仁中学，从敌占区回来，同样有不良嗜好，上课不负责任，并且还和上学儿童玩赌博游戏，引起群众的不满。县里派来的第二位教员是静七区武家庄人，本村高小毕业，在抗战前担任过五年小学教员，1940 年敌人在静宁南沟建立据点后，回家务农。曾经在日伪建立的新民学校担任教员二个月，并参加过国民党，在民国十六七年才脱离。
当时由于条件所限，各类学校的教材印刷困难，数量有限，根本不能满足根据地学生的需求。比如当时的《国语课本》和《算术课本》皆适用于高初小学学生，在当时仍然是一书难求。《国语课本》在内容上有《请毛主席来望望》，《给毛主席拜年的信》等文章，其他是常识性、思维性及具有趣味性的文章。当时静宁不少学生就读于宁武县芦草沟抗日完全小学（后改编为晋绥六分区完全小学），直到抗日战争结束，学校一部分学生调贺龙中学学习，另外一部分学生由梁跃光、王法文老师带领成立了范亭中学。范亭中学曾在今静乐县中庄乡盆子水村办过，后来迁往今宁武县（曾属静宁县宁五区）的圪廖村。据今静乐县史家沟村曾经的范亭中学学员李金良回忆，其时学校校长温宗祺、副校长王法文，教职员工达到200多名。老人清楚记得师生有丁贵园、 郭富梅 、赵文金 、弓进存 ，武萍（又名爱鱼，静宁县县长刘震之爱人）、腾瑞、时曙明夫妇、王荣（又名淑瑞）等。当时学校设有示范班、中学班、补习班各一。
1941年11月12日晋西北专署发出《关于冬学》的指示信，要求各县成立冬学，利用农村在冬闲时开办季节性学校，推动了村干部和群众识字和文化、政治学习。教材的不足，往往以各种报纸、杂志、旧课本来弥补。冬学这一教育形式，较大的普及了教育面，不仅仅使农民有了学习知识的场所，更为那些辍学的学龄儿童提供了重新学习的机会。
静宁各冬学虽然处在敌寇不断的“扫荡”下，至1942年初仍然已成立冬学37处，学员1400余人，他们提出条件，向宁武县发动挑战。宁武的武学，据不完全统计，已有67处，学员3000余人。其中二区成绩最好，各冬学每俩天开一次小组会，上了十几天课，有些学员已认会40几个字。当时宁武一面积极响应了静宁县的挑战，一面自救会提出冬学中模范干部和会员的条件，相互挑战，来保证和静宁县竞赛的胜利。
慢慢的，学员政治文化学习情绪很高，有很多青壮年已能写信看报。接受冬学的群众和儿童越来越多，很多儿童自短期内认识了很多字，学会了记账、写通知、开路条，做到了生产学习两不误。冬学也就变成了长期学校，其功能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揭露日军侵华罪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其次是揭穿顽军不抗日专反共的阴谋和祸国殃民的事实，提高群众的认识。同时在冬学内向群众贯彻减租、减息和实行合理负担的政策，提高群众觉悟，调动基本群众(雇农、佃农、贫农)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当时通过冬学和群众会议等场合，初步组织了农会，青会、妇会和民兵。他们在冬学以政治学习为主，同时也学文化。
1940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指出：发展抗日文化运动，不但是当前抗敌的武器，而且是在思想上、干部上准备未来变化与推动未来变化的武器、静宁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非常注重根据地文化建设，运用各种办法活跃群众文化生活。但在当时战争年代，只有戏剧这个形式是适合当时当地的娱乐文化活动。后来办起了好几个剧团班子，如七泉坪的道情、盆子水的道情、下官庄的综合剧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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