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之后，经济社会结构持续发生着深层次的变化，工人队伍发展出现了新情况，面临一些新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并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一）要警惕和防止过早“去工业化”的问题
近若干年来，有几个方面的因素推动了“去工业化”的过程：一是劳动密集型工业企业的人工成本较快增长，利润空间压缩，大量资本退出劳动密集型工业；二是保护环境的约束大大提高，相当一批粗放经营、环保不达标的中小工业企业退出；三是“90后”青年的择业观念发生很大改变，我国目前每年800多万高等教育毕业生，进入工业企业的比例很低。这本来是社会现代化的一个必然趋势，也是在工业化后期必然产生的结果。但制造业在我国发展中具有特殊的重要位置，过早的“去工业化”是一个很大的危险。这种“去工业化”的职业结构变动，带来整个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下行，而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持续经济增长，主要依赖的就是劳动生产率及其增长率的不断提高。当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很大程度上要依赖技术创新，但这需要长时期的努力，在这个过程中过早的“去工业化”会造成很多负面结果。
（二）要高度重视城镇化对农民工“吸纳能力不足”的问题
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我国城镇化率虽已达到中等水平，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要从减少农民入手，加快农民工的城镇化吸纳，为提升城镇化水平提供持久动力。但我国城镇化对农村农业的辐射力仍然不够，对农村劳动力吸纳不足。一方面，中小城市户籍的“含金量”较低，吸引力较弱。虽然中小城市生活成本低、工作地点离家较近，但各种资源大都集中在省会及以上城市，中小城市就业机会有限，工资水平较低，且教育、医疗、交通等资源相对匮乏，以至于农民工宁肯千里迢迢地从家乡到东部沿海地区务工，也不愿在家乡附近的中小城市打工。另一方面，农民工落户中小城市的意愿不足。户籍限制放开后，农民工融入中小城市的机会和可能性会有所提升，但户籍放开只是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起点。中小城市，特别是中西部地区中小城市就业机会有限、公共资源不足制约了农民工定居中小城市。这就需要进一步加大力度深化城乡管理体制、户籍制度、土地制度、住宅制度、公共服务供给制度等一系列改革，加快农民工的城镇化吸纳，进一步提升我国的城镇化水平。
（三）要特别注重互联网等物流和外卖工人的权益保护
与互联网相联系的新零工就业的迅猛发展，对促进我国居民消费、物流业发展和经济复苏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目前对物流业工人，特别是对卡车司机和外卖小哥的权益保护一直存在缺失，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技术变迁和平台经济加剧了卡车司机、外卖小哥劳动的“不稳定性”。互联网与智能手机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物流业的组织与运作模式。卡车司机、外卖小哥与互联网平台型组织的复杂关系已经难以用现行的法律关系界定。二是卡车司机、外卖小哥的职业生态不断恶化。在竞争加剧、管控趋紧、运价下降的背景下，卡车司机、外卖小哥的劳动过程与工作组织也越来越趋向于严苛的理性化和效率化。“ 货运机器人”“外卖机器人”等词被经常用来形容卡车司机、外卖小哥的“赶工游戏”。三是对互联网平台的法律监管滞后。由于“新型劳动关系”的相关法律法规还没有出台，配套制度也不完善，导致了对互联网平台的法律监管滞后。处于技术垄断地位的平台，因为没有法律的监管，很难确保卡车司机、外卖小哥的正当利益。同时，卡车司机、外卖小哥比传统用工模式下的工人更为弱小和分散，难以维护自身权益。
（四）要密切关注工人队伍内部不同群体社会保险差异较大的问题
工人阶级队伍内部社会保障差异较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城乡工人社会保险参与差异较大。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和医疗保险的比例较低，跨省转移接续难。城镇职工在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的参与比例要比农民工明显偏高。二是不同所有制单位的职工参加社保情况差别较大。第八次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显示，在公有制单位，基本养老和医疗保险的覆盖率较高，分别达到90.1%和 91.7%，而非公有制单位的覆盖率则低不少，分别为73.3% 和74.9%，两者存在明显的差距。同时，部分企业存在社保未缴费、不足额缴费、不按时缴费的现象。部分职工未纳入制度覆盖范围，职工劳动合同中没有（包括不清楚）对社会保险有明确规定的达24.8%；没有办理（包括不知道）失业、工伤保险的职工比例分别达31%和23.6%。
（五）要着力解决工人队伍的技术技能素质存在的短板和弱项的问题
工人的技术技能素质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高质量发展是做实、做强、做精制造业的生命线。目前，我国工人队伍的技术技能素质存在三个方面的短板弱项：一是制造行业从业者的受教育程度整体还偏低，还不能完全满足制造强国发展战略的需要，技术技能素质还存在较大提升空间；二是高素质、高职称的技术工人数量明显不足，所占比例偏低，存在较大需求缺口，智能设备技术工人更是严重缺乏。三是技术工人的收入偏低，对于技术技能提升的激励不足。目前，在企业中高级技术工人的收入与一般管理人员相比并没有优势，而且岗位培训和技能提升对于技术工人的收入和晋升并没有明显作用，大大影响了工人提升技术技能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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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培林，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教授； 摘编自《学术月刊》2021年第9期，原题为“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工人阶级构成的变化和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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