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在“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成立以后，很快投入决议的起草工作。他以《历史草案》为基础，当月写出第一个稿子。他的稿件对六届四中全会有了新评价，强调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作用，并指出检讨党的历史路线的意义：“这种总结是为着把党的历史问题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以便使全党能够正确地了解党的历史经验，同时也便于团结更多的同志为党工作。” 中央办公厅原秘书张树德回忆说，“为了赶时间，我们是连夜复写的，手指写得发痛，都起了硬块。弼时同志有时还站在我们背后看我们（复）写。那时，我们点的灯是麻油灯，弼时同志看到光线太暗，特意请陈琮英同志替我们找来延安当时很少有的蜡烛。” 其后，胡乔木以这一版草案为基础，重新起草了一份稿子，任弼时又修改了3次。这一版稿子，概述了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至全民族抗战爆发10年间中国共产党曲折发展的历史，强调了毛泽东在斗争中对中国革命的军事建设、政权建设和党的建设等问题的实践和理论探索，概括了王明“左”倾路线及其形成的历史原因，以及他在思想、政治、军事和组织上的严重错误。 大家对这一稿仍不满意，由于任弼时工作繁忙，中央又指定张闻天参加修改。张闻天重新构思，把“历史决议”对历史问题做结论的起点从六届四中全会提前到了1927年的大革命失败，使这个稿子不只是对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的历史做决议，而是对大革命失败以后的十年内战时期的历史作决议。 张闻天修改后的稿子，用16开的纸抄清有46页，约1.3万字。从1945年春开始，毛泽东在“抄清件”上亲自修改，至少参与修改了7次。 在第一次修改中，毛泽东把题目从《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定（草案）》改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历史决议”的题目就此定了下来。他还点明，对于这十年内若干党内历史问题，尤其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做出正式的结论，是有益的和必要的。 在第二次修改中，毛泽东进一步强调了六大的正确方面，辩证分析了六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中央的积极面和错误面，并深切怀念了坚强不屈、慷慨就义的同志。他还明确将此前由党的七大讨论“历史决议”的提法，改为由中国共产党第七次扩大的中央全体会议讨论，以使七大可以集中注意力于当前政策问题，“才真正是团结党内党外抗日建国”。 毛泽东第二次修改后，排成铅印稿，分送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刘少奇、任弼时和其他40多位领导征求意见。胡乔木回忆说：“《决议》起草委员会有一段时间工作很紧张，几乎每天开会，开了几个月。” 第三次修改集中力量叙述从六届四中全会到五中全会期间“左”倾路线的发展过程及各方面的“左”倾政策带来的恶果，基本上形成了后来“历史决议”关于这段历史叙述的大体格局。毛泽东还在结尾部分加写了一段话，阐明党在一个时期犯错误是局部现象，党通过克服缺点、改正错误而更加坚强。 在接下来的3次修改稿上，除了有毛泽东的修改笔迹，也有其他领导干部少量修改的笔迹。第五稿的亮点是毛泽东加写了一段话，指出“中国共产党自从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 第六稿汇总了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的意见，强调了毛泽东的思想和事业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代表，举起了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又参与了第七次修改。 谈及“历史决议”草案的修改时，毛泽东说：“我们现在学会了谨慎这一条，搞了一个历史决议案，三番五次，多少对眼睛看，单是中央委员会几十对眼睛看还不行，七看八看看不出许多问题来，而经过大家一看、一研究，就搞出许多问题来了。”“不是大家提意见，就写不这样完备。” 在1945年4月15日，又有了第八次修改稿，将原稿结尾部分的两段话独立成第七部分，从而形成了稿件的基本结构。也就是说，“历史决议”稿的总体布局和主体内容，经过反复修改，直至拿到六届七中全会最后一次会议上讨论的前5天，才大体定型。 在这次会议上，《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经过表决原则通过，个别意见委托给七大以后的中央去采纳修改。博古说：“这个决议是在原则上很严格，而在态度上对我们犯错误的人是很温和的。我了解这是给我们留有余地。治病救人，必须我们病人自己有觉悟，有决心和信心。”毛泽东发表讲话说：“这个文件比较好，把治病救人两方面统一起来了。错误不是少数人的问题，全党大多数干部有这种病菌，非进行教育不可。”“过去政治上犯过错误的同志现在都改正了，要像决议上说的，像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 六届七中全会闭幕后，七大随即召开。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讨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定继续由任弼时牵头组织修改，并提交下次会议最后通过。这次修改增写了一段对毛泽东思想总的论述，强调了毛泽东在一些重大革命关头的作用，形成重要表述“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体系”。 8月5日，“历史决议”草案最后稿出炉，内容分析和文字表述都更加严谨、准确和完善。4天后，这份凝结了全党智慧的决议在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一致通过，并于8月12日正式印成党内文件。胡乔木评价说：“用这样的形式总结历史经验不仅是我们党的建设的一个创举，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编辑《毛泽东选集》的过程中，毛泽东提议将这份“历史决议”作为附录编入，后编入第三卷于1953年4月出版。 第一个“历史决议”共分7个部分。其中，第一、第二部分是为解决主要问题所做的铺垫，总结概括党成立以来24年的历史，将其划分为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这3个时期，并回顾总结了前两个时期的历史。 决议的第三、第四、第五部分是重点，主要解决批判“左”倾错误路线、确立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地位的问题。第三部分总结了1927年至1937年党内发生的“左”、右倾偏向。第四部分从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思想上四个方面对“左”倾错误进行分析。它首先阐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内容，而把错误路线放在与正确路线相比较的过程中展开叙述。第五部分则分析了“左”倾路线产生的小资产阶级社会根源。 决议的第六、第七部分是结尾，明确克服“左”、右倾思想的政策和策略，强调“二十四年来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了，并且还在证明着，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我们党和全国广大人民的奋斗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更普遍地更深入地掌握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结果，必将给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伟大的进步和不可战胜的力量”“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必将使中国革命达到彻底的胜利”。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党的七大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图为代表步入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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