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这是几年前写的一个未定稿。今天看来还有些价值，发表出来供感兴趣的同志参考。（江宇)
科斯定理，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一个理论基础，也是我国主张完全市场化、全面私有化的学者的理论依据。但实际上，我国社会对于科斯定理有普遍的曲解。科斯定理本身是一个分析框架，并不包含“市场经济好还是计划经济好”、“公有制好还是私有制好”等确定的政策性结论。而我国一些学者按照自己的需要，通过修正科斯定理的前提条件，引申出“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是最优的经济制度”、“产权改革是改革的核心”等观点。
本节利用科斯定理以及近来西方经济学关于契约理论、信息经济学和机制设计理论的新进展，解释20世纪50-70年代我国为什么实行计划经济。是为了说明：（1）解释和评价计划经济制度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历史合理性；（2）说明西方经济学的具体方法和工具是具有客观性的，并不包含意识形态成分，但是如何运动这些工具所得出的结论，哪些结论能够得到传播并影响政策？这是同研究者的立场有关系的，从而需要我们对西方经济学的积极意义和消极作用做全面的认识。
科斯定理，主要是分析自由市场和政府管制关系的一种分析框架。狭义的科斯定理的表述是：“只要交易成本为零，在清晰界定产权的基础上，通过社会成员的自由交易，就能够达成令各方都满意的结果”。这个结论肯定了私有制和市场的有效作用，但是有几个前提，并且这几个前提是非常严格的：
第一，假设交易成本为零，这在现实中很难实现，一些交易的交易成本很高，一些交易根本无法达成。例如，要用市场的方式解决空气污染的问题，就需要同时和受到空气污染的每一个人进行交易，交易成本高到使交易无法实现。
第二，假设一切物品的产权都是可以清晰界定的，并且界定产权没有成本，这也不符合实际。
第三，即使前两个条件成立，自由交易的结果也只能使交易各方满意，但是交易各方满意的结果，未必是对社会最优的，也未必是对交易各方最优的，因为人的理性和知识是有限的，比如卖淫、毒品买卖也是双方自愿的，但对社会和交易双方来说都是危害。
也就是说，科斯的本意是“在交易成本为零和一切产权都能清晰界定的情况下，私有制和市场是最优的制度”，而我国一些学者（如周其仁）则将其改为“市场机制本身就是交易成本最低的制度”，从而得出市场万能的结论。这就是把科斯的假设和前提，当成了现实中的事情。把科斯的“如果交易成本为零”，去掉“如果”二字，篡改为“市场经济必定比政府交易成本低”。
从广义上说，科斯定理是西方经济学中分析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一个框架。科斯在1935年发表的《企业的本质》一文中提出，一切交易都有交易成本，当交易成本过大的时候，通过自由市场的交易就没有效率，这时，另一种更有效的办法就是，把交易双方“内部化”，组成一个企业，在企业内部实行指令性的方式，从而提高效率。例如，一家汽车厂既可以从市场上购买每一个螺丝钉，每一个零件，但是这样的成本很高，所以汽车厂自己也生产一部分零件。企业的总部和车间之间，不是购买和交易的关系，而是行政指令的关系。
但同时，取消了交易成本的同时，又产生另外一种成本，那就是管理成本：企业内部实行指令性计划也有操作的成本。因此，企业的边界就是由两种成本的相对大小决定的：如何交易成本小于管理成本，那么就通过市场的方式交易，如果管理成本小于交易成本，那么交易各方就倾向于组成企业，企业和企业之间通过市场交易来调节，而企业内部的各种生产要素通过行政命令来调节。
80年代之后，随着契约理论、信息经济学的发展，对于科斯提出的这一理论框架又进行了扩展。其中，不完全契约理论认为，市场主体之间的契约，可能是完全的，但是更可能是不完全的，所谓契约不完全，就是契约不能完全规定交易双方的行为。契约不完全的原因包括：存在不确定性，交易双方都无法预测将来的环境变化。对于具有专用性的资产，可能存在“敲竹杠”，例如等对方完成生产之后再反悔，迫使对方降价；等等。在契约不完全达到一定程度时，通过契约交易的方式就没有效率，甚至难以达成交易了，这时另一种有效率的办法就是交易各方实行“一体化”，把交易内部化，通过指令来代替交易。
综上所述，市场更有效还是计划更有效，至少取决于三个方面的因素：（1）交易成本和管理成本的相对大小。交易成本小，则市场有效，反之计划有效。（2）契约不完全的程度，契约完全，则市场有效，反之则计划有效。（3）一个经济体要实现的目标。
由此可见，科斯定理（及其相关的一系列理论），仅仅是给出了“如何判断市场好还是计划好”的分析框架，并未给出具体结论。而我国一些学者则直接把自己关于完全的自由市场、完全的私有制是最优经济制度的结论，套到“科斯定理”的头上。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对于中国实行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就是整个国家成为一个“大公司”，企业的边界就是整个国家，取消一切市场交易。正如列宁所说的“国家辛迪加”那样。这些学者不加论证地认为，这样大规模的“国家公司”，必然是没有效率的。
应该说，这种说法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直觉。但是，这种说法是直接用现成的理论套中国的实际，并没有像他们的老师科斯那样，具体分析当时的历史环境和约束。实际上，我们按照科斯的框架来分析，当时中国面临的各种可能选择，就会发现，计划经济是具有相当的历史合理性的。
首先，重工业具有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当时只有在较大范围实行计划经济，才能使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成为现实。与今天不同，建国初期，中国的工业体系是零散而不成体系的，对于那些重大工程，只有在全国范围调动资源，才能实现必要的规模和范围经济。
其次，重工业和基础建设，是“同未来的交易”，市场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重工业和基础建设，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在当期并没有充分的市场，而只有整个工业体系建成，基础设施充分之后，才能对其他行业和人民生活发挥效益。从新中国的实践来看，这一过程起码持续了20年以上。靠市场的激励，私人部门无力提供这些产品。有人会问，那么政府出钱购买，让私人部门生产不好吗？这是郢书燕说之言。如我们 分析，当时的重工业和基础设施，是通过密集的劳动力投入和低工资水平来实现的，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国家依靠国家信誉和对未来收益的期望，来动员和号召人民无偿的付出。这一点，是私人企业和市场机制无论如何做不到的。
第三，在当时的情况下，市场交易有很大的交易成本，实行市场经济，则无法实现工业化目标。例如，最重要的市场，粮食市场。旧中国，之所以未能实现工业化，一个重要原因正是因为在粮食交易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食利者阶级，他们买进卖出，高买低卖，囤积居奇，造成国家无法把全部剩余用于工业化发展。一些重要的市场不存在。重工业没有市场，国防品没有市场。
第四，恰恰相反，当时中国共产党恰恰有降低管理成本、实行计划经济的客观条件。中国共产党具有一支深入基层、令行禁止、威信崇高的干部队伍，有调动全国各方面资源的能力，这就使得，当时实行计划经济比实行计划经济有更好的管理条件。
相反，当时的市场经济的主体的工商业者，固然有一大批爱国、诚信经营的创业者，如荣毅仁这样的，但同时，在旧中国的社会环境下，工商业者免不了同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官僚资本和农村的封建势力合作。还有相当一部分工商业者从事投机生意，对基本生活物资囤积居奇，腐蚀政府官员。抗美援朝中，前方将士浴血奋战，后方政府采购的药品和棉纱中却出现假冒伪劣商品，加重前线伤亡。这些都说明，实施计划经济有着历史的必然性。
第五，最后补充说明，中国计划经济时期，从未消灭市场作用，“国家辛迪加”的比喻，并不适用于中国。中国的计划经济，并没有像苏联那样，把国家变成一个大公司，从上到下层层实行指令，把产量计划具体到每一个企业和生产队。实际上，中央只确定主要产品的计划，这种计划并不是严格的。而在地区和企业之间，除了重要物资的调拨之外，市场交易仍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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